8月19日，南方农村报报道了湛江廉江市“幸福工程”（>>>详情），一项旨在破解农村大龄青年婚恋困局的探索。

报道中提到，今年1月起，廉江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幸福工程”全面实施，由市镇村联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交友渠道、移风易俗、婚恋教育、发展产业、置业支持等方面系统发力，为大龄青年创造更好的婚配条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长期关注农村青年婚配难题。其课题组基于全国26个省（市、区）、119个村、1785个农户的调查报告指出：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

“廉江市的举措有助于引起大家对‘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的重视，值得推动和探索。”近日，黄振华接受南方农村报采访时表示，“幸福工程”一定程度上能“对症下药”，但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是一个长期问题，破解结构性的难题任重道远。

廉江市部署实施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幸福工程”，发动社会力量在乡镇举办公益相亲活动。（受访者供图）

男女比例失衡与高价彩礼环环相扣

“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婚配难，不只是两个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黄振华谈到，农村的婚恋困局，根本原因是适婚男性的数量远多于女性。此外，还和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等因素相关。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乡村人口性别比为111.36，即每100名女性对应约111名男性，男性人口约1716万人，女性人口约1541万人。

黄振华指出，农村性别比例失衡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其一，受过去“重男轻女”生育观念的影响，出生人口中男性数量长期多于女性；其二，农村青年大量外出务工，不少适婚女性选择在外成家，而男青年因收入有限、经济条件受限，难以在务工地扎根，更多地选择返乡结婚。

“男多女少的现实，直接推高了彩礼水平。”黄振华分析，适婚男女数量失衡，使得女方在婚恋市场上占据相对优势，因而会对彩礼、婚房等条件提出更高要求。据他调研观察，彩礼高低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关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彩礼越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反而越高。“彩礼一旦形成门槛，就会产生攀比心理，在农村熟人社会里，数额只能涨不能降。”

在推进移风易俗方面，黄振华建议，订立村规民约时，要和村民充分沟通并听取其意见，达成共识后再进行签字，并张榜公布，“这样才能发挥村规民约的效力”。

对于整治“天价彩礼”，黄振华提到，要依靠农村的一些内生机制来化解，从村庄内部寻找答案。这需要调动老干部、老党员、教师等具有一定权威的主体，发挥其带头作用。此外，利用村庄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尝试积分制、集体婚礼、村内奖励等体制机制创新，缓解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的问题。

乡村振兴是破题关键

在廉江走访过程中，有基层干部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一些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乡镇，大龄未婚青年比例相对较低，偏远山区或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则比例较高。

例如，良峒镇中岭村在2017年之前是一个无产业、人口外流的村庄，当地曾有“好女不嫁中岭村”的说法。2017年之后，依靠番石榴等产业发展，仅靠番石榴种植和加工，产值达到7000万元左右，村民也实现了就近就业。

中岭村的番石榴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务工增收。

良垌镇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维敏，2017年至2025年担任中岭村党总支部书记。他表示，经济发展对婚配问题有所缓解，2017年时村里大龄未婚青年超过400人，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如今只剩200余人。

对此，黄振华表示，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推广，中国的男女性别比例会逐渐改善；在此基础上，经济因素造成的人口流动，在解决婚恋问题上会变得更加重要。

“当乡村资源和产业匮乏时，年轻人倾向选择进城务工。但是，当乡村产业得到发展后，就能把人留在农村，甚至反向吸引城里的年轻人扎根农村。因而，外嫁不再是农村适龄女性的最优选择，村里男性也有财力结婚。”他分析。

但黄振华也提醒，个别村富裕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若人口从薄弱村庄向富裕村庄单向流动，反而可能加剧地域不均衡。因此，必须从全国层面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整体提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让基层既能留得住人，也能让年轻人“成得起家”。

城市化发展也对传统婚恋观念造成一定冲击，部分农村青年婚恋观念有所转变。黄振华认为，这是现代化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在农村是少数，但并不代表要放任。

他指出，可以从当下开始解决，先用短期的政策解决一些眼前的问题，同时部署一些中期和长期的政策。“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还是要鼓励成家。但不适合强制手段去推行，更多还是需要支持引导。”

采写：南方农村报见习记者 蒋宇恒

记者 袁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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