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因为大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APEC每年提供的面对面交流机会,强化了沟通渠道。”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于深圳举行之际,香港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邓希炜在接受南方+、South记者专访时,对APEC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前,澳门、香港相继承办APEC部长级会议。邓希炜分析称,粤港澳三地“一会多城”联动办会,展示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比较优势、协同效应。他认为,相比较全球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具备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金融贸易三大优势,这种跨境协同发展可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贡献“中国方案”。

香港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邓希炜
“一会多城”是大湾区协同效应具体体现
2026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于深圳举行
“中国是APEC东道主,国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承办地,体现了这一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邓希炜表示,大湾区既拥有广东各城市在新科技、新产业方面的优势,也具备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APEC在大湾区“一会多城”的安排,是粤港澳大湾区发挥城市比较优势、协同效应的具体体现。
香港和深圳两座城市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协同效应,能够让与会成员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经济的最新发展,也能看到香港仍然是一个高度国际化、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以及全球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有人担心,中美同属APEC成员,许多议题可能难以讨论或成效有限。”邓希炜则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变化的背景下,APEC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凸显。“恰恰因为两个大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APEC每年为双方领导人和代表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反而强化了沟通渠道。因此,APEC的价值比以前更高。”邓希炜分析说。
以此次在香港召开的APEC财长会为例,邓希炜认为相关声明体现出明显的民生导向,整体令人鼓舞。当下,全球经济受到AI等新技术冲击,金融发展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并未能充分惠及中小企业和家庭背景较弱的群体。
因此,财长会特别强调普惠金融和民生支持,呼吁各成员经济体加大对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并通过相互支持解决融资难题。各经济体可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其中:财政空间较充裕的经济体,政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而部分经济体虽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却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对此,APEC财长会也探讨了公私合营等投资方案,这些讨论都较为务实。
“在地缘政治持续冲击全球的背景下,APEC成员经济体仍能暂时搁置分歧,在能够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推进合作。”邓希炜说,成员经济体展现出平和、务实的合作氛围,共同讨论全球面临的挑战,这是值得肯定的积极信号。

香港
香港角色转型:从“前店后厂”到“前研后产”
作为APEC的成员经济体之一,香港一直深度参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也长期扮演着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重要角色。
回顾香港与珠三角的经济关系,邓希炜梳理了这一模式的演变脉络。“前店后厂”模式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当时越来越多香港工业家把生产环节迁往珠三角。
“经过多年发展,珠三角已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中心,而是逐步转型为创新中心和科技中心,发展成为高增值、高端制造的重要基地。”邓希炜指出,过去二十年,制造业在香港整体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约1%。
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对工业没有贡献。邓希炜强调,香港在全球供应链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主要集中在上游的研发和设计,以及下游的测试、品牌打造、国际化推广等环节。
“如今,不少内地企业正通过香港走向国际市场;在产品进入不同国家时,往往还需要处理文化差异、品牌价值、品牌效应以及售后服务等问题。香港作为专业服务中心,在这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邓希炜说。
他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概念:“香港的新定位可概括为‘前研后产’——香港负责研发和前端创新,大湾区内地城市负责生产和产业化。”过去几十年,内地市场规模已显著扩大,许多原本以出口为主导的工业企业如今也大幅增加内销比例。因此,香港在“前店后厂”中的角色,正逐步从“前店”转向“前研”,形成新的分工格局。
邓希炜认为,香港仍然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相比,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为香港提供了独特的法律、金融和营商环境;二是香港长期与海外保持联系,具备深厚的国际商业视野和制度衔接能力;三是香港能够吸引来自全球的国际化人才,拥有成熟的国际网络;四是香港的市场和应用场景更接近海外市场,不少内地品牌往往首先选择在香港试水。
此外,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完善,涵盖银行、会计、法律保障以及合规管理等领域。“企业通过香港进行出海活动时,能够更便利地满足国际合规要求,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邓希炜说。

香港中环花坛里的APEC标志
制度创新与专业服务合作的“最后一公里”
邓希炜认为,与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除了人口规模最大之外,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同时具备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金融贸易三大优势,而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往往只侧重其中一两个方面。这一复合优势也为香港发挥专业服务功能提供了更广阔空间。
不过他也坦言,香港过去虽一直以专业服务见长,尤其以金融为核心的各类专业服务取得了显著成功,“但仅靠金融及其周边的专业服务,并不足以支撑香港形成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内许多城市和行业,其实非常需要香港在上游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融资、投资服务等方面的支持。“然而,香港不少专业服务提供者开拓市场时,往往只关注本地或海外成熟市场,却忽略了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拥有超过87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邓希炜说,这也意味着协同合作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前景时,邓希炜表示,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城市,在与内地在制度衔接方面仍有创新空间,例如数据互通、资金流通和人才互用等。”他以深圳前海为例,前海近期推出多项新举措,包括让更多香港人在前海工作并享受“港人港税”安排,以及吸引更多有规模的香港企业进驻。
展望未来十年,邓希炜认为香港若要继续保持国际贸易中心地位,需要在三方面加强:一是硬件配套的数字化升级;二是发展更有深度的贸易服务,特别是贸易融资和贸易金融创新;三是供应链风险管理。“随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对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香港的专业服务团队,包括法律、金融等方面的专家,正协助内地乃至全球企业应对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挑战。”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他充满信心:“只要城市之间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推动制度创新,就能促进更有效、更协同的湾区合作。香港与深圳乃至广东的协同效应,不仅对大湾区意义重大,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邻近城市、欧洲东西部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参考价值。”
文字:南方+记者 陈彧
摄影:South记者 许晓鑫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