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1936年10月到2026年10月，神州大地，换了人间，但那次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红军长征过广东等主题，本期《理论周刊》重点推出3篇理论文章，敬请关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文 | 蒋建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走向。

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

横亘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止有上百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空前劫难，不止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深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之急迫，也不止恶劣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寒冷、饥饿和煎熬，还有统治中共中央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发展到极致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干扰。

在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前的14年历史上，党的最高负责人和领导集体成员更迭频繁，究其原因，除去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造成党主要领导职位的变更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之外，主要是因为没有形成一条成熟的思想路线。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坚定的党性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逐渐养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作风，以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指挥枪原则的高度自觉，从而在危难时刻独立自主地在遵义会议上完成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党的伟大转折。从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力行并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逐步为全党所接受，端正和树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的政治路线，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陈云同志当年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取得西征的伟大胜利时明确：“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的完成”“我们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浴火重生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后来发展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些不仅是最终夺取长征胜利，而且是中国革命从此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完成党的领导核心和红军主要力量的北移

红军长征有三大历史背景：一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遭遇失败，使中国革命产生严重危机；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三是不大被人关注的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向北转移。

中国的南方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是传统的革命中心，虎门销烟和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北伐战争）等都是由南方向北方蔓延的。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发生转变。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江浙财阀的支持，于1928年底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中国北方的封建统治势力则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在新军阀混战中胜出的蒋介石政权，对中共在南方建立的各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剿”，海陆丰、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等，都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由此引发人数超过30万的东北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兵力达10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平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当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与此相关，和以往各路红军分别在各个根据地独立作战不同，长征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号令下的协调行动。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征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主力探路，红二十五军以第二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分别揭开长征的序幕和给予中央红军长征以有力的配合。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由于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有力的战略配合，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使得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长征中，全体红军指战员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在极端险峻危急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迸发。特别是在经历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峻斗争之后，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途中各路红军的相互密切协作，包括战略的策应、战役的合作、会师时的合组改编，以及各路红军内部共有的官兵一致和民主平等，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并凝结为最终推动全军跨越万水千山抵达胜利彼岸的强大力量。

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的主力，不仅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奋斗，而且最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号令齐聚西北，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路红军分别在不同的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局面，第一次都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自北向南推进并最终取得全国性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

找到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和长期稳定的大本营

各路红军在长征中一路征战，一直把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长征的直接目标。起初的重点是粉碎国民党军对老根据地的“围剿”，保存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创建新根据地的区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并试图与传统的革命根据地形成呼应。如中央红军先后试图在湘西、黔北、成都之西北或西南、川滇黔交界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这些努力一一落空。

与此相应，红二、红六军团先是创建了以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重新踏上长征征途后，1936年2月，又在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了黔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则是创建了川康边根据地（分川西北、康北和川康边三个时期）。这些根据地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一个月，长的一年半，成为了各路红军长征途中的休整地和物资、兵源的补给地，是再出发的新起点，对于夺取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或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或是因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或是基于战略发展需要的考虑，这些根据地都没有成为红军最终的落脚点。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但实际上受长征发生时期的历史背景，受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受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所制约，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乎长征道路的问题。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要寻找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是既定的；中共中央最终确定在陕甘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是红军由南向北一路转战中用血的代价摸索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当然，背靠苏联、外蒙可做战略依托，也是中共中央确定发展西北根据地的重要考量之一。于是，“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吴起，连续发动取得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的胜利，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巩固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后来曾饱含深情地指出：“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和长期稳定的大本营，成为人民军队投入抗日民族战争的出发点和战略基地，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此展开新的篇章。

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

红军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解除自身危机，挽救中国革命的拼死搏斗，同时也是北上抗日前线，发动全民族抗战，肩负拯救民族危亡责任的英勇壮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秉持自己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初心使命，连续发布多个号召抗日救国的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等文件，“直接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成为苏区军民持续高涨的呼声。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成为一个个切切实实的行动，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征程是曲折前进的，中共中央再创中国革命生机的努力，与关于如何实现北上抗日的探索，与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选择，是交织在一起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通过电讯了解到侵华日军发动华北事变的消息后，将抗日救亡摆在更为显著的位置，这成为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以陕甘为长征落脚点的主要因素。9月28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时指出：“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中共中央适时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12月10日，刚刚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其意义是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的毛泽东，不无自豪地宣布：“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记录，胜利地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17日至25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帮助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标志着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立。

随后，中共中央开始实施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动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逐步实现由“反蒋抗日”到“抗日反蒋”，再到“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转变。于是，指引实现胜利大会师的各路红军的旗帜，不再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而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历次斗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而红军长征的胜利，则可以说是揭开民族复兴的序幕。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不仅率部完成中国革命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自南向北的适时转移，领导工农红军的长征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且在随后爆发的全民族抗战中，成为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们和各路红军逐步发展成为坚持抗日的中流砥柱；参加长征的4路红军跨越14个省（现今15个省区市）2亿人口的地区，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就积极倡导和不懈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结起海内外的亿万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铸成新的长城，并成为最终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

“红军长征过广东”的历史意义

文 | 易立 叶浩豪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广东是中央红军离开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10月25日到11月14日，中央红军在粤北征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层层封锁线，征服了连绵的五岭山脉，打开了西进的道路。虽然只有短短21天，却成为红军长征辉煌历程中的重要篇章，始终激励南粤人民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运用统战思维达成停战协议，在“借道”广东中保存了中央红军有生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虽然在国民党内向来以坚决反共著称，但对“围剿”赣南中央苏区红军并不积极。因为在他看来，赣南和粤北苏区是防止蒋介石中央军吞并广东地方力量的有力屏障，并且苏区和陈济棠粤军之间还存在经贸联系。因此，陈济棠成为长征路上中共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在战略转移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曾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并向周恩来提出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接受了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

通过统战，中共在军事上有效利用粤系与蒋介石方面的矛盾，促使陈济棠权衡利弊，产生避战求和的意愿。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乌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稳定了南线的战略局势，为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借道”广东向西挺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周恩来总结说：这次谈判“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因此，中央红军过广东期间，得以最大限度避免与敌人正面对抗，有效保存了战斗主力，同时也为党的统战工作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前夕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运用，充分印证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是完全可行的。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重要法宝之一，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巩固和发展。

突破敌军封锁线继续西进，在突围克难中锻造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

在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之前跳出包围圈。虽然同陈济棠签订了停战协议，但由于信息传递迟缓等原因，中央红军过粤北时仍受到部分粤军的抵抗。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进入粤北乘胜西进，凭借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相继取得了新田之战、城口之战、铜鼓岭阻击战、茶料阻击战等的胜利，为全军顺利通过粤北打开了通道。红军主力撤离后，敌人对红军经过和留有红军伤病员的地方派驻重兵，并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一起实施残暴的“清剿”。严峻形势之下，红军伤病员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湘江战役后，担任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损失惨重，余部数百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转入连县开展游击战争，为在湘粤边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面临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战士还要克服险恶的自然环境。粤北地区系五岭山脉区域，山高路窄，红军行军时非常困难。其中，位于湘粤交界、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王山，是中央红军进入粤北后需要翻越的高峰。《长征日记》中有人回忆：“大王山山势很险，森林茂密，满山荆棘，行军很困难……我们饿着肚子爬山，什么吃的也找不到。”红军人多，又牵着骡马、带着大量行李，行进非常缓慢。许多战士的脚磨起了血泡，头和脸被荆棘划出道道伤痕，衣服也被雨湿透了，又没有饭吃，加上寒风凛冽，形势异常严峻。《大王山上行路难》中记载：“路旁都是万丈悬崖，脚下的泥已经有一尺来深，每人都是提心吊胆地撑着手杖（每人预备好的树枝）一步一步的下去，有些地方连脚都站不住，战士们都成了泥狮子。”尽管条件如此恶劣，红军战士还是凭借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翻越沟堑，攻取碉堡，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征服了巍巍山脉，胜利通过粤北地区，继续踏上新的征程。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获取力量源泉，在宣传动员中播撒了革命的种子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依靠民众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经过广东期间，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每到一处都积极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纲领，宣传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使粤北群众深刻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劳苦百姓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从而用实际行动帮助红军排忧解难，积极支持红军。在南雄上朔村徐氏祠堂墙壁上，红军宣传员写下了《当红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用朴素的歌词唤醒当地群众的革命思想觉悟，激发群众加入红军的革命热情。红军在韶关城口休整期间和经过乐昌五山时，还在私塾学校、农户墙等处写下宣传标语，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领导者”，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正是这些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标语，起到了动员群众支持革命的积极作用。

除了做好宣传工作，中央红军经过广东时严明的群众纪律和真挚的为民情怀，也在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党爱民护民的良好形象牢牢扎根在人民心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对红军围追堵截，还在各地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并到处张贴布告，扬言若有支持红军的就“以通匪论处”，企图离间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对此，中央红军在广东期间以严明的群众纪律和革命模范行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污蔑。参加过长征的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李坚真曾回忆：红军“每进到一个村子，都严格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东西，借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的要赔偿，实在赔不起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并写张欠条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赔”。红军占领城口时，已是初冬时节，寒气袭人，加之连续行军作战，都已十分疲倦，急需休整。休整期间，红军始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征用群众的物资都会支付钱款，有时主人不在，就把钱款放在主人的菜地上、柴草堆旁或屋里。离开城口时，红军还把住过的街道、房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群众见红军纪律严明、斗争坚决，又亲民可爱，很受感动地说“红军真好”，纷纷自愿大力支援红军斗争，给红军当向导、提供情报，还在生活和物资上为红军提供口粮、蔬菜、稻草等用品，为红军顺利突围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主力部队撤走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掩护和精心救治失散的红军伤病员。正是因为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红军依然紧密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为长征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红军在广东期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一路行军、一路宣传，播撒了革命的种子，极大坚定了广东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推动了广东革命斗争的持续深入开展。红军将士在广东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实践，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活体现，成为红军长征留给广东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岭逶迤腾细浪”，万里征途从头越。红军长征经过广东的伟大实践，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取得长征的最终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孕育了伟大长征精神，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崇高革命风范。红军长征经过广东的21天，虽然只是万里征途中的短暂一程，但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深刻认识“红军长征过广东”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从长征历史中汲取信仰力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将激励南粤人民继续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处副处长

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文 | 吕艳红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红军在绝境中涅槃、在磨难中奋起的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彪炳千秋的英雄史诗。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砥砺前行。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险冲击、改革深水区的复杂矛盾、高质量发展的攻坚任务，我们需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立足历史、辩证、实践三重哲学维度，解码长征精神的内在逻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唯物史观明大势：

遵循现代化规律，坚守人民至上立场

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统一，历史必然性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开辟自身发展道路。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节点。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植根于党领导全体人民开展的自觉创造。从历史方位看，二者分别处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站起来”与“强起来”的关键阶段，一脉贯通，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链条上的标志性环节。

从历史发展规律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它根本区别于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原始积累和殖民扩张为历史前提的西方现代化老路，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推进现代化的。中国革命史已经表明，照搬西方制度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民族命运。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一般规律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趋势的必然展开，是适应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由之路。

从主体维度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构成红色精神传承的价值原点。在长征中，红军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战胜千难万险的深厚力量源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领导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伟大实践，同样以人民为根本主体：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本质要求，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根本立场：一方面尊重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坚持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紧紧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历史主动与强大动能。

以唯物辩证法察变局：

破解现代化矛盾，坚持在曲折中奋进

唯物辩证法以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与趋势。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典范，长征精神所蕴含的矛盾思维、发展眼光为新征程把握辩证规律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要求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并善于解决矛盾。回望长征，党正是在敌强我弱的矛盾格局中，准确把握民族矛盾上升的大势，以遵义会议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独立自主解决事关生死的重大问题，以高度灵活的战略战术促成矛盾向有利方面转化。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遏制打压与全球性风险交织叠加，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走好新的长征路，就要自觉运用矛盾分析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在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带动全局。

质量互变规律表明，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事物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长征精神的形成生动印证这一规律：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由一次次战斗、一程程行军累积而成，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正是失败教训与正确力量长期积累基础上的质变，长征精神也在日复一日的浴血奋战和群众工作中逐步凝结成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能一蹴而就，从解决温饱、实现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领导人民以一个个五年规划接续奋斗，积小胜为大胜，每一阶段性跃升都是量的积累基础上的质的飞跃。走好新的长征路，就要保持战略定力、反对急于求成，以脚踏实地的量的积累迎接现代化的阶段性质变。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表现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长征正是这一规律的真实写照：实现对错误路线的辩证否定和自我纠错，使中国革命在更高阶段上打开新局面，完成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螺旋上升。中国式现代化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必然经历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辩证否定过程；改革开放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推动制度成熟定型的过程。走好新的长征路，既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必胜信心，又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勇于自我革命、善于攻坚克难中把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以实践能动闯新路：

立足现代化实践，汇聚强国复兴磅礴伟力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长征路上，党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深化了对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铸就了实事求是、扎根群众的精神内核。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推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意识具有能动反作用，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极端艰难的物质条件下，正是坚定信仰和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支撑红军冲破围追堵截，使意识的能动作用得到集中彰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越是任务艰巨、环境复杂，越需要在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以理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信念之力托举复兴伟业。

坚持两个文明相协调，以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目标、物质条件越是改善，越需要强大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的支撑。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造成物质主义膨胀、精神世界空虚的深刻危机，从反面印证了两个文明失衡的危害。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历史实践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度契合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长征的历史课题在于革命力量的保存、发展与革命道路的重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建构。二者在历史方位、实践基础与中心任务上存在差异，却在精神层面呈现出深刻的连续性：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品格、独立自主的道路自觉、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立场以及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实践意志，构成贯穿二者的共同精神内核。新时代的长征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与革命精神传统之内在连续性的当代确认，其实质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与民族复兴的奋进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根本在于激活这一精神传统的实践效能，使之转化为把握现代化规律的思想资源、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纽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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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艳辉 庹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