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燕妮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财贸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图|由作者提供
全球金融分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和数字支付技术迭代,正在改变跨境资本流动与跨境支付方式。本文梳理跨境金融概念、理论演进和近年研究,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实践讨论中国跨境金融的制度创新。通过总结现有国际理论对渐进式开放、多法域协调和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的相关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发展需要在效率、稳定和制度衔接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未来研究可关注地缘金融分化、代币化支付、跨境数据治理和微观主体行为。
一、引言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深刻调整与重构阶段。经济全球化持续推动资本、技术和金融服务跨境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等因素,又使全球金融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叠加近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持续转向,显著改变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形态,使其表现出更高的波动性、更快的传导速率以及更广泛的溢出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展望》与《2024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的割裂正加速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碎片化”,令国际资本流动及金融资源的配置遭遇了全新的结构性难题。受地缘政治因素的掣肘,全球贸易与投资网络正发生重构,跨境资产配置日益显现出明显的“阵营化”倾向。对此,Gopinath等利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及证券组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理距离的拉大显著削弱了不同阵营间的经济关联度;Catalan等则聚焦于投资基金的资产配置行为,证实了地缘距离同样是影响跨境股票与债券配置的关键变量。这说明,跨境金融面临的约束已经从传统的汇率、利率和资本管制,扩展到制裁、数据规则、支付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等领域。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如何在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金融研究和金融治理的重要议题。
二、跨境金融发展的时代背景础
长期以来, 国际跨境支付主要依赖SWIFT报文系统和代理行网络完成资金清算和结算,但这一体系普遍存在交易链条较长、结算效率较低以及成本较高等问题。为解决传统支付体系效率不足的问题,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稳定币以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支付网络正快速发展。国际清算银行(BIS)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指出,CBDC可以为提高跨境支付效率提供公共部门方案。2024年,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开始从试验平台转向更接近真实业务的验证场景。支付体系的技术变革不仅意味着金融效率提升,也深刻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演变、金融基础设施安全以及国家金融主权等重大问题。
跨境金融主要是指资金跨越国家(地区)边界所形成的金融活动,包括跨境融资、跨境支付、跨境证券投资以及跨境货币结算等业务,研究重点集中于资本跨境流动、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国际收支等问题。
就我国而言,跨境金融的发展不仅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紧密相连,更与区域协同发展息息相关。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资本项目开放路径,虽然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在持续深化,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及必要的风险缓冲机制依然不可或缺。具体来看,由于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我国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管控体现出显著的渐进与审慎特征。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环境、监管框架及金融开放模式上,均表现出与国际成熟金融市场截然不同的特质。其集“‘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及三套法律体系”于一体,这种独特的制度架构不仅使其成为研究跨境金融创新的理想样本,同时也让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在解释该区域现象时略显不足。同时,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mBridge等新实践不断突破传统跨境金融运行模式,也对既有跨境金融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现有海外理论能够解释资本自由流动、全球金融周期和跨境监管合作,却较少讨论渐进式开放、多法域协调和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的制度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实践并不是国际理论的简单应用,而是在开放、安全和制度衔接之间寻找可操作路径。因此,有必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实践,系统梳理国际理论的发展脉络,为新时代高水平金融开放提供新的解释。
三、跨境金融的演进脉络
跨境金融研究以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为基础。20世纪60年代,Fleming和Mundell讨论了资本流动条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有效性,为后来分析开放经济政策约束提供了起点。Eichengreen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角度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资本管制放松和金融全球化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国际货币安排调整的连续结果。从现有研究来看跨境金融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相关研究经历了从金融自由化与资本开放,到资本流动管理与金融稳定,再到数字金融与支付创新,以及区域金融合作与跨境治理的发展过程,其研究重点随着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和技术进步不断演进。
一是金融自由化与资本开放。
二是资本流动管理与金融稳定。
三是数字金融与跨境支付创新。
四是区域金融合作与跨境治理。
四、跨境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综合既有研究,跨境金融的运作逻辑可从资源配置、技术驱动与制度保障三个维度加以阐释。资源配置维度旨在回答资本跨境流动的动因,技术驱动维度聚焦支付与结算的实现方式,制度保障维度则关注不同司法管辖区如何界定风险分担与责任归属。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金融开放是资本流动与资产配置的前提,支付基础设施的完善是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关键,而监管协调则是防范开放与技术创新衍生风险的根本保障。
(一)跨境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
金融一体化通常指资本、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跨越国界实现配置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扩大资本流动、促进风险分担和优化资源配置。Obstfeld和Taylor把全球资本市场整合放在长期历史中考察,指出资本流动扩张与制度环境、危机冲击和政策调整交替出现。Obstfeld从国际风险分担的视角指出,跨国资产配置有助于分散单一经济体受到的冲击,从而减轻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的影响。Kose等进一步提出,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资本积累,还可以通过促进制度完善、金融发展和技术扩散等间接渠道实现。然而,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发生说明,金融一体化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增长,也需要充分重视其风险效应。Reinhart和Rogoff对长期金融危机史的研究指出,大规模资本流入往往伴随着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而资本流动一旦发生逆转,则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Rey从全球金融周期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浮动汇率制度难以完全隔离外部金融条件的影响,因而仍有必要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对于外部风险的传导机制,Bruno和Shin重点分析了全球银行体系中美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Avdjiev等则揭示了跨境银行信贷和美元融资在风险跨国传递中发挥的作用。上述研究意味着,在全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的背景下,仅依靠单一政策工具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稳定,有必要加强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跨境金融发展的技术驱动
在跨境金融领域,金融科技正在改变跨境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其影响已由支付工具创新延伸至金融基础设施和治理机制。Arner等将金融科技视为金融危机后金融服务体系调整的产物,指出技术应用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可得性。Carstens则认为,支付体系改革不能仅以速度和成本衡量,还应关注公共信任、中央银行货币的基础性地位以及金融稳定。相关研究因此逐步从技术效率转向技术、货币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各类支付创新中,CBDC是当前讨论的重要方向。CBDC既可用于改善国内支付体系,也为优化跨境支付流程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以mBridge为例,该项目通过分布式账本构建多边CBDC平台,探索参与央行与商业银行在共同平台上完成跨境支付和结算的模式。BIS的研究表明,这一模式具有缩短交易链条、降低成本和提高结算效率的潜力,也为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可及性与韧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此类多边平台得到进一步推广,跨境支付可能逐步由依赖多层代理行的账户体系转向平台化、数字化的价值转移网络,并对不同货币的跨境使用方式产生影响。
除CBDC外,稳定币和大型科技平台构建的支付网络也在拓展跨境资金转移的渠道。不同技术方案虽然在信用基础、运行机制和监管要求方面存在差异,但都表明跨境支付创新已不再局限于提高交易效率,而是日益涉及货币主权、支付基础设施控制权和国际金融治理。mBridge于2024年中进入最小可行产品(MVP)阶段,初步验证了多边CBDC平台开展跨境支付的技术可行性;与此同时,其进一步运行仍需处理法律适用、数据治理、反洗钱规则以及跨司法辖区监管协调等问题。因此,技术创新能够为跨境金融发展提供新的基础设施,但其实际效应仍取决于相应法律框架、治理机制和国际合作安排。
(三)跨境金融发展的制度保障
随着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跨境资本流动、跨境支付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经营活动日益频繁,但金融监管权力仍主要以国家主权和司法管辖权为边界,这使得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监管体系的属地化之间形成了天然张力。跨境金融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研究领域。Keohane关于国际制度合作的分析表明,在没有统一政府的国际环境中,规则和合作机制是降低交易不确定性的必要条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跨境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明显上升。Claessens和Kodres指出,危机后的监管目标从单个机构稳健性转向系统性风险治理。Borio强调,宏观审慎框架需要同时关注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和跨市场风险传导。Ostry等关于资本流动管理的讨论,以及Rey关于全球金融周期的分析,都说明单一国家很难完全依靠国内工具隔离外部冲击。
随着金融科技向跨境业务持续渗透,相关治理研究开始转向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货币监管和监管科技等问题。金融活动线上化以后,交易发生地、服务提供地与风险承担地可能分属不同司法辖区,传统上以机构注册地或业务发生地为基础的监管方式因而面临新的适用难题。监管部门不仅需要重新识别数字金融活动的风险承担主体,也需要相应调整信息获取、风险监测和跨境执法方式。数字货币用于跨境交易,可以缩短支付链条、提高资金转移效率,但支付效率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监管难度随之下降。数字货币具有跨地域流通和技术架构复杂等特征,可能增加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审查的难度,并涉及支付数据跨境传输、数据安全和异常资本流动监测等问题。
因此,其监管不能完全依赖单一国家的制度安排,而需要加强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规则衔接和信息共享。在跨境支付治理领域,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20年发布的《Enhanc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Stage 3 Roadmap》中,并未将跨境支付效率低下简单归结为技术问题,而是把监管与监督框架协调、支付基础设施改进、数据质量提升以及新型支付安排探索列为相互关联的改革领域。FSB在2024年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各国在加密资产和全球稳定币监管方面仍存在实施进度和规则适用差异;如果缺少有效的跨境协调,这些差异可能削弱监管框架的实际效果,并为监管套利留下空间。这意味着,跨境金融治理既要回应技术迭代带来的新风险,也要处理不同国家在法律制度、数据规则和监管能力方面的差异。
五、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互联互通的实践与挑战架
港澳金融合作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政策框架。在此之前,沪深港通、债券通和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机制已经运行;此后,跨境理财通、互换通和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探索相继推进,原有渠道也在扩容和优化。由此形成的跨境金融安排覆盖证券投资、债券交易、财富管理、人民币结算和数字支付等不同领域,其制度功能已不再局限于资金跨境流动,也涉及市场准入、交易规则、金融基础设施和监管协作。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跨境人民币业务已经成为连接贸易、投融资和支付场景的重要渠道。这些变化说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投融资和支付清算中的使用场景正在扩大,也为粤港澳三地金融市场衔接提供了现实基础。从制度建设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实践的意义并非简单复制传统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而是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条件下,通过限定范围试点、业务规则磨合和监管协作,寻找金融开放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可行边界。基于这一认识,本章节将从跨境融资便利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跨境财富管理和数字金融创新等方面梳理大湾区的实践进展,并结合跨境金融治理问题分析现有机制面临的约束。
(一)跨境融资便利化实践
跨境融资便利化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的基础环节。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和外债便利化试点,为企业在不同市场之间配置资金提供了制度通道。企业可以根据利率、汇率和资金用途选择融资来源,降低对单一融资市场的依赖。已有研究从企业和银行两个层面讨论了这种开放效应。高慧清等发现,跨境资本流动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绩效。李程和乔亚迪进一步指出,跨境资本流动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缓解资源错配,但风险也随之增加。刘用明和阿布木乃认为,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通过流动性错配和贷款集中加剧银行系统性风险;Zhou等基于中国资本流动结构发现,净资本流入会通过信贷扩张和流动性创造提高银行风险承担,短期证券投资流动尤其值得关注。围绕如何实现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将关注重点转向宏观审慎管理和跨境风险治理。康志鑫和赵晨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的预期管理功能会影响市场稳定。孟昊和张荧天则强调,应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的双支柱框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实践看,跨境融资制度设计需要继续加强资金用途真实性审查、风险暴露监测和跨境信息共享,避免便利化沦为无约束套利。
(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与跨境投资
自沪港通(2014年)、深港通(2016年)以及债券通(2017年)等互联互通机制相继推出以来,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跨境证券投资渠道持续拓宽。互联互通已成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与内地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连接机制。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额度管理模式相比,互联互通机制更强调市场基础设施对接和交易规则衔接。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在促进跨境资本流动、提升市场流动性以及完善价格发现功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既降低了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成本,提高了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也促进了境内市场治理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杨子晖和王姝黛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输入性风险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互联互通增强了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共振;另一方面,境外资本进入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个股尾部风险。黄佳耿和张年华进一步指出,互联互通背景下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人民币汇率市场在部分情形下表现为风险净接收方。Chen等关于跨境ETF的研究也说明,便利化投资工具会提高市场同步性,风险传导渠道随之增多。总体来看,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ETF互联互通等制度安排显著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水平,为跨境投资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重要平台。
(三)跨境理财通与居民跨境资产配置
2021年启动的跨境理财通,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购买银行代销理财产品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任西明把这一安排概括为居民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的重要探索。郭云喜认为,跨境理财通拓宽了居民个人跨境投资渠道;曾圣钧等则从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角度指出,产品选择增加有助于改善居民资产配置和风险分散。2024年实施的跨境理财通2.0降低了部分准入门槛,提高了个人投资额度,并扩大可投资产品范围。随着参与银行和资金规模增加,跨境财富管理对银行产品设计、适当性管理和跨境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伟泽和问致璞则提出,业务扩容对粤港澳大湾区资产管理市场有推动作用,但规模增长并不等于制度风险已经消失。理财通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投资者保护、法律适用和数据跨境流动。而内地与港澳法律体系不同,一旦出现销售误导、产品违约或投资纠纷,责任认定和跨境维权成本都会上升。因此应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统一信息披露标准,并完善纠纷多元化解决渠道。
(四)跨境数字人民币发展
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内地制造业、贸易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覆盖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和财富管理的人民币循环体系。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清算、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上具有重要作用。李平和何非凡从监管合作角度说明,跨境金融监管安排会影响跨国证券投资。数字人民币创新可能通过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和国内经济周期产生联动效应。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的优势在于提高支付透明度、降低结算摩擦,并为跨境贸易和小额支付提供新的基础设施。
由此可见,数字金融创新正在成为连接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体系改革以及金融治理创新的重要纽带。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金融在拓展跨境支付渠道的同时,也把一些原本局限于单一市场的治理问题带到了跨境层面。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平台运行,需要解决系统互操作、数据跨境传输和网络安全等技术问题;而各司法辖区在监管规则、法律适用和数据治理方面的差异,又会增加业务衔接和风险处置的难度。mBridge为大湾区数字金融探索引入了多边合作场景。该项目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其他参与方共同推进,尝试在共享平台上使用不同央行数字货币完成跨境支付和结算,为缓解传统代理行模式下交易成本较高、处理时间较长和流程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不过,平台具备技术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其能够直接转入大规模应用 。霍伟东和李锦涛指出,mBridge后续发展仍取决于技术标准衔接、平台治理结构完善以及相关国际规则的协调。Bouguelli和DeConti则从地缘货币政治角度分析认为,以本币直接完成跨境结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对美元中介网络的依赖,但这种潜在影响仍受市场接受程度、法律制度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制约。总体来看,跨境人民币业务和数字金融创新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的重要增长点。
六、结论与展望
跨境金融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产物,也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纽带。跨境金融研究已经从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逐步扩展到全球金融周期、地缘金融分化、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和跨境治理等议题。现有国际研究为理解资本流动和风险传导提供了扎实基础,但对中国渐进式开放、多法域协调和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的解释仍不充分。粤港澳大湾区实践表明,跨境金融发展不是在开放与管制之间二选一,而是在便利化、风险缓冲和制度衔接之间持续校准。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跨境支付与数字货币以及跨境金融治理与监管协同三个维度,对跨境金融研究进展进行了综合评述,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实践,对中国跨境金融发展的制度创新与现实挑战进行了分析。
展望未来,跨境金融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向:第一,继续讨论全球金融周期与地缘政治风险共同作用下的资本流动管理,尤其关注银行信贷、证券投资和稳定币跨境流动之间的差异。第二,跟踪mBridge和数字人民币试点,区分技术效率、法律最终性和治理可持续性。第三,加强跨境数据治理、反洗钱和消费者保护研究,把支付创新纳入监管协同框架。第四,充分使用企业、银行和居民层面的微观数据,检验跨境金融政策对融资成本、资产配置和风险承担的真实影响。(完整内容,请订阅杂志。)
编辑|谢邦彦
责任编辑|苏莉娜
校对|吴政希
文献来源:跨境金融研究进展与中国实践[J].科技与金融,2026(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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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金融》第98期
《跨境金融:创新实践与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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