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淳端

近日，四川乐山五通桥区某小学护学岗出现高龄家长顶岗的现象，引发社会热议。当地教育部门已要求学校取消强制排班、杜绝高龄人员顶岗，而校方也澄清护学岗为自愿参与，并希望社会出谋划策，解决困境。

争议背后，指向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校园安全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又应如何来承担？

护学岗制度的异化，植根于基层学校面临的权责困境。

校园安全作为学校工作的底线，在管理考核上纳入“一票否决”机制，这本是压实责任的有效监督工具。然而，在实际管理中，校园安全责任的范围不断扩大，安全要求也逐级传导、层层加码，压力最终汇集到学校这一末端执行主体。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学校既无校外公共区域的执法权限，更缺乏配套的安保人员编制与资源支持。其间面临的权责不对等，最终构成了基层学校安全治理的困境。

家长的“自愿”参与，实则是在责任传导下的被动平衡。

压力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不断传导。护学岗原本属于志愿性质，但在实际操作中，其逐渐沦为学校分摊责任、“找人顶上”的制度载体。同时，校园环境下家校之间权力的不对等，更让“自愿”失去了对等协商的基础，实际上破坏了制度初衷。表现在实践中，即便校方不明确强制，家长也往往出于各种顾虑“主动”参与，最终让护学岗变成了家庭默认承担的义务。

这一围绕校园安全责任的转嫁，终将陷入多方共输的内耗。

对学校而言，形式化值守并未实质改善校园安全，却透支了家校信任，更将自己置于舆情和事故追责的风口。对家长而言，责任落到了自己肩上，额外增加家庭负担，自然怨声载道。对公共治理而言，志愿参与的制度基础遭到破坏，“联防联治”便只剩下名目，安全责任的转嫁更会形成负面循环，持续向社会和家庭输出治理成本，消耗基层治理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治理问题。

破解这一安全责任困局，核心在于确权减负。

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厘清校园安全责任清单，明确校园内外、不同时段的责任主体，将安全责任归还相应主体，令管理资源得以聚焦。另一方面，要推动公共资源下沉，加大相应投入，如通过增配专业力量、优化接送动线与物理隔离设施等方式，从源头降低对所谓护校岗的依赖。此外，围绕护校岗本身，更要落实自愿底线和家长退出机制，维护制度公平性。

护学岗虽小，却是观察基层校园安全治理的一面镜子。只有让学校的责任回归教育本位，让公共服务的保障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校园安全的共治共享，避免好制度在执行中走向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