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农业文化遗产，“它是为了未来的遗产。”（“It is the legacy for the future.”）在华南农业大学一间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80岁的骆世明教授向记者复述这句他深以为然的论断。

作为我国著名农业生态学家、生态农业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生态学学会原副理事长，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骆世明教授从2005年起深度参与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事业，见证了我国从“零”起步到如今拥有25项GIAHS、位居世界第一的全过程。

近日，广东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入选农业农村部新一批GIAHS候选名单。若最终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广东将实现GIAHS“零的突破”。围绕岭南荔枝的价值内核、生态智慧与申遗路径，南方农村报专访了骆世明。

农业生态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骆世明。

东方农耕，藏着“面向未来”的基因

“中国目前有25项GIAHS，是全球最多的。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加上东南亚，占了一半以上。”谈起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骆世明如数家珍。

在他看来，这一格局并非偶然。“东方的农业文化建立在定居农耕的基础上，以村落为基础；西方则更多建立在游牧和海洋文明之上，人群不断迁徙，能沉淀下来的农业系统不多。”他举例，美国、俄罗斯、北欧至今没有一项GIAHS，南欧、拉美、中亚和阿拉伯世界有一些，但最集中的还是东亚。

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

中国南方稻作梯田（含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

定居农耕孕育出的，不仅是遗产的数量，更是一种文明气质。定居的农耕社会要长期应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国传统思想形成了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哲理。” 孕育了勤俭节约、物尽其用的生产生活方式。

正是这种文明基因，让“传统”与“未来”在此相遇。

“工业化农业曾经否定传统农业，觉得它低效、低产；但走到今天，工业化农业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大量暴露，人们开始走向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这时候竟然发现，传统农业可以给未来农业很多启示。”骆世明说，“这就是哲学上否定之否定的典型例子。”

“广东传统的桑基鱼塘系统里物质充分利用的循环体系、浙江青田传统的稻鱼共生系统中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方法等都是世界公认的适合生态农业采纳的典型方法。”

广东传统桑基鱼塘。

2022年7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青田召开，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其中“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一句话让骆世明印象至深。“这句话非常重要。要不断发掘，发掘到了、发现了，才能保护它；还要利用，在利用中才能传承，而不是像古董一样摆在那里。”他说，稻田养鱼如今在全国推广的面积越来越大，基塘系统也在发展，“对推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非常有作用。”

“中华文明传承下来的，无论是具体的方法，还是它的精神内涵，将会在这个‘地球村’里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骆世明语气笃定。

粤西八年，读懂“传统农业的秘密”

骆世明与岭南土地的深层连接，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的粤西山区——那里，正是今天茂名荔枝的核心产区。

1964年，他考入华南农学院；1968年毕业后，先在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多；1970年，他来到茂名信宜，一待就是八年多，从农业局基层推广站的农业技术员干起。

“那个时候我国正是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过渡的开端。农民基本上不用化肥，也没有化肥可用——中国当时的化肥工业很落后；也不用农药，不知道有什么化学农药。”骆世明笑言，“我们这些受过大学‘现代农业科技’培训过的技术员，成了到基层推广化肥农药使用的技术员。”

但恰恰是这八年多，让他真正读懂了中国农业的另一本“书”。“其实在基层的学习是双向的。”他说，“我在推广‘农业科技’的时候，也向农民学习了很多宝贵的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

荔枝、龙眼、香蕉、水稻、甘蔗、甘薯——当地农民全都用农家肥：秸秆当柴火烧过的草木灰都回田，畜禽粪便全回田。“整个农村里面是没有废物的。这种循环体系，我了解得很清楚。”

草木灰回田。

病虫防治更是让他大开眼界。农民用的是物理方法——田里点几盏煤油灯，灯下放一盆水，水里滴点煤油，害虫成虫扑灯掉进水里就飞不起来；农民也用“生物农药”——他们对各种野生植物的认识，不仅是对人生病有作用的中草药，而且也认识很多可以控制病虫害的植物。他们采下对害虫有控制作用的树叶和草药，泡水或煮水，一喷就见效。

“传统的中国农民，有非常丰富的与自然打交道的智慧和经验积累。传统农业文化体系的秘密，一般人不知道，但你细钻进去，才能发现里面藏有很多科学原理。”骆世明感慨。

这份“钻进去”的功夫，多年后开出了国际级的花。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首批GIAHS。骆世明在青田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稻田里的鱼总爱去碰水稻。“我说这不是浪费能量吗？它形成这个习惯一定有原因。”

他提出假设：可能跟鱼的取食有关。浙江大学陈欣教授团队随后架起摄像机长期观测，验证了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鱼一碰水稻植株，稻叶上的害虫就掉下来；水稻开花时，鱼碰水稻植株，花药也就掉下来；鱼吃完害虫、花药、杂草后，就长肥了；等鱼收获后，水稻也就陆续成熟了。相关研究成果登上了《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和《自然》（Nature）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过去没人重视传统农业，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间的科学‘秘密’，一拿出来就是国际水平。”

浙江青田鱼稻共生。

“有时候我自己开玩笑，是我们这一代把农民‘教坏’了。”骆世明笑言，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农药。但现在再往前走，这些方法尽管不能全部抛弃，但必须回到传统农业里找到能够摆脱过分依赖化肥、农药的启示。”

他提到华南农大的赵善欢院士——他正是从传统农民用草药熬水杀害虫的做法里得到启发，后来从全球引进大量杀虫植物，建立了杀虫植物标本园，并深入研究了植物性杀虫剂及其作用机理，成为我国在该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其实中国的农业就跟中医一样，是属于整体论，用所谓的‘黑箱’方法——把对象作为整体看待，看看输入什么、得到的输出效果是什么，通过不断调整，最终发现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骆世明说，“传统中医和传统农业，继承的是同一套思维、同一套方法论。”

生态学视角下的荔枝“活态密码”

岭南传统荔枝种植系统覆盖广州增城、东莞、茂名等地，拥有特有荔枝种质资源700余份、百年以上古荔树约3.5万株，其中不乏树龄逾千年的“活文物”。站在生态学角度，这套系统的独特价值何在？骆世明从五个维度，为记者层层拆解。

一看景观布局。“荔枝种在什么地方？坡地上、水塘边、河流堤岸、鱼塘岸边，有时还在防护林网的副林带里。”他说，稳定的荔枝林在斜坡上可以保持水土，在堤岸、鱼塘边有助于稳固结构；部分品种喜水肥，根系深扎吸水，抗风性也强。“荔枝在景观中所处的位置，本身就藏着生态智慧。”

二看循环体系。过去没有化肥的时候，荔枝靠什么长起来？肥料哪里来？怎么抚育？“这就是循环体系的问题了。”

三看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增城的荔枝树上寄生着名贵中药石斛，林下可以间套种，还可以养鸡、养蜂——广东荔枝蜜全国闻名。“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其实也包括天敌的利用。”

四看传统技术。嫁接、压枝、修剪，自成一整套工艺。

五看品种资源。“从早熟的三月红，到晚熟的糯米糍，茂名高州、东莞各地的品种都不一样。但你挪到别的地方就不行——像增城的挂绿，挪到别的地方种，就不是挂绿了。这些品种，是几千年与当地气候、土壤磨合出来的。”

增城挂绿母树。

骆世明特别强调，GIAHS项目的名字后面都带着“系统”两个字，背后有两层含义：“第一，农业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第二，它不仅仅是生产，还涉及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系统、精神文化等等——是生产经济体系、自然生态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结合在一起的整体。”

具体到岭南荔枝的“传统”，他点出两条值得深挖的“富矿”：一是技术体系——过去荔枝的养分供应怎么实现？荔枝椿象怎么防？水土流失怎么办？荔枝园的立体利用怎么组织？二是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增城有几十处以“荔”为名的地名，“荔”字早已嵌入当地人的礼尚往来、商业交易，还孕育出荔枝酒、荔枝宴等民俗。“这里面会有很多很漂亮的故事。”

“农业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它的物理形态，还要保护它的文化形态。农业文化遗产就像一个没有打开的宝库——当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的时候，先留着，别把它毁掉。让以后有识货的人才进去看，如果你都不识货就把它毁掉了，那怎么行？” 骆世明打了个生动的比方。

也正因如此，他反复强调“活态”二字：“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博物馆里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是田里活态的东西一直留到现在，不要断掉。”

申遗冲刺，“文本要亮，现场要活”

广东岭南荔枝种植系统的申遗路，已走过六个年头：2020年1月，岭南荔枝种植系统（增城、东莞）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1年11月，茂名以扩展项目入选第六批；2024年12月，系统列入农业农村部GIAHS候选项目预备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东方面在北京参加GIAHS候选项目遴选答辩；今年9月3日，通知下发，岭南荔枝种植系统成功入选新一批GIAHS候选名单。接下来，还要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评审。

“广东过去一项GIAHS都没有，这跟广东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比较重视工业化和商品交流，重视‘向外看’‘往前看’的习惯有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思维都是急着往前冲，慢慢回头看历史的时机不多。”骆世明坦言，此次进入GIAHS候选名单，本身就是突破的关键一步。

“但每一个系统都是独特的，不能说谁比谁好、谁比谁差。只要你重视，挖掘得清清楚楚、陈述得漂亮，它就能显示出其独特的地方。”

冲刺阶段怎么干？骆世明给出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文本要亮，现场要活”。“我们的东西是好东西，但如何把故事讲完整、讲到感人，还需要下功夫。”他提醒。现场方面，“专家一般都会实地考察。假如都看不到过去的东西，那还叫什么传统农业文化？”他建议，把古老的技艺、循环体系，以及丘陵山脚、河堤、鱼塘边、防护林等不同类型的景观布局系统化地展示出来，设计好参观路线与讲解方式，“让专家到现场以后眼睛一亮——‘哇，到处都是传统的精华’，那他就毫不犹豫地盖一个同意的印。”

谈及华南农业大学在这项事业中的角色，骆世明颇为自豪。他告诉记者，中国的农业历史研究有三大重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大的农史研究传统可以追溯到梁家勉先生，他与丁颖院士相熟，早年四处发掘、搜集古农书，如今学校珍藏的古农书在全国数一数二。“英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当年还专门来我们学校开过农业历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如何让农民成为遗产保护的主人？骆世明特别提到青田的经验：设立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划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核心区。由于属公益性质，政府给予适当补贴，传承人的机制与非遗传承人相似。“不管市场上有没有收益，政府保障了他的基本收益，他就有心继续做下去。政府用公共资源守住这个‘宝盒’，农民在经济上不受损，才有积极性去保护。”

对于约180万荔农和整个荔枝产业链上的从业者，骆世明寄语：“荔枝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我希望以荔枝为基础的这个体系能够发掘得更好、发扬光大，让我们所有从事荔枝产业的人从中得益，也从中感到更强烈的自豪感。”

窗外，是华南农业大学郁郁葱葱的校园。这位80岁的学者，用大半生的时间，见证了生态农业对传统的重新发现。今天，一颗小小的岭南荔枝，正承载着他的毕生信念，叩响世界之门——

传统里，藏着未来的答案。

人物简介

骆世明，我国著名农业生态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1964年考入华南农学院，1970年起在茂名信宜基层工作八年多。长期从事农业生态学、生态农业、化感作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是我国农业生态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中国生态学学会突出贡献奖”，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采写：南方农村报记者 董玉 陶磊 

出品：董小姐说农业工作室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