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从来都离不开广州。

亚非拉千家万户的高速网络，靠的是广州企业研发的终端设备撑起；全球每两辆高端电动车里，就有一辆的电池核心材料涂碳箔材来自广州；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自动咖啡机，都打着“广州制造”；欧美商场里的平价大众箱包，60%从广州漂洋过海而来……

广州琶洲会展中心。荀建群 摄

全球货架、工业产线里，蛰伏着无数广州中小企业的身影。它们的名气不如顶级巨头响亮，却是广州连通世界的重要底气，更书写着千年商都的底蕴与气质。

9月4日，第32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在广州举行，连同同期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APEC全部21个成员经济体届时将悉数到场。

那些散落在广州城中村、专业市场和产业园区里的“蚂蚁雄兵”，正是21个经济体所要关注的“创富密码”：一座城市如何由中小企业铸成最硬核的经济社会“基本盘”？又该如何凭这份底色再次走向辉煌？

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故事，要从更遥远的年代讲起。

早在唐宋时期，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阿拉伯、波斯商人泛海而来，在广州城西的蕃坊里安家落户、买卖交易。那时的广州，就已然是一个万商云集的“自由港”。民间商业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了上千年。

清代，海禁解除后，广东官方公开招募了13家实力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收关税，“广州十三行”由此诞生。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不同于北方城市重官办、重规模、重规制的发展模式，广州中小商户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民间主导、自由交易、务实灵活的特质，这种商业逻辑延续至今。

后来，中国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就出自十三行。但十三行真正的遗产，不是某个富豪传奇，而是整套商业生态：洋行、买办、船运、仓储等应有尽有。大量商人活跃其间，他们不做大买卖；离了他们，大买卖却也转不动。

历经战火动乱，十三行虽已繁华散尽，但中小企业的种子已经撒下。

时至近代，南海人陈启沅回乡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工厂。工厂周边，迅速生长出一大批配套的小作坊，为大厂做加工、辅料、包装。与此同时，广州城里火柴厂、牙膏厂等遍地开花，大多规模不大，却把“广货”卖到南方各省乃至南洋各地。

改革开放后，广州再度成为“走广”的目的地。那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铆焊工人高德良辞职，凭500元本金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因雇了6个帮工被指责为“资本家剥削”。他上书中央，获批示“允许试验”。这些冒险的尝试，成为我国探索个体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正是那个时代中小创业者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氛围下，广州诞生了全国第一批个体户；广州高第街成为全国第一条个体户服装批发街；广州“0001号”私营企业执照，被视作中国民营经济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不问出身、人人可商的城市基因，让广州成为国内极少数自始至终靠民营中小实业支撑发展的一线城市。

中小企业的“市”与“势”

一个地方的经营主体形态，很大程度上由城市气质决定，但也能反过来影响城市格局。

深圳，1小时车程内可实现无人机关键材料及核心零部件100%配齐。在大疆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城市崇尚硬核技术，资本嗅觉敏锐，追求企业快速做大做强；

上海，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本土化率已超过95%，在华签约的本土一级供应商超过400家。国资、外资、大型民企云集，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实力突出；

苏州，飞利浦的核心供应商本地化率超过一半。飞利浦、丹纳赫等外资大厂与本土制造业集群并行，大量配套中小企业服务大型工厂，产业体系偏向重制造……

相比之下，广州的城市气质明显不同。

广州一半以上城中村为产业型城中村，占比约56%，中心城区数量占比约65%。从番禺的服装作坊到康乐村的缝纫机声，产业型城中村孕育着走向全国、影响世界的“大产业”。

同时，广州共有专业市场508家，覆盖国民经济28个门类，形成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等全球领先产业集群，年交易总额超1.5万亿元。其背后是成千上万中小商家在运转。

海珠区康鹭新招工广场。 南方+ 董天健 拍摄

城中村和批发市场的大量、长期存在，为中小企业和平民创业提供了成本较低、更有亲和力的环境。

这种格局带来巨大优势。

第一，“经济韧性”强劲。曾是广州经济重要支撑的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历经深度调整，广州2024年经济增速一度探底。2025年，广州经营主体总量跃居全国第二，助力全市经济实现“U型反弹”。

第二，“市场之手”高效。中小商家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能够灵敏捕捉市场变化，快速打样、小批量生产、灵活调整。例如，希音的“小单快反”模式，将设计稿到交付的周期压缩至2-3周，串联起广东近万家合作供应商。

这种生态塑造了广州务实、包容的城市风格。在广州，中小企业不需要宏大叙事，能赚钱、能活下去，就是硬道理。

硬币总有“另一面”

广州坐拥数千亿级产业集群、五百余个专业市场、连通全球的空港海港与广交会平台。商贸，是广州中小企业的拿手本事，但长期的商贸传统，也藏着一定的产业短板。

首先，部分行业“挑大梁”的龙头企业缺位。例如，根据福布斯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TOP50”榜单，广州仅有1家上榜，远远落后于其他一线城市及武汉、杭州、成都、合肥。头部企业是衡量一个产业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最直接指标。广州经营主体中行业分布前列为批发和零售业，中小企业整体上较为“散装”，少有龙头及上市公司。

其次，部分领域中小企业含金量相对不足。“小巨人”企业是观察城市产业竞争力的窗口。截至今年3月，全国已累计认定七批共1757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据上奇研究院统计，广州456家企业数量远逊于深圳（1333）、北京（1210）、上海（1026）等城市，也落后于苏州、杭州、宁波、无锡等地，且多集中在传统制造领域，硬核科创企业数量偏少。

中新知识城正在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

何以出现这样的局面？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覃剑观察到，广州中小企业相对独立分散的经营模式，难以形成协同生态，相对“求稳”“保守”的心态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高速迭代的创新要求，成长为超级企业的速度相对偏慢、数量相对偏少。相对稳定的营商传统，导致广州在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长期落后于国内其他先进地区。

“我们缺的不是制造能力，而是把产品变为商品、把商品变为品牌的系统能力。”广州市工商联执委、广州市出海企业商会副会长李永华直言，广州商贸面临专业市场“大而不强”、品牌商“贴牌多自有少”、数字转型“有流量缺留量”的结构性挑战。

很多人感慨广州“低调内敛、不够亮眼”，本质就是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偏传统、偏制造、偏流通，缺少能引领行业变革的硬核科创力量。

这里并不是否定传统商贸的价值。商贸本身就是广州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在于，如果硬科技企业成长土壤不足，就容易出现产业“大而不强”。当国内城市竞争转向前沿科技创新的比拼时，这个短板就会不断凸显。

重新定义“创富之城”

过去，广州的“创富”逻辑很直接，靠商贸流通，靠千千万万中小商户把东西卖到全国、卖向全球。

十三行的小商行、近代的民间作坊、改革开放的个体户，一代代中小企业用最朴素的方式创造了财富：薄利多销、勤劳致富。

这种模式门槛低、参与广，人人都能获利、多赢，但也注定了天花板不高——拼的是规模、是速度、是成本，而不是技术、不是品牌、不是壁垒。

未来的“创富之城”，需要被重新定义。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破局、高效率升级、差异化突围的全新工具。花都面向日化美妆行业应用的AI调香系统，将香料分析时间从数天缩短至分钟级；海珠“一人公司”（OPC）创业涌现，5人团队打造的语音大模型霸榜全球……这些成功案例均得益于AI赋能。

广州，恰好踩中了这一风口。

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的重要核心议题就包括“数智赋能”，8月31日，作为第32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配套重要活动，2026年APEC中小企业数智赋能论坛在广州举办。探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中小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等环节的应用。广州把AI赋能中小企业的经验，汇集成面向APEC的公共合作产品。

从“用AI的城市”变成“输出AI中小企业方案的城市”，这是产业话语权的跃迁。为了让更多中小企业乘势而上，广州明确，到2026年底完成710家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

广东广州，小鹏汇天的飞行汽车在增城区中汽中心进行演示飞行。

机遇摆在面前，挑战同样真实。

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冯翰新观察到，大量传统企业形成了传统经营的路径依赖，求变求进的开拓性不够。数字化转型的周期长、投入产出比难以预测，制造业企业利润率较低，且非常依赖持续投入来扩大再生产，因而容易出现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问题。

借助APEC的平台，广州的中小企业可以直观学习亚太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今天，广州中小企业仍需保留刻在骨子里开放、务实、灵活、敢闯的底色，接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红利，补上技术研发、品牌建设的功课。

万千商户汇聚，方能成行成市。

新时期的“创富之城”，正待依靠万千中小企业在各行各业的产业建构力、全球话语权、不可替代性来定义。千年商脉接上时代风口，“蚂蚁雄兵”长出“科技翅膀”，“创富之城”就不再是历史的光环，而是未来的注脚。

策划：龚晶

统筹：柳时强 黄舒旻 洪钰敏

采写：南方+记者 李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