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6月12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杯开幕前夕，Mare贫民窟的儿童举起一个大力神杯复制品。（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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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为这一年制定了89.11亿美元的收入计划，超过2019—2022年四年的总收入。

老魏作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这辈子至少看够10次世界杯，“我从三十多岁开始看，看满10届得70多岁了。但只要我走得动，可以看到80岁！”

漳州人曾建伟的青少年世界，是随世界杯一起变为彩色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作为对他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奖励，家里把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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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若曦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球迷老魏有望冲击在现场看世界杯的世界纪录，20年间，他连续去现场观看了6届世界杯。此前，纪录保持者是意裔委内瑞拉人海利·加拉戈佐（Hely Garagozzo González），他连续去现场看了10届世界杯。但他不会再刷新自己的纪录了，2020年，这位建筑商人死于脑中风带来的后遗症。

足球是运动，也是代代相续的仇恨。著有《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说，足球是“战争仪式的升华”。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这些人类复杂情感最为集中的剧场。不过，如果想零距离体验到这些，球迷们首先需要跨越一道门槛：财富。

海利·加拉戈佐买过最贵的一张世界杯球票，是在2014年阿根廷对战荷兰的巴西世界杯半决赛，花费了616美元——在中国球迷老魏的账单里，这只是一个零头。同一年，老魏飞去圣保罗的往返机票就要两万多元人民币；2018俄罗斯世界杯，他又买下了一张约1.16万美元的官方款待套餐（Hospitality Ticket），可以连看半决赛和决赛。

世界杯的发展史，是一段体育如何与财富绑定的历史。1974年，当巴西商人若昂·阿维兰热接管国际足联后，成功将这场曾带有欧洲精英色彩的游戏，转变为一个现代体育商业帝国。他牢牢把控转播权，并建立起排他性的赞助体系，之后，将正赛名额从16支球队扩大到24支，把商业版图拓展到亚洲、非洲和中北美洲。直到今天，苏黎世的足球官僚们仍然在绞尽脑汁地把商业化发挥到极致。

但它或许与财富绑定得过于紧密了，人们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最贵的一届。国际足联为这一年制定了89.11亿美元的收入计划，超过2019—2022年四年的总收入。对利润的索求注定会渗入赛场的每一个角落——开赛第一天，球迷们就愤怒地发现，本届为应对高温而增设的3分钟补水时间，无缝切入了广告。在逼平西班牙一战成名后，佛得角队守门员的母亲获免除最高15000美元签证保证金，才得以前往美国，现场观看儿子的比赛。

如今，世界杯96岁了，梦想去现场的中国球迷，则站上了历史的某个转折点。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5日，美国华盛顿，2026美加墨世界杯抽签仪式，从左至右：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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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莫测的新算法

所有基于热爱的消费都有一个难以推辞的理由。老魏58岁了，是从事光学仪器行业的企业家。他的童年在足球之乡广东梅州度过，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球，当过校队队长。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闯入决赛圈，作为深圳球迷协会的一员，老魏在中青旅组织下到韩国观看了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

那时，老魏已经陆续创立了几家公司，而他对这一年印象最深的片段之一是，在韩国，他和朋友从光州租车到水原，看了美国对阵葡萄牙的小组赛。“当时我在第七排，有一次，（葡萄牙球星）菲戈发界外球时离我非常近。”

他作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这辈子至少看够10次世界杯。“我从三十多岁开始看，看满10届得七十多岁了。但只要我走得动，可以看到八十岁！”

2002年的老魏没预料到，完成这个承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承诺的价格可以高达上万美元——一张决赛一类（category1）球票。它的涨幅已经领先于大部分股票了，四年前，同样的球票均价为1607美元。

哪怕在1934年，近乎工人一周工资的世界杯球票，就已经让意大利的球迷倍感压力。但国际足联的创新者们，仍然在2026年发明了一套穷尽逐利可能的“球票算法”：价格是浮动的，会根据参赛球队、举办城市、热度等因素，实时调整。

如果想转手，没关系，到官方的二手平台，只需要买卖双方各扣除15%的手续费，就能转出一张球票。

这套机制最后会体现在价格上。开赛前60天，在这个官方二手平台上，预计球星梅西会出场的两场比赛，最便宜一档的均价为1028美元。而东道主之一美国队的两场小组赛，最便宜一档的均价为1040.52美元——今天的美国人，或许仍然要面对90年前意大利工人的看球压力，因为这个票价大约是美国人月平均食品支出的两倍。

对于中国球迷而言，购票本身就显得尤为困难。三轮的随机抽签制让一些人认为，远程购票是一场陪跑——老魏委托女儿小魏购买球票，小魏从第一阶段就参与抽签，前三个阶段接连落空。

国际足联外溢出的财富，吸引了闻风而动的中间商。一位广州球迷告诉南方周末，他从2026年2月开始抽签，最后通过一家旅游公司，买到德国对科特迪瓦小组赛的一类球票，价格为10980元人民币，而且开赛前三天才能知道具体的座位。四年前，小组赛的一类票价固定，约为1500元人民币。

但是，高价球票怎么可能挡得住狂热的球迷，他们还可以付出更多。30岁的西安人郭润超，为了去看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曾跑到迪拜一家广告公司上了两年班。按照他的说法，当他见证梅西捧起大力神杯时，已经花光3/4的积蓄，并卖掉了自己的宝马车。

按照国际足联估计，本届世界杯的现场观众将达500万人，带来30.17亿美元官方款待套餐和球票收入。

郭润超对自己的观赛经验充满自信，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上班的生活了，索性转型为职业球迷。他计划全程观赛，但表示自己没有提前买票，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比赛前都能买到低价票。如今，他已经开始本届世界杯的观赛之旅，在墨西哥城看了揭幕战，又在24小时内飞到洛杉矶，看美国队的首场小组赛。

但面对这套球票算法，他极有可能没办法看完全程，因为，他给自己设置的球票价格上限是1000美元。

2002年6月，韩国光州，老魏观战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的小组赛。（受访者/图，因早年数码照片质量差，已经AI工具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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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天价球票”

球票始终奢侈，为了绝大多数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他们所在国家的电视台会购买一张“天价球票”：转播权。这几乎是阿维兰热时代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正是在他的任上，国际足联逐渐建立起转播权的商业体系。

中国球迷就是被电视养大的。漳州人曾建伟的青少年世界，是随世界杯一起变为彩色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作为对他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奖励，家里把黑白电视换成了彩色电视。决赛那天，从不看球的父亲，居然拉着他熬到凌晨三点。曾建伟回忆起28年前法国3比0击败巴西捧杯的时刻，记得自己买了一套盗版的齐达内球衣，花了25元。这颗种子继续在四年后生长：中国队首次闯入世界杯，他又偷偷溜出高考复读的补习班，在小卖部、饭馆和同学出租屋的电视机前，看完了整届赛事。

事实上，是电视转播让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按照标普全球深度调研（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数据预测，通过电视、流媒体和数字平台参与本届世界杯的互动将达到60亿次。

但是，在2026年，差点儿就没有电视台愿意为中国球迷支付这笔费用了。国际足联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称“央视”）的谈判僵持到开幕前的最后一个月。有报道称，最初的报价是2.5亿—3亿美元。据澎湃新闻援引业内人士的消息，双方最后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相比而言，福克斯电视台花了4.8亿美元。

不过，国际足联并不是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富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世界杯历史的前30年，“世界”二字多少名不副实。1962年之前，只有三个欧洲和美洲以外的国家参与过这项赛事，分别是1934年的埃及、1938年的荷属东印度和1954年的韩国。

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改变了一切。电视让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得以观看比赛，其中包括朝鲜——那一年朝鲜队历史性地闯入八强。世界杯第一次真正有了“世界性”。

老魏第一次看世界杯是在1982年，学校礼堂的黑白电视机前，小学生和几个年轻老师一起看到了西班牙世界杯的比赛录播。那也是央视正式转播世界杯的开始——4年前，央视就非正式转播过阿根廷世界杯的决赛，原中央电视台卫星传送技术部门负责人王奇，曾在《东方体育日报》回忆，当时是用卫星接收转播信号。

国际足联预料到了中国人对足球的热情，并及时地为这份热情标价。

标价一路上扬。曾任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主任的马国力在回忆录中提到，从1982年到1998年，五届世界杯的版权费从5万美元涨到70万美元。

之后，国际足联将2002和2006两届世界杯全球转播权，打包卖给一家瑞士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1997年7月，对方给央视的报价是1000万美元，国足出线后，价格马上涨到1200万美元，相当于1.5万个当年中国城镇职工的工资总和，但在回忆录中，马国力称：“不可能没有世界杯！”为此，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提出辞职，由台里任命另一个人来接受这个价格。”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生意里，央视也赚了不少。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10年南非世界杯，土豆、优酷等6家视频网站各以1500万元从央视获得新媒体转播权，以此计算，当时央视仅版权分销即获利9000万元。此外，央视相关体育节目冠名报价区间达4000万—7000万元。

这笔交易只属于央视。按规定，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只有央视有权谈判购买。或许有人会诟病，但力赞体育CEO、国际足联营销顾问朱晓东的观察是，在体育版权价格膨胀的2010年代，这一政策，让中国的世界杯版权费用没有受到泡沫的影响，“不然肯定会砸出疯狂的价格”。

在其他国家，转播权成为各家公司争夺的肥肉。

2026年的世界杯，国际足联在日本就尝试了新玩法，邀请更多玩家加入谈判。参与了谈判的朱晓东介绍，原本，日本电通（DENTSU INC.）长期垄断日本的世界杯版权。这一届，国际足联有意营造竞争氛围，“其间其他公司也一度有望拿下”。

这场谈判持续了一年半，最终，仍是电通笑到最后。“以2亿多美元的价格拿下转播权，比上届世界杯（的价格）涨了不到5%，但因为日元过去四年贬值了20%—30%，再往上涨也涨不动了。”朱晓东说。

2026年5月27日至28日，央视拿下转播权的两周后，小红书和咪咕官宣成为官方持权转播商。据界面新闻报道，业内估算，小红书为这张“球票”投入了约17亿元人民币，咪咕的投入也超过10亿元。

体育媒体人张宾将这形容为“双刃剑”：央视赚到了分销费，却亲手把观众推向了流媒体。

时差也会把观众推向手机。本届世界杯很多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开赛，难以守在电视机前的上班族，只能缩在地铁或工位上瞄手机了。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4日，美国阿灵顿，日本对荷兰的小组赛赛前，朱晓东（左）和国际足联媒体版权及内容服务总监Jean Christophe Petit（中）。（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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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注意力的买家

至于商业品牌，世界杯也有可以卖给他们的资产：60亿人次的互动数据。

这是阿维兰热的另一个重要遗产。但真正的操盘手并非来自国际足联内部，而是他的两位重要盟友：阿迪达斯第二代领导者霍斯特·达斯勒，以及来自伦敦的体育营销奇才帕特里克·纳利。1976年，纳利促成了国际足联和可口可乐的合作，后者豪掷1000万美元，回报是：每场比赛六块场边广告牌、场内软饮料独家销售权、电视曝光保障以及吉祥物和标志的全球推广使用权。

之后，赞助费用节节攀升。1978年世界杯后，纳利设计出一个包含了多种权益的新方案：4年内享有品牌所在类别的独家性、广告曝光、球票、VIP待遇等等。

世界杯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赞助商们获得的不仅是商标使用权，还有大批免费球票可以用来招待客户、奖励员工。到1990年的世界杯上，阿迪达斯无处不在的三线商标，让一位作家调侃：只有裁判的哨子还不属于阿迪达斯。

中国品牌闯入这个商业帝国，要到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了。一家名为“英利”的河北光伏企业花费巨资，让自己的广告牌在所有64场比赛中亮相，每场累计8分钟。

赞助费未被公开披露。2014年，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透露，英利当时在和对手叫板。并且，借由赞助世界杯，该公司还将参与到南非的一个项目中。

到了2018年的俄罗斯，中国品牌在17家官方赞助商中占了7席，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赞助商的撤离而留下“真空”。当时，国际足联爆发了一系列贪污丑闻，7位国际足联高官被捕。填补“真空”的首个中国品牌是万达，它以最高级别的“国际足联合作伙伴”身份亮相，蒙牛、海信和vivo紧随其后。

到了2022年，中国成为世界杯最大的单一赞助来源国，赞助总额近14亿美元。

中国企业的动机各不相同，朱晓东分析：“有的是因为全球化的需求；有的逻辑则是防卫性的，它需要防止竞争对手抢走赞助席位。”朱晓东曾协助某国内品牌，拿下2022世界杯区域赞助商资格，双方的谈判僵持到了开赛前的最后一周，国际足联同意了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代价是，砍掉该品牌在新冠疫情期间需求不高的部分球票权益。

有人则把赞助商名单视为一张经济风向图。2024年，曾高调入局的万达终止了与国际足联的合作。而到了2026年，中国企业仅剩下3席，分别是联想、海信和蒙牛，赞助额大幅回落到约5亿美元。取而代之的是北美品牌，比如威瑞森通信和美国银行。开赛以来，人们对中国品牌印象最深的是，LABUBU作为官方授权合作方，推出联名潮玩。

“美国不是中国（大）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各种政治因素让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并不容易；加上中国经济正在转型，部分企业的预算已经不再允许这样的支出。”朱晓东预测，“到2030年，预计会有更多中国品牌回归。”

相较于起起落落的中国品牌，世界杯赞助商名单中，很多老面孔依旧醒目，比如：阿迪达斯、现代汽车，以及可口可乐。

或许，真正遗憾的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品牌依然在场，中国队也依然缺席。

国际问题学者、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正在美国洛杉矶观看世界杯，他在接受看看新闻的采访中表达了复杂的心情：“中国的缺席已经是世界的遗憾……好像还是为人作嫁，心里有一些酸楚。”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墨西哥城，郭润超在世界杯揭幕战上。（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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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难吞下的账单

国际足联从球票分成、电视转播权、全球赞助中赚得盆满钵满；主办国则要支付修建球场、扩建交通、升级安保的账单。

把所有账本摊开，真正盈利的寥寥无几，除了美国人。1994年美国世界杯，曾任美国足协主席的苏尼尔·古拉蒂（Sunil Gulati）宣称，该届赛事盈余约6000万美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收入，是借给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一笔款项后收取的利息。

2026年已经很难找到一笔可以用于借贷的款项了，2018年后，国际足联全面接管赛事运营，取消本地组委会。举办城市既拿不到球票收入，也分不到餐饮、周边、停车的比赛日分成，只能依靠企业赞助以及政府补贴。

卡塔尔世界杯的投入一般被媒体估算为高达2200亿美元。据澎湃美数课统计，这超过21世纪以来世界杯主办国投入的总和。凭借这笔钱，卡塔尔在沙漠里新建和翻新了共8座球场，扩建了机场，修建了一套全新的地铁系统、数万间酒店客房，以及一座名为卢塞尔的新城。

之后的标准会越来越高。2030年和2034年的申办指标是：至少14座合适的体育场和72个球队训练基地。如果不达标，申办国会被早早淘汰。

正因为世界杯太烧钱了，不少地方都发生过抗议活动。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始前，这个拥有五座冠军奖杯的足球王国，多座城市爆发抗议，民众高举标语：“不要世界杯！我要教育！”

事实证明，民众的抗议具有某种预见性。2015年有报道称，巴西世界杯后，马内·加林查体育场的办公室将被400名公务员占用，停车场则被兼作公交车库。这些球场有了一个残酷的绰号：“白象”——昂贵、醒目、难以使用。

主办国当然会算经济账，但它们押注的往往不是盈利。

由于洲际轮办规则，2014年世界杯由南美洲国家承办，在阿根廷和哥伦比亚放弃的情况下，巴西卢拉政府借此提升国际能见度；2022年的卡塔尔则通过世界杯，把自己从一个波斯湾小国变成全球体育、旅游、外交的中转站。

在朱晓东看来，承办世界杯的好处是对国家的宣传，“跟奥运会不一样，世界杯会在多个城市举办，一般人们去都不会只待一天。”他回忆，卡塔尔世界杯让大家对这个国家的形象大为改观，公共设施非常方便，有时，一天可以看两场。

不过，世界杯的聚光灯也可能照向暗处。2014年，围绕巴西的国际报道中，很多主题是贫民窟；赛前几年，卡塔尔一直被媒体诟病其劳工制度，压力之下，卡塔尔推出最低工资法和工作自由化的改革。

2026年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2030年更要不可思议地跨越三洲——除了西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北非的摩洛哥，另有三场比赛放在南美三国，以纪念世界杯100周年，在另一个意义上定义了“世界杯”。

或许，除了财大气粗的中东石油国，其他国家已经很难独自吞下这张账单。

2014年6月8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杯前的贫民窟，年轻人在踢球。（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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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如一”

96年前，“一战”老兵儒勒·雷米特推动了首届世界杯的诞生。他相信，人类终将通过足球达到一种人文主义的优雅境界，“届时人们可以满怀信任地相遇，心中没有仇恨，口中没有侮辱”。

但是，世界杯从未走出过民粹与政治操弄的漫长阴影。

2026年世界杯开幕前的几个月，美墨加贸易协定的续签审议陷入僵局，三国领导人在抽签仪式上维持着表面的和谐——2017年申办时，三国的口号是“团结如一”（United as One）；“非洲最佳男裁判”、索马里人阿尔坦在机场被美国拒绝入境；美以伊战事，伊朗国家队饱受出行困扰，代表团不少成员遭拒签。

96年过去了，承载雷米特人文主义理想的世界杯，早已变成一台印钞机，机器越来越大，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复杂。

财报显示，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总收入达到75.6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新公布的财务预算显示，美加墨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营收预计将达到130亿美元。

好在，有一些东西无法被定价。

看台上，会有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球迷激动落泪。12个时区外的某个角落，一个父亲会摇醒熟睡的孩子，把他抱到电视机前。宿舍熄灯后，一个少年会悄悄打开手机，把屏幕藏进被子里。

还有在“脆弱国家指数”上位列第八的海地，他们的国家队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在联合国估计有85%区域被帮派控制的首都太子港，人们清理街道，搭建临时座位区，通过电视享受着一个难得的庆祝时光。

最遗憾的人可能是老魏了，这位曾三次前往美国的企业家，至今还没获得签证。根据他的推测，原因可能有二，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他去过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政府关系紧密，美以伊战事中，黎巴嫩也遭到以色列空袭，并成为停火拉锯中的棋子。另外，老魏从事的光学仪器行业，被列入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中的商品控制清单（CCL），对美国而言，他可能是一个敏感人员。

但真正的原因，谁能告诉老魏呢。

1980年5月，魏丰（前排右一）和队友参加地区小学生足球赛留影。（受访者/图）

（南方周末实习生郑子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同一块屏幕

完成这篇报道的过程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

比赛一场接一场地踢下去，另一组画面也不断出现：世界各地的人们，聚在屏幕前看球。在柏林，球迷坐进教堂看转播；在战乱的加沙，孩子们盯着咖啡馆里的电视；在被视为“失败国家”的海地，人们为这个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国家队屏住呼吸；在刚刚停火的伊朗，观众聚到大屏幕前；在广州，一家酒楼的早茶时段，也打开了阿根廷的首赛。

球票可以越来越贵，国际足联可以在每一个短暂的停顿里安插广告，一次又一次将球迷的热爱重新标价；但屏幕仍在那里，屏幕里的奔跑、传球、射门和叹息，都是真的。那不是最接近世界杯的地方，却是更多人能抵达的现场。

这些画面提醒人们，世界杯曾经许诺过什么。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3日，海地太子港，球迷在观看世界杯海地对阵苏格兰的比赛。（视觉中国/图）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4日，德国柏林，世界杯德国与库拉索的比赛期间，球迷在教堂观看公共转播。（视觉中国/图）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加沙地带一家咖啡馆内，巴勒斯坦球迷在观看世界杯开幕式。（视觉中国/图）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6日，伊朗德黑兰，球迷在观看世界杯伊朗队VS新西兰队的小组赛。（视觉中国/图）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3日，巴西圣保罗，球迷在观看世界杯巴西VS摩洛哥的小组赛。（视觉中国/图）

2026年6月17日，广州，一家酒楼的早茶时段，转播世界杯阿根廷VS阿尔及利亚的小组赛。（张由琼摄）

• 参考资料：

《FIFA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和球票丑闻》，[英]安德鲁·詹宁斯著，徐天辰、欧阳明亮、李宏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马上开讲：亲历中国体育电视30年》，马国力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张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The Business of the FIFA World Cup》，[英]Simon Chadwick, Paul Widdop, Christos Anagnostopoulos, Daniel Parnell编，Routledge，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