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6月15日，广州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局地8—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图为市民在雨中出行。（视觉中国/图）

很多时候，强对流天气的分析预报工作，难以避免地混杂着纠结与愧疚。“空报”了实际上未发生的大雨，难免听到抱怨；预警发得迟了，山区居民来不及在洪水到来前撤离，后续救灾工作变得困难。如果出现人员伤亡，预报员更容易自责。

“2025年我国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为48分钟，2024年是43分钟。即使是短短一分钟提前量的进步，也非常艰难。我们希望到2035年能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发出预警信号。这意味着具备防灾减灾知识的民众能有足够时间应对可能的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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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倪瑜遥

责任编辑｜崔慧莹

郑永光已和强对流天气“交手”二十多年。

他的“老对手”在雷达图上是一片片移动的强对流风暴——橙色、红色、紫色，颜色越深，威力越大。零散的风暴，会带来局地雷雨和短时大雨；风暴拉成长条，意味着大范围狂风暴雨正在路上；如果风暴边缘长出弯钩，则是更危险的信号——大冰雹或龙卷风可能来袭。

2026年入夏以来，强对流天气已多次“光顾”我国。5月中下旬，全国先后出现四轮强降水过程，广东、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多地相继受灾。5月31日，黑龙江哈尔滨遭遇“沙墙袭城”，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预报预警，是应对气象灾害的前提，但针对强对流天气的预报，是全球公认的难题。这类天气突发性强且发展迅速，发生的时空范围小，监测困难，人们至今尚未完全掌握其发生的机理。

2005年入职国家气象中心，如今成为中国气象局强对流天气重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郑永光见证了我国强对流天气预报，从近乎空白到不断突破的过程。

中国气象局强对流天气重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郑永光。（南方周末记者 倪瑜遥/摄）

过去，气象学家只能粗略推算对流风暴的移动轨迹，如今能通过AI进行智能测算和预判，“武器”正不断迭代。但每次遇到强对流这个变幻莫测的“对手”，气象学家还是绷紧神经，不敢疏忽。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再暴烈的风雨雷电也转瞬即逝，但在郑永光的脑海中，会留下清晰的刻度——聊起过往的一些重大气象灾害，他总能精确说出日期、时间及各类气象数据。这些刻度甚至与他的人生节点交织，他记得在自己入职前夕，2005年5月31日午后2点，北京的一场未能提前预警的冰雹，砸坏了2万多辆汽车，保险公司损失惨重。

强对流天气的分析预报工作也时常混杂着纠结与愧疚。“空报”了实际上未发生的大雨，难免听到抱怨；预警发得迟了，山区居民来不及在洪水到来前撤离，后续救灾工作变得困难。如果出现人员伤亡，预报员更容易自责。

“现在做强对流预报依然像‘盲人摸象’。”郑永光说，“可以提前3至7天，预报强对流天气发生的过程，但很多时候难以精确地预判，它具体在何时发生，降临在哪个具体的点位，以及准确的强度。”

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将“提前一小时预警局地强天气”列入构建精准高效的预报预警体系的目标。2025年我国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为48分钟，较2024年提前了5分钟。

在多变的天气面前，人类的预判始终存在局限。气象专家们只希望，下一次极端天气来临前，凭借更加精确的监测和预报技术，能跑得更快，把这头“大象”摸得更全。

“强对流”天气预报是国际难题

南方周末：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强对流天气的？在过往的工作经验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难以预测的强对流天气？

郑永光：我2005年来到国家气象中心工作。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强对流天气在我国致灾性强、预报难度大，开始研究相关预报。从2005年至2008年，我们针对强对流天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预报试验，但对它的具体成因的认识还比较浅显，预报能力非常有限，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其实每次预报强对流天气都很难，世界各国都如此。美国龙卷风多发，他们从1950年代就开始做相关的强对流预报，但直到现在依然有很高的空报率。

我记得2020年2月14日，湖北省恩施州和宜昌市下辖的几个县下了大冰雹。我们当时预报了广东和广西的强对流天气，但对于湖北，我们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么强的冰雹。

我们可以捕捉强对流天气的过程和范围，但要精确预判它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强度，还比较困难。目前的技术水平已能做出较为精准的临近预报，即未来3小时内的局地预报。预报的时效越短，我们做预报的把握性就越大；但对防灾减灾来说，提前时间越短，就意味着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时间越少。

南方周末：相比于台风、寒潮等大尺度天气的预报，强对流天气预报难在哪里？

郑永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空范围小。即便是容易导致大冰雹、龙卷风、强降水的超级单体（单体指独立的对流单元），影响范围也不过十至二十公里。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很强，从发生到进入强盛阶段的时间，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这么小的时空尺度，只能通过卫星和雷达观测，但数值预报模式还难以提前准确预报。

目前研究人员还未完全掌握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机理。要形成强对流天气，通常需要有大气抬升能量、水汽、垂直风切变等要素，但其中还有很多细微的预报信号，比如地形的影响、大气内部的快速变化等，我们仍难以捕捉。

例如2021年12月，美国中西部遭遇EF4级（美国龙卷风标准中第二强级别，风速为267—322 km/h）超强龙卷风，持续将近3个小时，造成五十多人遇难。我们通常认为北半球冬季发生这类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很低，但它就发生了，还出人意料地持续了很长时间。

2026年5月30日，中央气象台办公室内，几块屏幕显示着未来30天内全球的天气情况。（南方周末记者 倪瑜遥/摄）

强对流是我国夏季强降水的主要推手

南方周末：强对流天气在我国的时空分布有何规律？哪些区域、哪些时段高发？

郑永光：强对流天气受大尺度天气系统调控。北半球夏季太阳辐射强，地面受热后再以对流形式向大气输送热量。这个交互过程中很容易触发强对流。在沿海地区，陆地的升温速度高于海洋。水陆之间的温度对比导致风场的变化，也容易形成强对流。

从时间分布上来讲，每年春季，夏季风来临之前，气温回升但充沛的水汽尚未到来，这时很容易产生雷暴大风、干冰雹等偏干性对流；通常从5月开始，夏季风到来，受夏季风影响的区域大气整体更为暖湿，更容易形成偏湿性的强对流，从而产生强降水。

我国夏季强降水都是强对流导致的。这类降水短时强度极高，最强小时雨量能超过100毫米，甚至突破200毫米。例如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每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201.9毫米，相当于基本没过成人脚踝的高度，创下我国陆地国家级气象站小时降水纪录。相比之下，非强对流造成的降水强度则小得多，通常每小时的雨量不会超过3至4毫米。

南方周末：尽管强对流天气预报难度大，近年来国内有无成功预报预警此类天气的经验？

郑永光：成功的案例确实也有很多。比如2022年7月20日，江苏宿迁沭阳、连云港灌云、盐城响水、淮安淮阴四个地方先后遭遇龙卷风，其中3个达到强龙卷风级别。

在当年的7月18日至20日，中国气象局每日早间预报会商中，中央气象台和江苏省气象台已预判龙卷风出现的可能。7月20日早上6时，中央气象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下午1时升级为黄色预警，江苏省各级气象台也都及时发布了预警信号。最终这一灾害没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但即便如此，其中一个龙卷风还是出人意料。20日早上八点半，宿迁沭阳发生了EF1级（风速138—177 km/h，相当于12—14级大风）龙卷风。按我们原本的预报，它在中午才会出现。这个龙卷风属于我们目前还难以找到预报信号的强对流天气。

预报员们每天要分析大量天气数据，做出研判。（南方周末记者 倪瑜遥/摄）

“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

南方周末：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提出“提前一小时预警局地强天气”的目标。要实现目标，一大关键是建立递进式预报预警服务机制。这一机制在强对流预报中能发挥什么优势？

郑永光：2025年我国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为48分钟，2024年是43分钟。即使是短短一分钟提前量的进步，也非常艰难。我们希望到2035年能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发出预警信号。这意味着具备防灾减灾知识的民众能有足够时间应对可能的气象灾害。

“递进式气象服务”是支撑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之所以要“递进式”预报预警，是因为目前的强对流预报，还无法兼顾长时效和准确性。

预报的时效越长，比如今天预报明天的强对流天气，可能准确性不高，但也能让大家对可能到来的气象灾害有一些心理准备。当强对流越来越临近，我们对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强度有更大把握时，再做出更精确的预警。这时有关部门一声令下，就能迅速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尽管有时预报中的极端天气没出现，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经常向公众科普：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气象部门做出的每一次预报预警都一定有科学依据，背后都有百分之百的努力。有可能这次没到来的天气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不能说“这次预报不准确，下次就一定不准”。

南方周末：在全国通用的“3161机制”之外，不同地方也探索出适合本地的递进式预报预警模式，比如云南的“1262”模式和深圳的“31631”模式。在山区和平原、农村和城市等不同地区，强对流预报预警的重点难点是否有不同？

郑永光：云南和深圳的模式是目前提及较多的，但其实不同省份都会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递进式预报预警的策略。每次预报预警发出前，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级气象部门也会开展会商，协调采取怎样的行动。

城市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需要重点防范的是强对流引发的风灾和城市内涝，以及少数情况下冰雹造成的损失。相较而言，山区人口分布更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更高，更要及时转移高风险区域的人员。

把“大象”摸得更全面

南方周末：预报预警“空报”的次数多了容易让公众放松警惕，但漏报又会酿成更大的风险。在决定是否发布预警时，预报员会不会纠结犹豫？

郑永光：的确，我们每次发布预警之前都很纠结。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虽然我们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但地球大气是混沌属性的。我们能掌握的天气信息不可能是全面的。要做出预报依然像“盲人摸象”，我们摸到了身子、鼻子、耳朵，但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摸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预报，不可能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能尽最大努力准确预报。但只要我们的预判是有科学依据的，发现可能致灾的强对流天气，该发布预警还是要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能等到完全确信强对流会发生时才发布预警。

很多时候预报结果不够准确，或者预警不及时，事后看到伤亡情况，我们也会难过和自责。比如有时山区发生洪水，我们预报的时效短了，当地来不及把居民完全撤离出去。农村不像城镇那样有很强的组织性，村里有很多留守老人和儿童，要动员起来确实存在一些困难。

这些经验都需要在每次预警和救灾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每次失误之后，我们也告诫自己，下次要做得更快更好一些，把“大象”摸得更全面、更准确一些。

南方周末：几乎人人都看天气预报，但大家对背后的预报员和气象科学家并不熟悉。平日里你们是如何工作的？

郑永光：这也是我学气象之前好奇的问题。天气预报并非仅靠预报人员完成。最基础的工作是观测，依靠全国各地的地面气象观测站、气象雷达和卫星。目前全国有超过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观测风温压湿降水等信息。气象雷达主要测降雨、雷暴、冰雹、大风等。在太空中运行的气象卫星，则每隔几分钟到半小时都在观测云的情况。

这些信息会汇总到预报员这里，进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系统会帮我们计算出一个结果。近年来，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预测结果的准确率一直在提升，但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因此还需要预报员利用气象学知识综合判断，作出更准确的预报。

专家、游客都要“出门看天”

南方周末：当下的气象观测设备已非常发达，预报员和气象专家是否还需要像过去那样“出门看天”？

郑永光：即便在今天，预报员也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气象站建得再多再密，也不可能完全覆盖地表。如果一个地方有降水，但恰好没有气象站，我们就很难知道雨到底有多大。用卫星和雷达估计的误差也很大。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实地观测。

此外，龙卷风或雷暴大风造成的风灾，局地性很强，分布范围很小，气象站很难直接观测到，这也需要我们到现场去做风灾调查。

比如2015年湖北监利“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新闻报道里船长说当时遇上了龙卷风。我们到实地调查了七八天，通过现场拍摄，以及和周边居民交流，最后发现事故原因并非龙卷风，而是下击暴流导致的。

龙卷风是强上升气流，像漏斗云一样旋转向上；下击暴流则是强下沉气流，向下冲击地面时会辐散开，把铁皮、瓦片等碎片向外抛散出去。仅依靠观测设备，很难完全准确判断风灾的具体成因，还原天气发生过程。因此在严重的强对流灾害发生后，预报员和气象专家会到现场调查。

总之对于气象站观测不到的地方，如果发生了气象灾害，我们只能通过现场调查进行事后补救。

南方周末：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除了及时关注预报预警，普通人还能做些什么来防范风险？

郑永光：近年来很多极端天气造成的事故还发生在旅游途中。比如2025年8月16日，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有游客在野外露营时遭遇山洪，事故造成10人死亡，2人失联。

2026年全国两会上，我也提出了关于防范旅游气象风险的建议。针对涉山、涉水、低空等旅游项目，建议完善跨行政边界、跨山脉、跨流域的气象灾害联防机制。游客在出行之前也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预报，尤其暑期旅游旺季与汛期重叠，要注意避开暴雨、大风、雷电等不利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