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是第十个“中国器官捐献日”。近日，在广州举办的一场器官移植科普及治疗进展交流活动上，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刘永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赵纪强接受媒体采访，深入解析我国器官移植与捐献的现状、技术突破及深层挑战。专家指出，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稳居全球前列，但供体短缺、长期随访体系不完善及公众死亡教育缺失等问题，依然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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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广东领跑移植实践

刘永光主任用“跟跑”到“并跑”概括中国器官移植的技术跃升。目前，我国实体器官移植总量稳居全球第二，在经典肾移植、肝移植及异种移植等前沿领域，均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他特别指出，国内利用基因编辑猪进行的肾移植临床实践，患者存活时间已与美国接近。

作为改革前沿，广东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持续领跑。赵纪强主任介绍，广东拥有20家器官移植资质单位，全国数量第一，其中广州集聚14家移植中心，中山一院的“无缺血”移植、广医一院的无管化肺移植、省医的心脏移植、珠江医院的儿童移植等形成了差异化发展的良好生态。广医三院在合并有急性肾损伤的机械灌注和肾移植后蛋白尿诊治、移植肾损伤的无创诊断等方面尤具特色。这些特色技术均是扩大供肾池，改善移植肾长期预后，提高移植物生存率的有效途径。

捐献率远低国际水平，供需矛盾亟待解决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35万余例，捐献大器官突破19.3万个。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省器官捐献量达838例，占全国器官捐献数约12%。

尽管移植技术突破显著，但器官来源短缺仍是最大痛点。2025年1-8月，我国15.4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器官移植，10.6%的患者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其中超8成来自遗体器官捐献，其余来自活体移植。按此推算，我国需移植患者与供体比约为9.4:1。另外，2025年我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为4.92，虽较过去大幅提升，但与西班牙（53）、美国（49）相比差距达十倍。

刘永光坦言，这背后存在复杂的文化因素与死亡教育的缺失。“中国人忌讳谈死，这导致大量潜在的脑死亡捐献者流失。实际上，在医院里达到捐献标准的案例中，最终实现捐献的比例可能只有几百分之一。”赵纪强补充道，国家卫健委已设定目标，计划五年内将PMP提升至8。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老龄化加剧，我国器官捐献者平均年龄已升至49岁，死亡原因从颅脑外伤转向心脑血管意外，这使得“边缘供器官”（即质量不理想或有基础疾病的器官）比例增高。

如何把这类器官“变废为宝”？赵纪强介绍，目前通过ECMO、机械灌注技术及多学科联合管理模式，可显著提升该类器官利用率。70岁以上高龄供体在严格评估后同样可安全使用，成为缓解供需矛盾的重要补充。

术后管理：从“活下去”到“活得好”

手术成功并非终点，终身抗排异管理直接影响远期生存。赵纪强解释，绝大多数移植受者需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来预防排斥反应。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治疗具有明显的“窄治疗窗口”特征。药物浓度过高，副作用风险增加；浓度过低，则可能诱发排斥反应，甚至导致慢性排斥，使移植器官逐渐失去功能。因此，术后管理必须依靠长期、精细化的随访与调整。

据介绍，目前临床常规采用三联免疫抑制方案——糖皮质激素、抗增殖药物以及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如他克莫司或环孢素），通过联合用药抑制免疫攻击，帮助移植器官长期健康存活。“特别是狭窄治疗指数药物，浓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需要注意选用高品质的药物，以保证治疗的长期疗效。”

刘永光指出，当前急性排斥已非术后首要难题，术后随访疏漏、用药依从性差才是脏器失功的关键诱因。青少年因叛逆擅自停药、患者遗忘复查等现象常见。为此，珠江医院自2023年起启动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已纳入491例患者，留存5万份生物样本，正构建基于多模态数据的“中国人数据底座”，未来拟打造人工智能移植导航系统，实现从“患者求医”到“系统追着患者管”的转变。

“器官移植是社会高度协作的文明标志。”刘永光表示，从环孢素到异种移植，技术进步正挽救无数家庭。然而，制度的温度、公众对死亡的理性认知，以及透明可信的器官分配体系，同样不可或缺。“破解器官移植和捐献的困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南方+记者 严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