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可以写稿、生成视频、自动检索信息，甚至“自主协商”完成任务时，新闻传播领域迎来了新变革。

主流媒体应如何融入新的传播叙事？当传播变得工程化，文科还有价值吗？AI大厂开始招聘文科生，新闻传播学要怎样应时而变？

5月23日，在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与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闻学”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高校的百余名学者、研究人员直面一个个热点问题，交流智识经验，共同探寻着AI时代的新闻学未来。

问题一

人工智能时代，传播活动发生了什么改变？

“传播正在转向工程化。”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陈昌凤的一句话，道出了不少学者对当下媒介变革的直观感受。

她提到，如今的传播，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生产，转向一种“持续运行的社会技术系统”。这个运行系统包括了AI自动生成、智能体自动检索、平台自动判断、系统决定等，传播活动开始呈现出“可拆分、可标准化、可模块化、可自动化、可审计”的新特征。

陈昌凤分享了自己“养龙虾”的互动经历。她发现，智能体不仅能够主动整理研究内容、梳理创作进度，甚至还会在用户不在线时，“彼此协商”如何继续推进任务。

“它可以独立于我们之外，把我们当成第三者，进行一种平行世界式的互动。”陈昌凤指出，技术革新让传播逻辑发生了根本转向。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体开始介入信息传播时，信息在生成环节便已经完成“传播”。因此，传播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是逐渐演变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协同。

陈昌凤

问题二

当传播变得工程化，文科还有价值吗？

陈昌凤认为，当智能体就可以完成生产和传播时，某种程度上，信息的可见性已经被智能体所“操控”，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与挑战。

为此她建议，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要快速去占领适应这样的智能传播模式，并讨论和明确传播的“权力”——例如，谁来掌握智能体的数据接口模型，哪些信息又可以被调用和检索等。

另一方面，工程领域也要文科化，否则技术会离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判断越来越远。

如今，这一趋势已出现。陈昌凤注意到，越来越多的AI企业开始招聘文学、哲学、新闻传播等文科背景人才，部分企业招聘文科生的比例甚至从过去的5%提升到了30%。

这也意味着，未来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更需要在人文价值、社会判断与技术系统之间重新建立连接，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学科融合阶段。

问题三

主流媒体应如何“占领”新的传播场域？

数智时代，新闻传播业界也正在经历新一轮系统性变革。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成为全网现象级传播事件，并带动江苏文旅消费超过380亿元。

“苏超为什么能火，可以说它既是球场上踢出来的，也是媒体人玩出来的。”研讨会现场，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双传学分享了这件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的生动案例。

双传学

他介绍，在“苏超”传播过程中，媒体从传统的“报道者”转向了“策划者”“参与者”，例如集团特别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在网上跟网友积极互动，来激梗、玩梗、引导梗。

此外，注重情绪价值的传递，抓取球员雨中黯然长叹、球迷自发捡垃圾等细节进行传播，让内容真正打动人心。

“媒体变成了苏超的一部分。”双传学说，这种角色和身份的重塑，传受关系的重构，媒体到社会关系的再造，正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也带来了新的传播效果。

问题四

业界和学界如何“联手”构建新时代的新闻学？

“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离不开主体性，主体性离不开实践性。”在双传学看来，新闻传播学的生命力始终来源于中国现实土壤。

他提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之间，存在着“知行共生”的关系：学科建设为业界实践提供理论坐标系与方法论工具，而业界实践也在为学科建设提供新的研究素材。

为此双传学建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坚守实践向度，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从实践中挖掘课题、提炼理论、检验成果，加强业界和学界的联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也指出，在“智能传播”新生态下，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社会传播中的“元要素”，传播研究需要重新理解人与平台、算法、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与技术发展适配、对齐。

“我们要用中国的眼光、中国的逻辑、中国的价值观，对相关学科和知识体系进行中国化改造。”喻国明说。

喻国明

南方+记者 陈伊纯

实习生 刘洵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