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江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部那间永远拉着半帘的咨询室里，阳光总是被滤得柔和而朦胧。

这里的时间走得格外慢，又格外重——每一次推门声都带着一颗悬着的心，每一次沉默都藏着无法言说的秘密。

对于在这里工作的艾防人来说，他们的战场从来不止于实验室的检测台。他们是指引治疗方向的引路人，更是无数人在坠入黑暗时，唯一敢抓住的那只手。

一张化验单，一个家庭的天塌了

32岁的陈女士第一次走进这间咨询室时，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

就在一周前，她刚和认识三个月的丈夫领了结婚证。本以为是二婚生活的新开始，却等来丈夫因高烧住院查出艾滋病的消息。丈夫是多年前吸毒共用针管感染的，自己一直不知道，直到发病才确诊。

“她进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抖的，说话声音都在颤，反复问我‘我是不是也得了？我的孩子怎么办？’”艾防部的工作人员记得很清楚，陈女士带来的孩子是和前夫生的，才五岁。那一刻，这个刚刚重组的家庭，瞬间走到了破碎的边缘。

没有教科书式的流程，也没有冰冷的话术。工作人员先给她倒了一杯温水，听她断断续续地哭，听她抱怨命运的不公，听她害怕被娘家嫌弃的担忧。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才慢慢跟她解释：艾滋病只有血液、性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日常生活一起吃饭、睡觉、抱孩子都不会传染；现在艾滋病已经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病，规范治疗和正常人没两样。

接下来的三个月，陈女士成了咨询室的常客。她每周都来做检测，每次拿到阴性报告都能安心几天，过两天又开始胡思乱想。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跟她重复同样的知识，给她讲其他类似家庭的故事，告诉她孩子也做了检测，结果是好的。

三个月后，当最后一次窗口期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时，陈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她最终还是选择和丈夫分居，但至少她和孩子的生活回到了正轨。“现在她偶尔还会给我们打电话，说说她种的蔬菜长势怎么样，就像跟老朋友聊天一样。”

电话这头，是他们唯一的情绪出口

比突如其来的感染更磨人的，是被疾病撕裂的家庭关系。

有一对夫妻，两人都是艾滋病阳性。丈夫是献血时查出来的，随后妻子也确诊了。从拿到结果的那天起，这个家就没有安宁过——两人每天互相指责，争论到底是谁传染给谁。最可怜的是他们三岁的儿子，爷爷奶奶觉得孩子肯定也被感染了，碰都不敢碰，扔在一边没人管。

“这个女生几乎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一聊就是大半个小时。”工作人员说，她什么都讲，讲夫妻间的争吵，讲公婆的冷漠，讲生活的艰难。电话这头的工作人员什么都没做，只是静静地听着。

没有专业的资质，没有调解的经验，但他们是她唯一敢倾诉的人，是她走投无路时最后的指望。

工作人员一边听她倾诉，一边分别给夫妻俩做工作。他们不评判谁对谁错，只是反复告诉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过去，而是好好治疗，照顾好孩子。他们多次劝说夫妻俩带孩子来做检测，告诉他们孩子感染的概率很低。

终于，孩子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拿到报告的那天，爷爷奶奶第一次主动抱起了孙子。后来，夫妻俩还是离了婚，女方带着孩子去外地打工了。再接到她的电话时，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她的变化：声音亮了，话里有了笑意，说自己在工厂找了份工作，孩子也上了幼儿园，日子有了盼头。

“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只是一个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这是所有艾防人共同的感受。在这个谈艾色变的社会里，他们成了感染者唯一可以卸下伪装、尽情流泪的对象。

三分之一的咨询者，其实没病

在艾滋病防控部接待的人群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并未感染艾滋病的“恐艾症”患者。他们没有被病毒侵袭，却被对病毒的恐惧牢牢困住。

30岁的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妻子结婚两年，女儿刚满一岁，家庭幸福美满。一切的转折，源于一次偶然刷到的艾滋病科普视频。看着视频里的症状描述，他突然想起了三年前分手的前女友——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此刻变成了悬在他头顶的利剑。

“他说他越想越怕，觉得前女友当时好像就有点不对劲，肯定是得了艾滋病传染给了他。”工作人员回忆道。

从那天起，林先生的生活彻底乱了套。他开始对照网上的症状，觉得自己发烧、乏力、淋巴结肿大，所有的不适都指向了艾滋病。

他不敢告诉妻子，怕这个家散了；不敢去医院，怕被熟人看见。但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最终还是忍不住偷偷去做了检测。第一次阴性，他不信，觉得是窗口期没到；第二次阴性，他还是不信，觉得医院的试剂不准。

三个月里，他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医院和疾控中心，整整做了十次检测，每一次结果都是阴性。但他依然活在恐惧中，不敢和妻子同房，不敢抱女儿，甚至偷偷写好了遗书，安排好了身后事。

最后是妻子发现了他的异常，在反复追问下，林先生才哭着说出了实情。妻子没有指责他，反而带着他来到了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部。

“我们给他看了所有的检测报告，一遍又一遍地跟他解释窗口期的原理，告诉他三年前的高危行为，现在检测阴性完全可以排除。”但林先生还是反复追问：“万一呢？万一我就是那个万分之一的特例呢？”

这样的患者，艾防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遇到。有人摸了沾有干血迹的人民币就反复洗手，觉得自己被感染了；有人在医院睡了一晚病床，回家就把所有衣服都烧掉；有人甚至怀疑捡报告单的手会沾上病毒，连饭都不敢吃。

“他们怕的根本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病毒背后的道德标签和社会歧视。”工作人员说，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艾滋病就等于“乱搞”，等于“不道德”。一旦和艾滋病扯上关系，哪怕只是怀疑，也意味着身败名裂，被社会抛弃。这种深入骨髓的偏见，才是恐艾症真正的根源。

对于恐艾症患者，艾防人能做的非常有限。他们可以反复普及科学知识，可以提供一次又一次的检测，但无法消除整个社会的污名化，也无法根治患者内心的焦虑。“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他们去看心理医生，但很多人不愿意去，觉得去看心理医生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病。”

有一个极端的案例，一位恐艾症患者在多次检测阴性后依然无法释怀，最后工作人员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实在不信，就去公共卫生医院做几天志愿者，亲眼看看艾滋病人是什么样的。”没想到他真的去了，在医院帮着打扫卫生、给病人端水送饭，待了一个星期后，他终于放下了心里的石头。

“他走的时候跟我们说，原来艾滋病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只要规范治疗，都能正常生活。”工作人员说，这件事让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消除歧视才是治疗恐艾症最好的良药。

比病毒更顽固的，是偏见

“歧视”是艾防工作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所有艾防人心中最深的痛。

下乡宣传时，有老人一听到“艾滋病”三个字就朝他们吐口水；有感染者确诊后被家人赶出家门；有患者因为怕碰到熟人，宁愿拖着病情也不肯去医院治疗。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无辜的孩子，仅仅因为父母是感染者，就被其他小朋友孤立。

为了保护患者隐私，艾防部制定了最严格的保密制度。所有患者信息都是最高机密，只有专人负责管理。对于年纪大的患者，家属要求不说“艾滋病”三个字，他们就用“HIV”代替；打电话随访时，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提及病情。

但这种制度性的保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可以防止信息泄露，却无法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

有一个女孩，2013年就确诊了艾滋病，当时她的CD4细胞还很高，只要及时治疗，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但她就是不肯去公共卫生医院治疗，说那里有熟人，怕被别人看见。工作人员劝了她十几年，给她推荐广州的医院，帮她联系医生，但她一直拖着。

直到去年，她因为带状疱疹住院，检查发现CD4细胞只剩下百分之十二，免疫力几乎完全被破坏。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很多感染者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歧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因为害怕被发现，很多有过高危行为的人不敢去检测，很多已经确诊的患者拒绝治疗。据统计，我国仍有近三成的艾滋病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这是艾滋病防控最大的隐患。

我们最终要战胜的，不只是病毒还有偏见

从事艾防工作多年，这些工作人员见证了阳江艾滋病防控事业的巨大进步。2015至2025年十年间年平均降幅达到9.8%，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已得到根本性遏制。

与此同时，治疗质量核心指标保持在优良水平：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比例达到95%以上，在治患者病毒载量抑制比例高达97%，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实现了病毒学成功，能够正常工作和生活。

针对吸毒、性传播等重点人群的综合干预也成效显著，2025年全市合计干预量覆盖率达到184/万，排全省前列；通过为阿片类毒品成瘾者提供合法、安全的替代药物，有效降低了治疗人员对非法毒品的依赖和需求，全市5间药物维持治疗门诊2025年合计使用美沙酮口服液约234万毫升，相当于减少约35公斤海洛因在社会上流通，从源头上降低了血液传播风险。

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老年人感染率上升、男男性行为人群高感染率、专业心理支持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依然存在……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艾滋病防控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消灭病毒，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平等、有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重，每一个感染者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病情，接受规范的治疗，过上正常的生活。

阳江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部的那盏灯，每天都在亮着。那半拉着的窗帘，隔开了外界的偏见与窥探，也守护了无数人的尊严与希望。只要还有一个感染者在承受病痛和歧视，艾防工作者的坚守就不会停止。

在这场与艾滋病的持久战中，没有旁观者，只有同行者。而他们，就是走在最前面的点灯人。

撰文：赵强 廖岳煌 曾广富

图片：阳江市疾控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