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独角兽的逆向选择:到县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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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

一家独角兽的逆向选择:到县里去

2026年春天,26岁的罗定青年顾珍敏做了一个让家人意外的决定:从深圳一家电子厂辞职,回老家。

家人不理解:“好不容易出去了,怎么又回来?”

对这座位于广东西部的县级市来说,年轻人外出打工,几乎是延续了几十年的惯常出路。顾珍敏的父亲年轻时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干了15年;母亲也曾在深圳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待过8年。顾珍敏也曾以为,离开县城,才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但这一次,她选择回来。

理由很简单:“县里的微容科技在招人,工资跟深圳差不多。”

这家2017年落户云浮罗定的企业,专注于高端MLCC研发、生产和销售。短短几年时间,它成长为粤东西北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并跻身超微型MLCC领域全球前列。更重要的是,它在云浮,不只是自身“孤军突围”,还带动一批上下游企业跟随落户,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日渐成形

如今,顾珍敏每天骑电动车上班,15分钟到厂。中午在食堂吃饭,晚上回家陪父母。和在外地工作漂着不同,回到罗定之后,她第一次觉得,工作和生活可以同时安顿下来。

“以前觉得县城留不住年轻人,”她说,“现在,家门口就有好工作。”

顾珍敏的选择,折射出一种正在发生的变化。过去,像罗定这样的县域,更多被视作珠三角传统产业转移的承接地;而今,随着制造业从拼规模、拼速度转向拼技术、拼沉淀,一些县域也开始成为高端制造业的生长地。

粤东西北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在云浮?当高端制造业产业来了,县域靠什么接得住?带着这些问题,南方+记者前往云浮,试图从罗定和微容科技的成长轨迹中,寻找广东县域产业变化的答案。

逆向落子:

为何选中罗定

顾珍敏回到罗定的决定,与另一个罗定人——陈伟荣的选择有关。

1978年,陈伟荣从罗定考上华南理工;毕业后他去了深圳,在康佳从技术员做到总裁。35岁那年,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家电企业掌门人之一,与创维黄宏生、TCL李东生并称“华工三剑客”。

2001年,42岁的陈伟荣突然从康佳辞职,转身进入MLCC行业。

MLCC——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是电子工业最基础的元器件之一。一部智能手机要用上千颗,一辆新能源汽车要用数万颗,一台AI服务器则要用数万甚至数十万颗。它看似不起眼,却藏在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深处,被业内称为电子工业的“大米”。

一个做彩电的人,为什么突然去做这样一个“小东西”?当时很多人看不懂。

但陈伟荣心里清楚,中国电子产品的组装能力已经很强,真正容易被“卡脖子”的,往往正是这些基础元器件。

最初,他把工厂放在东莞。那里是“世界工厂”,配套成熟,产业密集,几乎是制造业最顺理成章的落点。但做了十几年之后,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低端做得再好,也不过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

“日韩企业把核心元器件卖出高价,客户面临交期长、没有议价空间的被动局面。”陈伟荣说,这不只是商业竞争,更关乎产业安全。也正因此,他下定决心再往上走,做高端MLCC。

问题随之而来:这一次,工厂设在哪里?

按照通常逻辑,高端制造业理应放在珠三角。那里产业配套齐全,人才聚集,信息通达。但陈伟荣算的却是另一笔账。

“在珠三角,一线工人流动性太大,常常招不到工。”他说,“90后、00后的年轻人,常常休个长假就不回来了,每年春节后都有一个多月招不到人。”

而他的家乡罗定,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作为云浮下辖的县级市,罗定是人口大县,户籍人口超过130万。多年来,大量年轻人外出到珠三角打工。陈伟荣看重的,恰恰是这股长期外流的人力资源:不是他们不愿回来,而是过去,家门口没有足够像样的工作机会。一旦本地也有收入不错的岗位,很多人其实愿意回来,而且回来之后就不走了。

“我们这里工人的流失率,比珠三角低好几倍。”陈伟荣说。

“用人的稳定性,对冲地理位置的劣势。”这是陈伟荣反复提到的选址逻辑。远离产业中心,本是县域的短板;但对于微容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反而转化成了一种稀缺优势——人更稳定。而在高端制造中,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正是工艺沉淀、良率提升和产品质量稳定的关键。

“很多人觉得制造业一定要放在大城市。”陈伟荣说,“但我去全球很多地方考察,发现不少高端制造企业,其实就在农田边、就在小镇里。”

这句话背后,是高端制造业空间逻辑的变化。

过去,企业向中心集聚,更看重配套密度和效率优势;今天,部分高端制造向县域扎根,看重则是工人队伍的稳定性、综合成本的可控性、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那些原处在产业边缘县域的价值也随之被重新估量。

罗定,正是这样的地方。

对陈伟荣来说,罗定吸引微容的,不只是家乡情结,更是它在新的制造业竞争逻辑下,恰好提供了高端制造所需要的稳定性、承载力和成长空间。

向下扎根:

县城如何把人留下来

顾珍敏从深圳辞职回到罗定,不是孤例。

微容落户之后,一批原本可能到珠三角打工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把家门口当成工作地点。对一座长期有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的县城来说,这是微容带来的最直接、也最可感的变化。

罗定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里有一个特殊的班级,学生们叫它“微容班”。

实训设备是微容搬来的,课程表由微容工程师和学校老师一起排定,考核标准直接对标车间的良率要求。学生第三年进入微容实习,上手就能干活。

陆金海是“微容班”第一批毕业生。

两年前,刚刚初中毕业的他,本来打算到珠三角一线城市打工,后来听说有“微容班”,就选择留下来继续学习。毕业后直接到微容就业。

“我们给一线技术工人的薪酬,不比珠三角同岗位差。”陈伟荣说。

陆金海把账算得很清楚:在珠三角租房、吃饭,基本存不下钱;回到罗定上班,吃住都在家里,每个月还能给父母两千块。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份“将就的工作”,而是一份“有盼头的工作”——微容每年都有上百名一线员工通过内部考核晋升为技术骨干。

到目前为止,“微容班”已有多批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对微容来说,这不仅是一套本地化培养机制,也为罗定留住更多的年轻人。

但对微容这样的高端制造企业来说,光有稳定的一线工人还不够。

高端MLCC的研发必须紧贴着生产线。工程师要不断调试工艺、优化参数、提升良率,“远程遥控”很难达到理想状态。最初,微容也曾把研发团队放在深圳,技术人员两地来回跑,导致工艺调试与产线反馈严重脱节,效率大打折扣。

这让陈伟荣最终下定决心:把研发全部搬回罗定。

但这意味着,微容要留下来的,不只是要留住操作员和技术工人,还有吸引工程师、材料专家、工艺团队,以及他们背后的一整个家庭落户。

让陈伟荣意识到问题有多紧迫的,是一名资深工程师的离职。

那是一位公司从外地引进的资深工程师,在微容工作了好几年,一直干得不错,却突然提出辞职。原因是孩子要上小学了,罗定的学校,没有珠三角好。

“这件事情刺痛了我。”陈伟荣说。微容现有高端人才已超过300人,未来还要继续扩充。高端人才最关心的,往往不只是工资本身,还有子女教育的问题。如果这些人因为子女教育问题流失,他们在罗定就很难真正落地生根。

从那时起,“办一所好学校”被陈伟荣列为微容在技术攻关之外最重要的事之一。

“公办学校,企业补贴老师。”这是陈伟荣反复提起的一个设想。

这个设想正在变成现实。在罗定附城街道,一块已经画好红线的地块上,微容与政府共建的一所公立小学已进入征地阶段。这所暂被称为“微容小学”的学校,将采用一种创新的模式:公立性质,但由企业出资改善教师待遇。

“我们要从全中国招好老师,让这所学校不差过珠三角。”陈伟荣说。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更是决定企业能否留住顶尖人才的“关键一棋”。

不只是企业意识到了这一点,云浮也在补上这块短板。今年9月,总投资超6.8亿元的北京师范大学云浮实验学校即将开学,将为云浮提供4700多个优质学位。

“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投入,而是决定企业能不能把高端人才真正留下来的一环。”陈伟荣说。

学校不只是公共配套,更是人才愿不愿留下、家庭能不能安顿的关键条件;而对云浮来说,教育资源的补强,也不只是民生工程,更是县域承接高端制造、吸引高端人才必须补上的基础能力。

微容技术总监林显竣的经历,最能说明教育配套的重要性。

来罗定之前,他已在深圳工作了十几年,全家也都在深圳。2020年,他做了一个让身边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不仅来罗定上班,更要把家从深圳搬到罗定来。

说服妻子,他花了几整年。妻子问:罗定有什么?他说:有事业。妻子又问:孩子上学怎么办?他沉默了。

而现在,随着北师大云浮实验学校的落地和“微容小学”的规划,林显竣看到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的确定性,全家都搬到罗定。林显竣告诉记者说:“把家搬过来了,可以全心投入技术开发工作。”

从“回家”到“安家”,只差一个字,却有不同的意义。顾珍敏、陆金海们的“回家”,意味着家门口有了体面的岗位;而林显竣们的“安家”,则意味着这座县城开始具备承接高端制造人才生活与家庭需求的能力。

向上生长:

怎样带出一条产业链

最近,罗定市人社局组织的一场招聘会上,微容科技的摊位前排起了队。招聘简章上写着:熟练技术工,月薪6500元以上,五险一金,另有房补、餐补。工作人员一遍遍解释:“二期工厂即将投产,这次要招上千人。”

“招这么多?”一个中年男人探过头来问。“订单排满了。”微容的一位招聘人员答道。

订单排满,几乎成了微容这两年的常态。而扩产,也成了陈伟荣眼下最紧迫的事。在产业园的沙盘前,他指着一栋栋厂房模型告诉记者:二期项目预计近期投产,三期明年开建。随着二期落地,微容产能将实现显著提升。

这种扩张,并不只发生在微容自己的厂房里。

罗定县城边上,今年已有几家新工厂陆续开工。厂房门口挂着“电子元器件专用材料”“精密设备制造”等牌子——这些都是微容的上游供应商。

为了把配套链条尽量留在本地,云浮市支持微容专门规划了产业链工业园,统一建设厂房,再以较低成本出租给供应商,让他们“拎包入住”。

“供应商希望更靠近我们,方便供货,也方便质量控制,所以他们也来到了云浮。”陈伟荣说。目前已有两三家供应商落户,未来三到五年,预计还会有10到20家企业在罗定集聚。当微容做到100亿元销售额时,上游产业链规模有望达到50亿至60亿元。

一家企业,正在带出一条产业链。

1978年,陈伟荣从罗定出发,坐9个小时大巴去广州求学。几十年后,他又把创业的坐标重新落回家乡。只是这一次,他带回来的,不只是企业和项目,更是把最前沿的制造能力、最核心的产业环节,重新带回了这座县城,也把云浮重新拉进了高端制造的坐标系。

“高端制造业的春天才刚刚开始。”陈伟荣说。对县域而言,能否站上新一轮产业浪潮,关键不在离中心有多近,而在自身能否长出承接未来产业的土壤。

眼下,微容正推进上市进程,若顺利登陆资本市场,将有望成为罗定首家上市公司。对罗定这个县城来说,这不仅是企业发展迈出的新一步,也意味着本地高端制造能力开始被资本市场看见。

一家独角兽当然不足以改变一座县城的全部命运,但它至少让人看到,县城不只是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也可以成为高端制造业的“生长地”。

记者手记

重估县域产业价值

在云浮采访时,当地干部提起罗定20世纪90年代一个广为流传的标签:“一来三补”——从珠三角来一趟,路上颠得轮胎都要补上几次。

这句带着苦笑的自嘲,藏着一个县城产业发展的真实处境:远离珠三角、远离核心市场,也远离制造业最繁盛的地带。在交通条件、市场距离和产业配套都决定机会流向的时期,罗定天然没有优势。

90年代初,为了打破这种“天然劣势”,罗定甚至自筹资金建成了全国首个县级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在连高速公路都是奢侈品的年代,这几乎是“招商引资”最极致的姿态——把路修到天上,也要把产业接进来。

这背后,是广大粤东西北地区县城很长时间里的同一种焦虑——制造业更集中在大城市,因为本、人才、信息、市场、配套,都需要高密度集聚。对粤东西北地区的县域而言,“远离”二字,几乎等同于“掉队”。

也正因为如此,采访微容,最让我触动的,不只是“县城里诞生了一家独家兽”,而是那些曾经让罗定拼命去“够”的机会,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这里。

今天,主导了高端制造业空间布局的逻辑,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松动——在高端制造的特定环节上,企业的选择有了新的考量:工艺能不能沉下来?团队能不能稳得住?长期投入能不能不被高流动率和快节奏所吞噬? 当竞争从拼规模转向拼技术,从拼速度转向拼沉淀时,那些生活成本更低、员工流失率更低、人心更易安定的地方,反而显露出一种稀缺的比较优势。

这是产业地理的一次价值重估。

微容就是这场产业趋势变化中,罗定迎来的一个机会。它让人看到,企业与地方如何在新的制造业区位重构中彼此靠近:企业把高端制造的根扎进来,地方则用人、地、学校、服务和配套,把根部的土壤一点点培厚、压实。

从一家企业扩产,到一批供应商跟进;从技术工人本地培养,到高端人才子女教育配套补强——一个县城,正在学习如何成为高端制造业的“生长地”。

这也正是“百千万工程”的题中之义:县域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补齐短板,更是在新的产业逻辑中,重新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

放眼广东,这样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罗定。当全省57个县(市)的GDP增速连续两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场深刻的产业地理变迁。

采写:南方+记者  陈颖

拍摄:南方+记者 李永智 张迪

剪辑:南方+记者 李永智

设计:潘洁 谭唯

统筹:陈颖 王良珏

编辑 冯颖妍 周煦钊
校对 梁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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