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来自广东湛江东海岛的摄影师陈亮，凭借组图《中国碉楼》获得“2026索尼世界摄影奖”建筑与设计类专业组第三名，成为本届比赛中唯一获奖的中国摄影师。

在这组作品中，散落在岭南乡野的碉楼宛如一位位长者，在沧海桑田中默默守望着故土和家园。

获奖的消息一经发布，赞誉与质疑同时涌来。有人认为这组作品“让建筑承载人文与时代思考”，也有人评价这是“路人拿手机就可以拍出的水平”。陈亮没有屏蔽任何一种声音。对他来说，作品一旦发表，就意味着可以被任何人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也是作品价值的一部分。

2013年回到东海岛后，他持续将镜头对准故乡——《乡归何处》《隐入尘烟》《东海岛人》《还乡》……他用摄影了解人，和社会建立联系。通过摄影，每一个当下都宛如一面镜子映照进内心，让他在与外界的连接中寻找到平衡点，跟世界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从而形成自己内心的宇宙。

故乡是这个宇宙的原点。人、土地、老屋、旧器物与逐渐远去的传统，则是当中缓慢运转的群星。

荒野里的守望者

《中国碉楼》的故事，始于2019年。那年，陈亮入职湛江一所民办高校，教授摄影。暑假期间，学校组织教师前往江门参观碉楼。

开平碉楼与古村落是广东省第一处世界遗产，早已被无数摄影师拍摄过。起初，陈亮对碉楼兴趣不大，直到听见导游讲述那段历史。

19世纪至20世纪，大批江门人为了谋生漂洋过海，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做苦力、当劳工，却始终牵挂故土。攒下积蓄后，他们回乡兴建防御盗匪、彰显荣誉的碉楼。

旅游景区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张老照片。第一张里，外出的劳工和妻子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第二张，夫妻俩带着孩子，换上了西服；而遗像中的他们又换上农民时的衣服，容颜虽老，却回到了最初。

陈亮被这组照片深深震撼，这是一个关于“迁徙与轮回”的故事——那不仅是几张家庭照，更像一个移民的中国农民的一生。为了融入当地，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洋人”；在生命终点，他回归农民身份，落叶归根。

“我当时很激动，他们奋斗一生是为了追求什么？漂泊在外，又是如何看待故乡？”大巴车穿梭在田间，一路经过许多废弃碉楼，或是长满了杂草、或藏匿于竹林深处，陈亮望着窗外，碉楼就像荒野里的守望者，充满了诗意，又弥漫着失落。

彼时，他的主要创作集中在东海岛，他随手拍下了几张照片，把碉楼拍摄计划默默记在心中。

直到2024年，一场意外改变了他的状态。那年年初，陈亮踢足球时跟腱断裂，只能卧床休养。工作骤然停顿，他强烈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今天跟腱断了，明天指不定会发生别的意外”。 几个月后，他恢复行走。夏天来临时，他决定出门散心，第一站就去了江门。

岭南夏日多骤雨。他和女朋友开车行驶在台山乡野，雨过天晴后，阳光穿透云层，温柔地倾泻在碉楼斑驳的外墙上。碉楼前是青绿的稻田，旁边是低矮古朴的老屋。陈亮一瘸一瘸地走在田埂上，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按下快门。

从那以后，他频繁往返于江门各地，把镜头对准了碉楼和村庄。乡间野狗追着他跑，他便随身带着一根拐杖。

他始终以拍摄肖像的方式凝视碉楼。他的照片里不仅有沉默的建筑，还有劳作、闲坐、嬉戏的人，农作物与老屋点缀其间，而那些历经风雨的碉楼始终伫立原地。

直到今天，《中国碉楼》仍未完成。许多村庄里，年轻人大多离开，只剩老人和孩子留守。对陈亮而言，拍摄碉楼，也是记录一段移民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乡村变迁。

人生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

1983年，陈亮出生于东海岛龙安村。父亲开了大半辈子的船，给一家人提供了相对富裕的生活条件。

在这座广东省面积第一的岛屿，他度过了美好的童年——爬山、捕鱼、摘野果、游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在村里出了名的“爱玩”。

但这个调皮的孩子，却比同龄人更早熟。初中时，他暗自立下志向：“人生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不能毫无痕迹活过一生。”他迷上写诗，梦想成为一名诗人。

高考时，他通过足球专项，考入西安体育学院。那一年，学校在广东只招两个人，他瞒着家人，冒险填了志愿。

到了大学，他才逐步意识到，自己离“诗人”越来越远，好像“缺一点天赋，也缺一点文化”。如果转型当职业运动员，年龄上也不占优势，该何去何从？

2005年，陈亮上大三。正逢学校分专业，学生可以选择社会体育、体育新闻或体育经济。陈亮发现自己对拍照挺感兴趣，他从大一就想加入摄影协会，但因为没有相机，一直没能参加。

“当记者吧。”他想，“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既然无法通过写诗完成理想，那么摄影也许是另一种表达。他选择了体育新闻专业，“我做事习惯全力以赴。这可能也是体育生的特点，总是希望勇夺第一。”

那年开学，他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天天上网、踢球，而是一头扎进摄影世界。以前只看诗歌的他，把学校和周边图书馆里关于摄影的书籍翻了个遍，无论是技术类、理论类，还是画册。在这一时期，“陕西群体”侯登科、胡武功进入了他的视野，带领他走进纪实摄影的大门。

在家人支持下，他花了2700元买下人生第一台数码相机。从此，他频繁出现在西安钟楼、回民街。

乡村与市井的成长经历，让陈亮天然亲近普通人的生活：“拍摄永远离不开自己。我喜欢市井、乡村，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你的童年经历、成长环境，都会无形中滋养你的身心，最终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2007年，陈亮带着作品集来到羊城晚报社。第一次去，工作人员告诉他，实习生已经招满。他没有放弃，连续跑了三次，最终，负责人给了他一个机会：“先试用一个星期吧。”结果，实习的第一个月，他就在报纸上发表了17篇作品。

上天总会眷顾勤快的人

毕业后，陈亮进入无锡一家报社。当摄影记者的几年，他跑突发新闻、进事故现场，试图通过摄影去“批判应该批判的，赞美应该赞美的”。

他租住在无锡市中心清名桥古运河边，和周围的居民慢慢熟络起来。作为外来者，他始终觉得自己与这座城市隔着一层距离，只有那些老旧弄堂，才能寄托他的心灵。

他举起相机，定格下弄堂里的人文和情义。镜头里，是街坊、河道、木门，是江南传统生活方式最后的痕迹。后来，随着拆迁的到来，古朴的江南水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现代景区，弄堂里朴素的人情味也一点点退场。

陈亮一直记得，当时自己使用的是一台很容易跑焦的相机。只要光圈开大，相机就容易跑焦。于是，他只能把光圈设定为F8以下，“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纪实摄影的深景深，误打误撞就拍出来了。上天总会眷顾勤快的人。”后来，《江南弄堂》成为记录江南水乡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像档案，在国内多地展出。

伴随着一次次的快门声，江南也改变了他。“江南人对生活的态度、文化的态度，他们的精致、低调、内敛，都影响了我。我经常说，我是东海岛、西安、江南的‘组合体’。”

2013年，为了追求更自由的创作，陈亮辞去了报社工作。他取出5万元公积金，带着几千块现金，独自开车在太湖游荡了一圈又一圈，拍出了《在水一方》。

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时间却生活着不同的人。“我的创作理念就是要深入，上午碰不到的东西，下午说不定就有了。不仅光线、气候都不一样，人物和人物的状态也不一样，可能上午的人在洗衣服，下午的人在乘凉。”

也正是在那时，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开始尝试胶片摄影，让自己慢下来，进行更多思考。拍摄到近百卷时，他开始感受到一种“人机合一”的状态。

他喜欢胶片“绵绵的过渡”以及“柔和的色彩和氛围”，也喜欢它携带的时间感。“胶片就是去工业化、去数码化，蕴含时间的维度。用传统的胶片相机记录下老旧的事物，能在情感上进行更贴近的表达。”

2013年国庆节，陈亮完成了太湖的拍摄，也花光了身上的积蓄。趁着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他一路开车，回到了东海岛。

东海岛人拍东海岛

陈亮的返乡，并不符合常见的“逃离-回归”叙事。离开东海岛的那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到这片土地。在外漂泊的10年里，每当遭遇挫折，童年往事总是给予他安慰。

刚返乡时，他和家人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半年后，家人和亲戚开始挨个念叨：“天天拍照不赚钱，怎么这么失败？”“你是不是得罪人，被开除了才回来？”“这人都往大城市走，你却回到村里。”

陈亮向来我行我素，但家人的不理解，仍然让他倍感压力。

家中唯有妹妹是例外。她是陈亮“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隔三差五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有没有钱吃饭，要不要赞助一点买胶卷。每逢过年，妹妹还会给他准备一个厚厚的红包。“就像梵高的弟弟一样，始终支持他。”陈亮说。

没有“荣归故里”的陈亮，宛如一个失败者。有人见他天天背着相机到处拍，向他投去质疑的目光，也有人把他当成外地人，用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这里没什么好拍的。”

起初，他想延续《在水一方》的景观式拍法，但3年时间里，他拍了大量胶卷，却始终觉得自己没有找到突破口。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这几年东海岛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同时在这里推进，它就像中国乡村转型的缩影。“人类在和大自然博弈中，要寻找一种和谐的状态。人类的命运永远是相通的，谁也不能笃定未来会怎样，我希望让更多人思考人类和土地、工业发展的关系。”

他知道仅仅拍景观远远不够，还要拍肖像，记录不同职业、不同状态、不同年龄的人，“要摒弃城市短暂归乡的旅行者视角，用东海岛人的方式来拍东海岛。”

然而，近乡情怯，拍摄人物时常常难以开口。他一次次鼓起勇气，在拍摄中重新认识故乡，了解身边人。渐渐地，他感受到东海岛人对树木、土地与海洋的感情，理解了他们的信仰。“就算是在外面受了苦难和挫折，故乡永远会庇佑他们。”《乡归何处》《故园》等作品接连诞生，他通过影像，探讨传统如何延续，关切家乡的未来。

他学着以更包容的视角看待故乡，故乡也在慢慢接纳他。“人很复杂，有时候看到的是善良、淳朴、勇敢，但有时候是野蛮、散漫。当你接纳别人的时候，也许别人也就在接纳你。”

如今，仅东海岛题材，他就拍摄了近2万张底片。看着许多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或废弃，陈亮感到尽管生活条件变好了，但人和土地之间的某种关系似乎正在断裂。他在拍摄时，同步收集老房子里的“破烂”，盘算着有朝一日，能够建立乡村影像档案馆。

满载月光回归

回到东海岛已有13年，但漂泊感仍时常萦绕在陈亮心间。他热爱故乡，却清楚地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创作与生计不断彼此拉扯。在他心中，一个真正的“家”，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独立，也意味着精神上的自由。

在漫长的“漂泊”中，摄影成为他确认自我、和世界共处的方式，帮助他建立起自己的宇宙。

对陈亮而言，摄影的本质是记录。这些年，他出售作品、指导学生、参展投稿，以此反哺创作。他以东海岛为中心，几乎走遍了周边300公里范围内的乡镇与村庄。他希望为历史留存影像，但不满足于让影像停留在“档案”的层面，而是试图将其提高到更丰富的维度，完成对生命和世界的艺术表达。

由记录走向表达的转变，在关于父亲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深切。

2019年，父亲病了。父亲常年在外跑船，童年时，陈亮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他一直知道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父亲小时候，为了供兄弟读书，曾在别人挖过的田地里翻找番薯；后来，他打鱼、开帆船、承包货船，从湛江港到东莞、广州，当上了船长。

陈亮上大学时，曾去船上探望父亲。父亲在船舱里贴满英文单词，用中文标注发音，以便和人交流。没读过多少书的父亲，用尽全力在广阔的世界里站稳脚跟，托举起整个家庭。

很多年后，陈亮想起那一幕，依然为之动容：“我爸不是完美的人，但他身上很多品质都值得尊敬。”他决定用一组作品致敬父亲，致敬他热爱的故乡。

那时，父亲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拍摄。“我和我爸长得很像，那就由我来演他。”在陈亮的记忆里，父亲每次回家总是西装革履、穿着皮鞋，撑着一把伞，拎着一个塞得满满的皮箱，从车站一路走回来。他穿上父亲的旧西装，撑着伞，站在即将拆迁的土地上。他想象着，如果父亲为生计远行半生，此刻重新回到故乡，这会不会是一场庄重的告别？

传统与消逝、存在与告别，在他的作品中反复交织。

2024年，跟腱断裂的几个月后，他重新回到旧工作室，意外发现由于空气潮湿，摆放在工作室的肖像已经发霉，影像被时间一点一滴侵蚀。那些照片里，有他近 20年来拍过的人物——运动员、明星、导演，更多的是普通人。

望着模糊的影像，陈亮沉默许久。“这是冥冥之中关于生命的隐喻。这些照片就如同生命，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最终都会隐入尘烟，归于平等。”

摄影成为他思考世界的载体，而他也在不断追问摄影的意义。当AI技术的发展为影像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他始终认为，技术无法替代人的感受与经验，真正稀缺的，是质朴与真诚。

他在工作室的墙上贴了不少纸条，提醒自己不要远离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他很喜欢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夜晚出海钓鱼，一整夜一无所获。可回来时，那人却满心欢喜，说自己并非空手而归，而是载了满船月光。这些年，陈亮在行走中不断拍摄，也在时间的流动里，满载着月光回归。

文字：南方+记者 林露

图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