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不是新鲜词汇了。早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好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的总抓手。过去十年间,乡村再次活跃在公共话语空间,不论是乡村产业还是乡村人才,都成为新闻报道乃至学术研究的热门主角。

这些年里,在乡村创业致富的故事,被书写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了,故事的版本也在迭代——从最初偶然从寻常农活中发现财富密码,到如今随处可见的农村职业经理人、社村合作,“奇迹”少了,“模式”多了。
新的乡村叙事中,“致富经”变得不再热火朝天。人们的目光,开始投向那些回到或来到乡村大地的人,看他们如何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源,续写一个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
采访在罗浮山兴建民宿的创业者邬寒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当下语境中的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到底是“返乡”的,还是“入乡”的?
当我们把镜头拉近,对准邬寒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她不是博罗人,甚至不是广东人,她来了,然后留下。这样的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她为什么留下?
“比起老家,对这里更有感觉、更有感情。”邬寒提到,村里人请她吃酒席,她随礼捧场;村民把自家种的菜送给她,她优先采购本地农产品。这种朴素的互惠关系,恰恰是很多政策难以触及的维度。
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提出“嵌入性”的概念。他认为,经济本身不是自主的,经济行为始终嵌入在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结构中。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人才扎根乡村,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嵌入。
在邬寒的故事里,她开民宿,雇了13个本地人,强调“本土化”;她希望客人体验博罗的非遗、红色景点、农副产品。超越以往“外来者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单向叙事,我们看到了双向的融合——外来理念激活本土资源,本土文化反过来赋予外来人才归属感。
不过,“嵌入”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在罗浮山下,218最美旅游公路通车后,邬寒民宿的订房量增加了;区域旅游市场提质升级,也让她的民宿有了更稳定的客流。全面乡村振兴的步子往前迈进,乡村面貌和环境设施的变化降低了外来者融入乡村的交易成本,也让归属感有了物质基础。
把自己视作乡村的一部分,人才才算真正“扎根”。“新村民”的理念也启发我们,当一个人可以在不是故乡的地方找到归属感,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才真正有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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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方+记者 廖钰娴
摄影:南方+记者 王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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