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的文化遗产的法案》，该法案将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适用范围规定为1815年至1972年间，原则上覆盖大部分殖民非洲时期，以及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的劫掠文物。本刊曾对这一立法进程进行过追踪采访，实际上这项法案如今能够即将通过，其背后是法国博物馆行业从业者和历史学者们多年的工作，欧洲国家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以及欧洲博物馆体系即将步入的新时代。

“文物归还法案”源于一份报告

随着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如今“文物归还法案”还需经过国民议会与参议院达成一致后即可最终生效。其主要意义在于，通过修订法国现行的《遗产法典》和《公共财产法典》，对此前文物归还的最大阻碍“公共财产不得转让”原则做变通处理，通过行政法令直接审批，极大地简化了文物归还程序。法案规定成立国家返还委员会，明确返还程序，即由申请国提出，双方组成联合科学委员会审核，再由文化部提交返还委员会审定。

原则上，通过这一法案，中国可以按照程序追索1860年火烧圆明园，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法国劫掠的文物，如今的枫丹白露宫中国馆藏有大量清宫文物，如景泰蓝、玉器、漆器、御用摆件，宫廷织绣、屏风、家具等，法国国家图书馆、吉美博物馆等则藏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20世纪初进入敦煌莫高窟，从藏经洞获取的大量敦煌文献。

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

“我真的非常激动，这说明法国人终于可以放手了，不再执着于那些通过暴力积累的艺术品收藏，这标志着法国更成熟了。”法国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Bénédicte Savoy）说。

这一“文物归还法案”，可以追溯到2017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在瓦加杜古大学的一次讲话，他当时说：“我无法接受多个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文化遗产留在法国。尽管目前的局面有其历史原因，但是法国没有正当、长期和绝对成立的理由，继续持有这些文物。非洲文物不应只出现在欧洲博物馆，我希望在五年内，汇集所有必要条件，把非洲文物临时或永久地归还给非洲。”

当地时间2014年4月28日，法国巴黎，一名参观者在卢浮宫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上观看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兹尼克陶瓷盘和瓷砖。土耳其寻求归还奥斯曼时代被带走的其他文物，包括柏林收藏的名为“老渔夫”的古代大理石躯干，以及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数十块伊兹尼克瓷砖。（图｜视觉中国）

发表讲话后，马克龙随即于2018年委任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和经济学学者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撰写一份报告，在8个月里全面调查法国公立博物馆馆藏中非洲文物的现状，它们中有多少是通过劫掠、走私进入法国的，以及将这些文物回归非洲的可行性。

如今回看，马克龙的任命选择颇具智慧。法国学者萨沃伊主要研究掠夺文物，博士论文从拿破仑时期在全球掠夺的文物出发，后来又研究殖民时期欧洲从非洲掠夺的文物。后来她来到柏林工作，已经在柏林将近30年，如今她在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艺术史。2018年，她在法国最高学术机构之一的法兰西学院开了一门课，专门讲欧洲掠夺文物现状。

马克龙的任命的另一位报告撰写者更有意思。费尔温·萨尔是一位塞内加尔学者，在塞内加尔加斯顿·伯杰大学教授经济学，当时他刚刚出版了一本讲非洲发展前景的畅销书《非洲乌托邦》（Afrotopia），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阶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021年10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参观时端看盖佐国王雕像，不久后雕像归还贝宁（Michel Euler 摄｜视觉中国 供图）

一位与文化遗产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经济学教授，成了这项重要文化事件的主角之一。“其实我们不能用欧洲的评价标准来看萨尔”，萨沃伊对我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横跨多个学科，他本职是经济学教授，但也是作家、编辑，他还是以为非常优秀的歌手、音乐家、作曲家。他此前没有接触过博物馆行业，但非常了解非洲，而我一直深扎博物馆领域，却不了解现在的非洲，我们两人正好形成了互补。”

就这样，两个法国博物馆系统的“局外人”，成了这项重要调查的主人公。萨沃伊坦言，此前他们两人并不相识，但在8个月夜以继日的共同工作后，他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而他们最终的调查结果，也将撼动整个欧洲博物馆行业。

一次全面的劫掠文物调查

在接下来8个月的时间里，萨沃伊和萨瓦两人共同前往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贝宁、马里、喀麦隆、塞内加尔等曾经的非洲殖民地，见了起码150名各国博物馆系统的工作人员。

在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一名参观者在观看一尊铜制的圆号手雕像（左，贝宁，尼日利亚南部，16世纪和17世纪）。（视觉中国 供图）

在欧洲各国对非洲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后，90%以上的非洲文物如今都不在非洲本土，西方国家的公立博物馆里，藏有几十万件非洲文物。按照萨沃伊他们的统计，法国的公立博物馆里馆藏中至少有9万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物，此外大英博物馆有6.9万件，维也纳世界博物馆有3.7万件，洪堡论坛有7.5万件，比利时皇家中部非洲博物馆有18万件。如此数量庞大的非洲文物进入欧洲博物馆馆藏，成为欧洲各国的“国家宝藏”，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构筑了欧洲对世界的认识。

萨沃伊与萨尔的任务，是全面清点目前法国博物馆收藏的9万多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物。面对如此庞大的馆藏，他们应该如何展开调查呢？最终两人决定从巴黎凯布朗利人类学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开始着手，因为在法国藏有的9万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物中，有7万件都是凯布朗利博物馆馆藏。

2006年开馆的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是一座人类学博物馆，该博物馆馆藏继承自原非洲及大洋洲博物馆及人类博物馆民族学部门。博物馆如今收藏有全世界各地土著民族的生活用品以及文物，从中南半岛少数民族穿戴的扎染和银饰，到安第斯山脉美洲原住民在萨满祭祀仪式用品，再到非洲部落的木雕图腾、乐器和大洋洲的面具。

《达荷美》剧照

“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博物馆中，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在信息库公开方面的工作都是数一数二的。”萨瓦在德国的文化遗产领域工作了几十年，她认为欧洲各国在对待自己过往历史的态度不尽相同。“很长时间以来，德国公立博物馆是不愿公开自己的馆藏的，他们会进行系统性地隐藏，尤其是早年间通过科学考察团和文物走私获得的藏品，他们很怕引起其他国家的追索。但法国不同，他们对自己的殖民时期过往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并且法国的公共服务部门，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所有信息，这很法国。”

萨沃伊顺利获得了凯布朗利博物馆的文物库存清单，但这依然只是庞大工程的第一步，更难的是，要理解这些文物是怎么从非洲来到法国的。“很多文物都是在法国殖民时期通过科学考察团取得的，所谓的科学考察团，通常我们会认为是5、6个人组成一队，在某一年进行了一次艰苦、孤独的科学考察远征。但即便对我来说，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也被真正的史实所震惊。实际情况是，5、6个人组成的小队，带着一辆卡车和200名搬运工，每年前往马里、喀麦隆历史遗产最丰富的地区，将文物运回法国，这样系统性的文物走私和掠夺行为持续了十几二十年。”

消失的文物流传记录

但通常欧洲博物馆记录的信息，只是进入博物馆馆藏前的捐赠者或者卖家，再往前的历史，就鲜有记录了。萨沃伊拿喀麦隆举例，这是她近年研究的重点国家之一。喀麦隆从1884年开始成为德国的殖民地，1919年《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在喀麦隆的殖民地被法国和英国接管，直到1960年喀麦隆宣布独立。“如果你看德国公立博物馆馆藏喀麦隆文物，都是1919年之前入藏的，也就是殖民时期。这不需要做太多功课，你就能明白，这些文物在一种巨大的权利不平等的情况下来到德国的，即便我们无法追踪到每件文物的具体流传，但结合历史背景，我们也能明白这些文物上都沾满鲜血，是殖民军队通过暴力方式劫掠的。”

萨沃伊进一步寻找证据，她发现向公众公开的德国殖民时期军队记录同样完整清晰，在这些手写军事报告中，她能看到每次行动的具体记录，行动日期，参与摧毁当地村庄的军人数量，杀死的当地人数量，军队如何将当地上百件金器装进橡木箱。

自2020年以来，她带着一个10人团队，与喀麦隆的同行们一起，阅读、扫描并整理这些军事报告。“每天阅读这些冷酷、暴力、残忍的文字，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折磨，期间很多同事都曾坚持不下去了。”萨沃伊对我说。

“如果说法国公立博物馆，尤其是凯布朗利博物馆，对馆藏流传记录、整理清晰完整，那德国正好是相反的情况，实际上在我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德国公立博物馆里的非洲文物，原来比法国和英国还丰富、还重要，但大部分人完全不知道。甚至德国还买过不少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运动时期流散到欧洲的中国文物。”

寻找劫掠文物的具体证据问题依然卡在流传上。“但我认为没必要最末端的证据，如果这件文物是在殖民时期来到欧洲的，那文物的获取方式一定是在非常悬殊的权利不平等情况下进行的，就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暴力。”

“如果说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的非洲文物通常还是通过所谓的科学考察团获得的，那如今英国和德国公立博物馆馆藏的非洲文物，通常则是通过更加暴力的方式获取的。比如德国政府2021年正式承认的1904年至1908年德国在纳米比亚的种族屠杀，总共屠杀了起码3.4万至11万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如果你现在去斯图加特的林登博物馆，可以看到他们馆藏的很多金首饰金项链，都是当时德国军人从屠杀后的尸体上收集的。这几年我们研究德国馆藏的喀麦隆文物，是同样的情况。”

更广泛的文物追索

萨沃伊和萨尔2018年的调查报告，就像一个开关，引爆了埋在欧洲地下的炸弹，撼动了整个欧洲的文博系统。一些博物馆行业从业者，以及一些古董商，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文物回归方式。原本全力配合萨沃伊他们调查工作的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在看到调查报告后“极其不满”，认为博物馆不应为惨痛的殖民主义历史所绑架，也有博物馆警告此举将令国家收藏蒙受损失，圣日尔曼德佩区古董商协会会长则认为，在收藏界，经市场交易而得的文物被认为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倘若这样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势必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基础的市场信念。

回想起那份报告，萨沃伊依然激动不已，“我认为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殖民历史、重新认识欧洲的博物馆很重要，在我们进行调查之前，这些信息从来没有被公之于众。”如果说殖民掠夺文物问题曾经只是欧洲博物馆从业者圈子内的认知，是房间中的大像，那如今随着新法案在法国即将通过，让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进入了新阶段。

自那份调查报告发布之后，法国立法和司法机构推动了一系列特别议案和投票，最终促成了2022年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馆藏的26件贝宁文物回归贝宁，包括达荷美王朝的雕像、王座和权杖，是为法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将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归还给非洲国家。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8日，贝宁科托努，一名男子在总统府举办的归还贝宁文物展和当代艺术展上观看卡纳王座。该王座来自距阿波美王国约12英里的圣城，由法国殖民士兵掠夺。（视觉中国 供图）

“这些文物的，额，历史意义，遗产意义，不不不，这些词太法国了，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应该要谨慎使用。虽然对于贝宁人来说，这些文物确实是历史遗产。”在电话另一边，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非洲馆藏负责人加埃尔·博让（Gaëlle Beaujean）试图反复推敲斟酌她的回答，“可以说，这些文物，对于贝宁人的先人和祖辈具有纪念意义。”

尽管当时是通过“一事一法”的特别法案助26件文物回归贝宁，但依然反响巨大，开创了新的格局和新的范式，一切似乎都在加速，只是每个国家的速度不尽相同。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马里、乍得随即也向法国政府递交了正式的官方申请，要求归还劫掠文物。乍得提出，“将凯布朗利博物馆所藏的将近1万件乍得文物归还”，埃塞俄比亚要求归还“3081件藏在法国公立博物馆的文物”，马里要求归还16件文物，马达加斯加要求归还“法国境内全部文物”，科特迪瓦则列了一张148件文物的清单。按照当时法国政府的官方回复，每个申请，都会分别研究，并通过两国文化、科学等领域的专家们通过合作，推动文物回归。

2023年9月，也就是26件文物回归贝宁一年多后，凯布朗利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公告，按照博物馆自己的角度，对这一事件做了迟到的解释：“应法国政府的要求，我们归还了这26件文物。”这篇公告还特意写到：“凯布朗利博物馆馆藏的7万件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物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购买或者捐赠等合法方式入藏的。”

萨瓦并不认同这种声明。“这些当然是通过捐赠进入博物馆的，但在捐赠前，它们是如何进入欧洲的，博物馆闭口不提。比如1974年杜邦女士向博物馆捐赠了一批非洲文物，但杜邦女士是杜邦上校的小侄女，而杜邦上校是殖民时期马里一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实际上从1960年代开始，非洲国家纷纷脱离殖民主义独立之后，就曾立刻向欧洲国家要求过文物归还。1970年代，联合国家科文组织针对这一问题最终通过了一项公约，规定在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不得买卖。1980年代，时任联合国家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塞内加尔人（Amadou-Mahtar Mbow）曾声势浩大地要求过文物回归。

1973年，当时的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元帅莫布杜·塞塞·塞科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应该归还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执政时期掠夺刚果的12万件文物，这些文物后来成为比利时泰尔菲伦非洲博物馆的建馆基石。1973年12月18日，联合国通过3187号决议“文物归还给曾经受迫害的国家”。但这份决议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随后就终止了。

欧洲博物馆新时代的到来

如今，随着法国政府新法案即将通过，这场运动又在整个欧洲开展起来。“追索和抗议的出现，使得欧洲博物馆自此进入了一个不平静的年代。以前，欧洲博物馆可以在公众面前展出存在争议来源的文物，但以后，博物馆们会更加谨慎了。”萨沃伊说。

布朗利博物馆从2019年开始启动了一项特别工程，补全1556位馆藏文物的捐赠者或藏家至今空缺的个人信息。此外凯布朗利博物馆从2021年1月开始，特别雇了一位历史顾问，专门负责博物馆馆藏历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对馆藏中的一百多件来源不明确的文物，这一工作需要持续几年时间。

法国安古兰博物馆，现藏有7000件非洲文物。如今这座博物馆也开始调查著名医生儒勒·洛穆捐赠的3000件非洲文物的来源问题，这位已经去世的著名藏家，曾经在上世纪主要在波尔多和拉罗谢尔活动，参加过无数场殖民博览会。而目前博物馆记录的信息，只有每件文物的使用的种族、口语名称和用途，收藏信息完全没有。

萨沃伊表示，这份报告在德国引起的反响比法国更积极。德国社会经历过对纳粹和大屠杀的反思，因此在社会层面对殖民史的反思更有准备。大学学者、社会各界，对纳米比亚、多哥、坦桑尼亚的文物回归展开讨论。德国柏林的大型博物馆项目“洪堡论坛”宣布考虑归还440件掠夺非洲铜器文物的可能性。

在比利时，政府宣布决定向民主刚果送回1885年至1908年利奧波德二世治下军队掠夺的文物，此外社会各界对皇家中非博物馆陈展更新开过大讨论，刚果裔群体充分参与讨论，博物馆馆长也表达了反思和改革的决心。

在荷兰，政府首先制定了一项针对殖民时期馆藏文物回归原国的法律条例，此外荷兰世界文化博物馆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合作，对博物馆45万件文物的流传进行研究。

相反，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即便他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国家的文物归还要求。而葡萄牙、西班牙依然避讳面对自己的殖民史。

《逃出大英博物馆》剧照

“我们在非洲接触过的很多普通人都表示，他们无意从法国博物馆中拿回所有的文物，因为其中一部分能够很好地传播非洲国家文化。他们所希望的，是让无法前往欧洲的非洲年轻一代也能够接触到这批文化宝藏中的重要部分，让他们能够尽情欣赏，追本溯源，从中汲取灵感，从先辈的创造力中获得启发。”萨沃伊说，“一个方向已经指明，它符合历史进程，但工作远没有结束。”

在完成报告后，萨沃伊去了趟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见到了非洲很多国家的代表或国家领导人。除了贝宁总统帕特里斯·塔隆非常热情积极之外，按照萨沃伊的观察，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于这份报告并没有那么感兴趣，“显然他们并不想惹法国政府生气，因为对他们来说，法国对这些国家的卫生和经济援助，比文物回归更紧迫。”

当然，“墙壁出现了裂痕，我们正在进入新的地缘政治时期”。就像马克龙2017年在布基纳法索的那次讲话，那句“我希望”曾激起了千层波浪，但实际上文物回归只是那次讲话中很短的一个自然段，其余大部分时间，他讲的都是法国与非洲的关系，“我希望非洲成为法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对象，法国企业更多地在非洲投资”，“我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繁荣的法语国家圈”，“这样我们一起，就可以在未来的世界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