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东莞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项目暨新工科人才培养工作会议在松山湖举行。会场内，刚刚受聘为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下称“东莞卓工院”）名誉院长的李泽湘被众人包围着。

这位被业界称为“大疆教父”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是全球硬科技创业生态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999年，他指导学生汪滔创立大疆创新，如今大疆已是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龙头。此后，他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制造业腹地：2014年在东莞创办松山湖机器人基地，用十余年时间，孵化出超过270家硬科技企业，总估值超过3500亿元，上市企业4家，独角兽及准独角兽12家。

XbotPark机器人基地发起人、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

这样一份成绩单，足以让投资人或教育家侧目。如今，李泽湘从幕后走到台前，身份从创业者转向教育者。在主题报告环节，李泽湘说：“工程师不是课堂里培养出来的，是在真实产业链上实战出来的。我希望把这条路走通，让更多年轻人从这条路上走出来。”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下，东莞正在将这句话转化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实践：把工程师培养，从象牙塔里“移植”到产业链上。

从“拨”到“投”：一笔财政资金的市场化闯关

这次会议上，新工科人才培养持股平台四方共建协议正式签约，核心创新被称为“拨改投”。简单来说，就是将传统财政补贴资金，转变为市场化股权投资。

这套模式的逻辑，说来也不复杂：政府联合产业基金平台、天使基金共同出资，以股权形式注入新工科人才培养项目，优秀学生团队或早期创业者可获得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的启动资金；项目成功孵化后，股权收益再循环投入培养体系，形成“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循环赋能”的资金闭环。

“过去的财政支持，往往‘一拨了之’，项目做成了是锦上添花，做砸了也无人问责。”一位参与协议签署的政府人士坦言，持股平台改变了这一逻辑——财政资金从“无偿拨付”变为“精准滴灌”，有了增值回哺的可能，也有了失败的约束机制。

“政府+产业基金平台+天使基金”三方协同的架构，则解决了纯市场化投资“不敢投早、不敢投小”的困境。天使基金愿意以较高风险换取股权收益，产业基金提供产业资源对接，政府则承担部分初期风险并提供政策背书。三方各取所需，形成合力。

会议还同步揭牌了智能制造卓越工程师创新中心与卓越工程师科创示范基地。其中，科创示范基地由东莞卓工院联合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共建，将整合片区内重大科创平台、大科学装置、创投机构、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中试验证平台及“专精特新”企业等多方资源，构建集“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创业教育”于一体的全链条生态。

目前，东莞已累计联合培养研究生1900余名，合作企业超过100家，合作高校数十所。首届毕业生中，近四成签约世界500强或中国500强企业。这组数据，是产教融合“东莞样板”的初步验证。

企业提前三年“锁定”人才：一场关于培养时间的赛跑

工程师培养的前置化，是本次会议的另一核心议题。

长期以来，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一道隐形的“时间差”：学生在校学习三到四年，毕业论文答辩完毕走出校门，却发现所学知识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到两年的重新学习周期。对企业而言，这是显性的时间成本；对学生而言，这是职业生涯起步的无效消耗。

产教融合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时间差”。

以移动通信行业为例。vivo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晨璐透露，从学校招聘的博士或硕士，完成从“学术研究”到“工程实践”的角色转换，通常需要两年半。“基于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把培养前期工作前置到高校完成，这个周期可以缩短到半年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为整个行业的人才储备，做了一次时间维度的优化。”张晨璐说。

vivo的做法，是将企业培养链条向高校延伸：学生进入大四阶段，企业便开始介入——注入定制化课程，提供真实项目实践机会；研二正式进入企业，配备双导师，即资深技术专家与生活工作辅导导师协同培养。

松山湖机器人基地

“一位导师负责帮他从‘象牙塔’适应到‘百草园’，另一位导师负责快速提升技术能力，让他直接融入项目。”张晨璐介绍，vivo通信研究院聚集了全行业100多位专家，学生可以接触到真实的5G、6G国际标准研发，“从2020年起我们出版了两本5G技术书籍，这些内容在高校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为激励优秀学生参与，东莞市级财政为参与计划的研究生每月提供1500元补贴，企业端同时配套不同程度的补贴。以vivo为例，参与项目的硕士研究生每月到手约9000元，博士更高。这一补贴水平，在同类城市中具备相当的吸引力。

“这套机制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缩短培养周期。”张晨璐说，“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的人才梯队建设从随机匹配变成了有章可循——学生从入学开始，企业就知道他未来三年的研究方向和成长路径，这是传统招聘模式做不到的。”

“揭榜挂帅”攻工业软件：一场面向“卡脖子”领域的人才总动员

工业软件，是当前我国科技攻关中公认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高端CAD、CAE、EDA软件长期被国外垄断，国产替代任重道远。

本次会议上，工业软件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正式启动，引入“揭榜挂帅”机制：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深圳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四所高校，与广东恒翼能、东莞立讯、广东奥普特等重点企业结对，共同认领并攻关14个工业软件关键技术难题，计划联合培养研究生约90人。

东莞理工学院

“揭榜挂帅”的核心在于“企业出题、卓工院遴选、高校揭榜”——企业提出真实生产场景中的技术需求，卓工院组织专家评审匹配资源，高校组建跨学科团队认领任务。与传统论文导向培养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学生的毕业考核指标，不是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是能否产出可落地使用的技术成果或专利。

这一机制背后，是东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建设城市的战略站位。省教育厅已在东莞等四个产业大市布局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搭建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平台。东莞聚焦“机制创新、产教融合、平台赋能”三大方向，目标是为广东乃至全国输出可复制的产教融合“东莞样板”。

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会上，东莞卓工院还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支柱产业需求，构建更高层次、更广覆盖的产教融合协同网络。当天下午，会议还同步举办企业导师培养班和大科学装置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交流会两场分会场活动，推动培养体系向纵深落地。

李泽湘直指原有工程教育的症结：“学校与产业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他直言，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才的转化”。而大湾区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具有独特优势：这里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汇聚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产品迭代速度是硅谷的10至30倍，成本却只有约十分之一。这恰恰是培养卓越工程师最理想的“练兵场”。

企业一线

vivo张晨璐：

企业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打仗”的人

vivo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晨璐每年都要参加数十场校园招聘，见过太多“简历漂亮、上手就废”的应聘者。

“学校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学术能力没问题。但到了企业做工程研发，往往需要一到两年才能真正独立承担项目。”张晨璐说，“这两年的‘再培养’成本，是企业隐形的负担。”

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vivo从事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工作的团队，从学校招聘一名博士，培养到能独立参与标准制定会议、输出技术方案，通常需要两年半。“这是行业特性决定的，学校不教这些。”

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恰好切中了这个痛点。“把前期工作前置到高校，企业课程提前注入，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参与真实项目，培养周期能压缩到半年。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快的人才回报，更准确的人才识别。”

vivo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

在导师配置上，每位参与计划的学生配备两位企业导师——一位相对年轻的生活导师，负责学生从校园到职场的心态过渡和日常辅导；一位资深技术专家，负责专业能力的快速提升。“象牙塔到百草园，中间需要一座桥。”张晨璐形容道。

在教材上，vivo通信研究院100多位行业专家组成的技术团队，是学生最稀缺的资源。“学生到企业后，可以直接接触到最前沿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接触到真实的5G、6G技术演进路线。”张晨璐说，“我们从2020年开始出版5G技术专著，这些内容高校教材里根本没有，但恰恰是行业最需要的。”

在激励上，参与计划的学生每月可获得企业提供的7500元生活费和1500元住宿补贴，硕士生每月到手约9000元，再加上东莞市财政的1500元补贴，这个水平在行业内是有竞争力的。

张晨璐认为，产教融合更深远的价值，在于人才培养的有章可循。“以前招聘是‘大海捞针’，培养是‘边干边学’。现在我们提前三年就知道学生要研究什么方向、成长路径是什么，人才梯队建设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规划。”

“产教融合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大的优势是视野。”他总结说，“他们的知识结构更接近产业前沿，从理论到工程的转化速度更快，能更快成为能打仗的人。”

高校声音

电子科技大学田蜜：

校企联合培养不是简单切割，是带着问题反复迭代

电子科技大学与东莞专项合作已近十年，是东莞产教融合体系中参与最深的高校之一。2017年，学校设立东莞专项并签订联合培养协议；2022年国家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启动后，双方合作进入2.0阶段。

“很多人理解的校企联合培养，是‘一段时间在学校、一段时间在企业’的简单切割。”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田蜜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时间分配，而是模式的根本性迭代。”

新的培养模式被称为“工学交替”，内核是以项目为牵引，在课题与学习之间反复迭代——学生入学时即明确研究问题，带着问题进入理论学习阶段，学到的知识立即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带着新问题回到学校深化理论。“学习不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持续迭代的闭环。”田蜜说。

这种模式的实现，依赖一套高度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

“每个学生的方案都不同。”田蜜介绍，招生时学校即与企业联合确定学生的研究方向，校企双导师共同参与培养方案制定。学校负责夯实理论基础，企业导师从入学阶段就介入项目研究，双方在课题层面深度协同。课程不是统一大纲，而是来自多个协同单位、针对具体项目需求定制的内容。

外界曾有担忧：这种深度校企协同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会定向于某一家企业，变成企业的“定制人才”而失去流动性？田蜜认为这个担忧并不成立。

“我们实施的是大类培养，不按传统学科方式设专业。”田蜜举例说，电子科技大学通过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等交叉复合能力来构建学生的底层能力，“学生到具体企业做项目时，解决的是真实复杂的工程问题，这本身就要求他具备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学校给他的，是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系统能力，而不只是某一个企业的特定技能。”

事实上，正是这种“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干”的模式，让电子科大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格外抢手。“企业反馈，这些学生到了岗位后上手特别快，能直接进入项目状态，不需要再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二次转换，这正是产教融合的价值所在。”田蜜说。

撰文：唐卓 蓝昭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