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出生长大；生活在城市；从小就没有极端贫瘠的成长记忆和“匮乏感”的体验；从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开始接触微博等社交媒体、拥有智能手机。伊险峰和杨樱试图通过这本书理解他们最陌生的那部分年轻人，还原他们的生活全貌，分析他们的三观是如何形成的。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刘悠翔

▲2026年3月24日，北京一家咖啡馆将门店装修成一间“大澡堂”，复刻老浴池、搓澡台、淋浴间等陈设，菜单包含“皴”（黑芝麻拿铁）、“洗澡水”（柠檬蓝柑气泡水）等创意饮品，吸引年轻群体打卡。视觉中国丨图

伊险峰，70后。杨樱，80后。浸淫媒体多年，手下的新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一直在和年轻人打交道；长期从事商业报道，他们的目光也未曾离开过年轻人——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些潜在的中产群体是商界不断揣摩、分析和讨好的对象，在“新消费”潮流乱花渐欲迷人眼、“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络购物）被热议和追捧的场景里，他们未来的消费能力决定着中国商业创新的成败。

但伊险峰和杨樱有一个疑问：当年轻人的消费需求被以各种方式满足的同时，谁来照看他们精神世界的那部分需求呢？2017年，他们在“好奇心日报”策划了专题系列报道“这个世界，对年轻人太好了吗”，采访了二十多位主要来自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谈他们眼中的一个问题：当年轻人除了物质世界的追求之外还有别的追求，他们所处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个专题报道中探讨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愿意“讲理”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很多人丧失了相互倾听的能力？为什么年轻人看世界的路径越多，却好像越狭隘了？……将近十年后回看那些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好像无须改动太多，所描述的现象则似乎越来越司空见惯。另一件值得留意的事是，年轻人与更年长者之间的某种观念摩擦在2017年已显现苗头，有时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

新书《富足一代》延续了伊险峰和杨樱对年轻人的关注。“2017年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思维惯性，就是有些东西我们看不懂，我们要去请教社会上富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在2020年觉得事情需要更进一步探讨，我们开始去直接跟这些年轻人交流。”

“所以就有了这本书。它是我们自己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升华和补充，就是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伊险峰说。

01

年轻人为何这样？

从2020年5月开始，伊险峰和杨樱采访了约三十位1995年到2005年间出生的年轻人。定义这些年轻人的措辞在一次次的聊天和争论中被反复斟酌，直到新书出版前夕才确定为“富足一代”。

“富足一代”的描述来自他们的共同点：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出生长大；生活在城市；从小就没有极端贫瘠的成长记忆和“匮乏感”的体验；从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开始接触微博等社交媒体、拥有智能手机。伊险峰和杨樱试图通过这本书理解他们最陌生的那部分年轻人，还原他们的生活全貌，分析他们的三观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定下的采访原则是，一定要在一个线下空间里面对面交流。伊险峰和杨樱一同出席了几乎所有的采访，每位受访者都有两三次甚至更多的交流，平均采访时间达十个小时以上。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分歧可能是巨大的，采访双方对此都有心理预期。揭下社交媒体上掩盖真实身份的马甲，望进彼此的眼睛，伊险峰和杨樱在采访开始时提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你为什么愿意接受采访”。

两位作者在书中袒露了他们在面对这些95后、00后年轻人时那些不解、错愕、卡顿甚至接不住话的瞬间：芯片厂技术员郭星认为写伤痕文学的人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自恃为文人受不了劳动之苦就“随意编造”。两位作者在听到他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后不禁在书中吐槽他的“双标”：“可是，（他自己）怕晒，不出门，为什么城里的知识青年吃不了农村的苦要被他鄙视？一季度丢一床被子、吃最应季的水果，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是要被批斗的吗？”

更艰难的对话发生在他们与李小伟之间。李小伟是一位视频博主，他发布了一条批评某纪录片“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频，号召全网抵制、举报，呼吁播出平台下架，要求主创道歉。后来，这部大制作纪录片真的被下架了。李小伟在访谈中谈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时说：“摧残肯定有案例，肉体上封杀你，这个是有的。但也有一些作家，延续了、继承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在二三十年代，只是现代人不知道。”李小伟是某985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有过留学经历，曾经受严谨的学术训练。“（对话）气氛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点点崩掉的。”书中这样写道。

这些主动暴露的“作者内心戏”基本都是伊险峰写的。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传统的非虚构写作中，作者往往完全忽略掉自己，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像天棚上的蜘蛛一样”冷眼旁观写作对象。但如果要表现出写作者和受访者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把写作者自身的立场、态度和感受也放入文本中就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写作方式。

读者看到了对话中的代际冲突，但对“年轻人为何那样”的问题却缺乏明确的答案。《富足一代》的豆瓣页面上，一条高赞短评语气迟疑：“像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初始访谈和访谈笔记……”杨樱承认，写这本书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给一代人画像着实是个“野心有点大”的目标，“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一批年轻人进入社会时遇到的问题、他们自己的个人愿望，和当时的现象、事件、问题和舆论建立一个图谱。我们试图建立某种微弱的关联，这里面未必是因果，但一定有相关性”。

一个比较显性的关联，是优绩主义侵扰和形塑了年轻人内心的隐秘之处。2021年，“优绩主义”一词随着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中译本出版流行开来。桑德尔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分享过他对中美顶尖大学学生皆深信优绩主义的观察。“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些学校，往往是在父母的巨大压力之下，经过多年努力奋斗才取得的。他们从小就被不断灌输这样一个观念，能否在高考或大学录取竞争中脱颖而出，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与付出。”桑德尔总结道，“对于那些在这场高压的‘优绩主义锦标赛’中幸存下来的学生来说，几乎不可能不相信某种形式的优绩主义。”

以杜斌为例。高考没能考上北大清华是他长久的心结，进入大学后，学习成绩和职业规划成为他最深的执念。他谈到自己在学生工作中如何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拯救那些“loser”，他对“loser”的理解，一个是“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另一个是“高数不行”。很难想象二者被相提并论。

优绩主义的思维模式还会外溢，造成一些年轻人近乎无意识地在各种语境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或者重塑他们对某种价值的理解。两位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个观察是，年轻人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中反而更难通过扎实、严肃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知识谱系和价值取向，“很多书出现在年轻人的阅读范围中是随机的……对一个人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产品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年轻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先碎片，再建构”，而且有些时候还会受到“立场先行”的影响。

这也凸显出《三体》在年轻人群体中拥有超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多么特殊。伊险峰和杨樱与一位资深中国问题观察者聊过《三体》，对方认为中国至少有5000万人被“三体思想”影响。“黑暗森林”法则是《三体》中所描述的最广为人知的内容之一，该法则认为，宇宙如同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任何暴露自己的文明都将被其他文明优先消灭。因为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的存在，善意无法被验证，先发制人是唯一的理性选择。

尽管早在2015年刘慈欣就在接受《山西晚报》采访时表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的其他小说都是佐证。我不相信‘黑暗森林’法则下的宇宙是真实的宇宙……而《三体》，只是列出了最糟的宇宙。”仍然有一些读者信奉“黑暗森林”法则。

《富足一代》认为，这些读者很多时候与“工业党人”合流——后者强调技术进步、工业产能在国家富强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信奉生存至上、零和游戏，认为人文主义低效、无用。在杨樱看来，很多年轻人是把《三体》当作预言来看的。在中美贸易摩擦、国际政治空前复杂的当下，它更是成为了一个现实隐喻。“眼下我们正在打着（关税战）呢，你怎么能不看（《三体》）？怎么能不信任（刘慈欣）呢？”

02

父辈和子辈

除了采访年轻人以外，伊险峰和杨樱还采访了上一代人，探究他们在所谓充满了时代红利的年月中如何实现资源积累、阶层跃升。“采访做到二分之一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只讨论原生家庭意义上的父辈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父辈，就是我们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那群人。”杨樱说，“‘富足一代’是初中前后开始拥有微博账号的人，他们进入舆论场的时候，微博上声音比较大的还是传统媒体出来的那群人，或者说是绝对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分子。所以我们也采访了三四个知识分子，记录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他们对社会的理解。”

在《富足一代》的第三部分“优绩主义者们”中，伊险峰和杨樱记录了三个取得了巨大世俗成功的父辈人的故事。他们的致富路径各不相同——或是勤劳又有背景资源，或是有知识，或是继承了家族关系网。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会，相信个人成功源自对机会的把握，而这就是优绩主义最简单直白的定义。

就伊险峰自己而言，他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觉得优绩主义是个“问题”。“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觉得这话太对了——你别成天怪这怪那的，你得往前走。九十年代我大学毕业，这句话还是在始终敦促我。”在他看来，从整个社会来看，优绩主义在过去三四十年显得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去追求财富和成功，实现个人价值”。

一个此前缺乏公共讨论的时代背景在《富足一代》中浮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英美新自由主义转型在1980年代几乎同步展开，这个巨大的历史巧合造成了很多观念的错位。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竞争、个人责任、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从撒切尔治下的英国和里根治下的美国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席卷全球。对于目睹和参与“市场化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和个体”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些就等同于自由与公平。

在《第一财经周刊》工作的那些年，杨樱曾笃信商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正当性，是建设“好社会”的充分条件。她开始频繁思考新自由主义是从2023年开始的。那一年，她做了一个“接力访问”项目，与将近100个人聊他们当下的生活。一个在美国读了四年书的年轻人言辞激烈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臭气”。年轻人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让她开始理解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一句话：“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左翼激进分子想要推翻资本主义。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全食超市（注：一家美国连锁超市，以出售有机天然食品闻名）。”

除了对个人奋斗的无限拥抱以外，父辈留给子辈的其他精神资源并不多。伊险峰对此自嘲，“我们这代人在精神上挺贫瘠的”。一个尤为值得关切的现象是，公共话语的缺失导致社会共识的形成困难重重。“你会发现公共话语离普通人是非常远的，他们可以不看、不关心，或者只把它当成资讯的一部分”。

他们还注意到，很少有家长会和孩子开启“公共对话”，讨论社会议题，而这也意味着年青一代缺乏批判性思考和平等对话的训练。周子亮是他们在采访中遇到的少数几个会在餐桌上与父母讨论严肃话题的年轻人之一。但他妈妈告诉他们，父子俩遇到观点分歧，周子亮就会被逼着下跪。周子亮的父亲是个留法博士，以开明的知识分子自诩。但在家中，他说一不二，不容权威被挑战。

父辈和子辈实际上共享一个生活世界：餐桌上的谈话、关于时代的记忆、对工作与生活的看法，都在反复交流中形成一种共同的经验背景。父辈对于风险、成功、体面或社会运作法则的理解，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子辈的价值结构，尽管子辈几乎总是出于叛逆拒绝认同父辈。

于是就回到了他们在《富足一代》序章中写下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其来有自。”

0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茧房”

2026年1月底的一个阴冷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在“小鸟文学”的工作室见到了伊险峰和杨樱。工作室位于上海余庆路的一栋老洋房里，小心翼翼地踩着吱呀作响的狭窄楼梯拾级而上，初次登门的拜访者会首先对工作室的藏书之丰留下深刻印象。一列矮书柜上摆放着一台上了年头的打字机，据说是房东留下来的。一只白猫在这间宛如小型图书馆的房间里巡视领地，时不时跳上窗台，趴在书柜上安静打量下面喝茶说话的人。

▲杨樱（左）和伊险峰（右）。受访者供图

2019年，“好奇心日报”解散，伊险峰与杨樱成立了“小鸟文学”，团队一步步缩减至只有他们俩。2022年春天，他们被封在“小鸟文学”的上一个办公室。意外变故促使他们暂且搁置《富足一代》的写作计划，先写《九路口》。从长乐路和襄阳北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他们朝东南西北各走了一个街区，在这6条马路、9个路口框定的区域里，他们记录下了111种职业、580家门店和62个人的故事。“有些东西就跟抢救一样，我怕过了这段时间就忘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九路口》是我们对做过多年的商业文明相关报道的一个总结。”伊险峰说。

从2020年开始采访到2025年底《富足一代》出版，中国社会在这五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在第二章“安全感”中，伊险峰和杨樱讲述了三个大学生黄轶、戴小萌和曾紫薇的故事，他们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或是来到上海读大学。“他们的出身背景在上海再普通不过，在传统的社会阶层划分中，不论是经济资源还是社会资源，支配起来都比较有限，”他们在书中写道，“但他们对生活都有很强的安全感……在他们各自对未来的规划上，也有足够的信心。至少在2020年、2021年那两年时间里是这样。”在伊险峰看来，如果是现在去采访他们，“可能复杂性又增加一层”。

如今，伊险峰和杨樱时不时感到他们在某些方面与年轻人的隔阂更深了。他们为推广新书上了一些播客节目，与00后年轻人对话。在一档节目中，对抗和争执很快发生。一个女孩说，既然性别意识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显性特征，为什么没有被单独讨论？伊险峰回答：“你看一本书，应该问作者‘为什么做了什么’，而不是先问‘为什么没做什么’”。那期节目的三条高赞评论分别是“好灾难的对谈，充分体现了代际之间无法沟通的现象”“作者满满的爹味”“你有资历，你就默认了自己可以随地大小爹了吗”。

伊险峰注意到，豆瓣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读者，只在书中找自己有共鸣的东西，如果没有就给书打“一星”。

上述现象的出现或许可以从身份政治中找到思想源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亚沙·蒙克（Yascha Mounk）在《身份陷阱》一书中指出，身份政治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在欧美社会大行其道的新型意识形态。很多进步人士的核心理念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坚信跨越身份界限是战胜不平等、建造美好世界的重要手段，加倍强调性别、种族、成长经历等身份认同反而演变成新的理念。他们愈发相信，社会将永远由不同身份群体的界限深刻定义。人员与思想的全球流动，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身份政治的影响力。

杨樱最近在读一本小说集《我们逝去时将去往何方》，作者永松红杉结合日本民间传说和后现代都市文化创作了一系列颇有志怪色彩的故事。书中一篇讲述哥斯拉与人类共存于世的故事对她很有启发：故事中的一个角色称，人类这个物种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先放下枪后谈话，但人们没有能力和胆量与怪兽坐下来谈谈，所以决定先用冲锋枪干掉怪兽再说。

她由此联想到了社交媒体上日益高炽的戾气，“你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去对抗那种对立和极化的状态。为了向他人学点什么上网，这个短暂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这是一个技术浪潮，一个全球趋势”。

伊险峰观察到的是当下社会原子化和极化对人心智的影响：“印刷媒体是主流的时候，像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所说，那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存在的。如今，大家都原子化，这个共同体就瓦解了。”

写完《富足一代》的初稿，伊险峰和杨樱又对书中写到的年轻人跟进了一轮采访，询问他们对书稿的看法。时隔三四年，他们当中有人大学毕业进入了职场，有人远赴海外深造，有人又在职场中摸爬滚打了一番。许多人看到书稿的反应是，原来这是2020年的我呀。杨樱感受到了两点：一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虽然想法变了，但还能辨认出当年自己的世界观、感受和想法；二是2024年的他们慷慨地接受了2020年的自己和关于自己的写作。

“会写成一本书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新鲜且重要。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我说的你都能写下来吗？他们觉得有人来书写这些东西挺好。这里一个巨大的前提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不相同，但他们觉得你在做一个记录者，对话超越了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流。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年轻的受访者。”她说。

《富足一代》的写作过程中，伊险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采访他的一位老同行。“以前的同事嘛，大家对他有了解，觉得他挺怪，和大家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人真正想去了解他怎么想。即使认识这么多年，我们也宁可脸谱化地去解读他，或者说想象他。”谈至此，他有些感慨。

“所以这个经历反而让你反思了自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茧房。”

“是。后来我们学会了，第一时间先检讨这是不是我的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