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旭峥引导学生继续思考，大家发现自己的父母都上过大学；再往前推，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

在开课的预热阶段，他让大家找一件日常中常见的东西，比如马桶、塑料袋、麦当劳、WIFI、卫生巾等，然后去问家人：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这些东西出现之前，同样的需求是怎么解决的？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家书万金”课程师生参加第十一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受访者供图

2026年寒假的一个下午，阳光照在河南汝阳县马坡村的一家院子里。父亲刘占国靠在躺椅上，儿子刘鸿儒坐在对面，手里捧着电脑，上面有一百多个问题。父子俩正在进行一次口述历史访谈。

刘占国讲述了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历程。1994年，他中专毕业后，到汝阳县第一水泥厂工作。年轻有能力，受到器重，很快做了化验室主任。但水泥厂效益不佳，经常停产，发不出工资。刘占国很难受，觉得不能留在这儿了。2001年，他成为厂里第一个辞职的人。

沿海地区机会多，他打算去厦门打工。车票已经买好，突然接到一位在北京大学读博的朋友的电话。后者建议他去北京做律师工作，“你要打工，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刘占国少年时就对法律感兴趣，喜欢边干活边听收音机里的法律故事。上高中时，还曾去县法院旁听案件审理。在水泥厂工作期间，他自考拿到了郑州大学的法律专业大专文凭。但他对周围律师的行事风气有质疑，没想过当律师。

朋友的话点醒了他，这其实是他最好的抓手。他退掉车票，转而北上，当年就考到了律师资格证。第二年，国家司法考试改革，要求报考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刘占国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

之后，他一直在律师行业工作，并且又相继取得北京大学自学考试法律本科和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文凭。如今他54岁，是北京一家专注于矿产能源领域业务的律所合伙人。

“他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刘鸿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这次给父亲做口述历史，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要完成一项课程作业。

刘鸿儒在一所民办双语学校——北京探月学校读9年级，选修了“家书万金”课程。这门课每学期开一次，教授口述历史的理念和流程，要求学生选择一位亲人进行访谈实践，最后的成果留档。截至2025年底，累计61位同学上过课，收集口述历史素材12829分钟。

“这些藏在家庭里的故事，比任何史料都鲜活。”2025年，“家书万金”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年度口述历史项目”，指导老师郭旭峥在演讲中说。他希望大家能通过这门课关注到个体，“每个个体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

“以另一个身份看父母”

对于年轻人来说，父母往往是“熟悉的陌生人”。徐浩铭是“家书万金”已经结课的学生，他回忆自己从小到大和家里人深度沟通不多，整天忙于学校的事，回家住一宿又要走，父母形容他像是宾馆的旅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增进我对家人的了解。”这是他走进口述历史课堂的初衷。

他选择以父亲为访谈对象，在家中的卧室里，“以一个不知是否合适的问题，怀着有些拘谨的心情，抛出了第一次连接”。父亲出生在唐山市乐亭县徐烧纸庄村，在他五岁时，1976年7月28日凌晨，亲历了唐山大地震。

“我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她抱着最小的弟弟，领着妹妹和我在黑暗中往屋外走，却发现门打不开。房子已经变形，门早被卡在了门框里。母亲焦急地想办法……直到一阵脚步声与踹门时低沉的碰撞声出现，门才被忽地弄开了。外面站着同院的我堂叔，拯救我们的是他刚刚收回的脚。”48年前的事情，父亲讲述时，紧张感依然浓烈。

好在村子距离震中较远，灾情不算严重，“倒了几个房子，终归没有死人”，但隔壁有个村子死了几十人。村子开始规划街道，重新建房，徐家之前只有一间正房和一间厢房，重新盖了四间新房。地震后，唐山市工厂缺工人，爷爷被招募入厂，从农民变成工人。“人的命运很不一样，能够幸存下来真的需要心怀感恩。”徐浩铭听后颇有感触。

父亲的妹妹上高三时，身体出现不健康症状：近视严重，月经失调，手指头粗大，胡须重……这也导致她考试发挥不理想，又复读了一年。临考前，她在医院查出病因，患有浸润性脑垂体瘤，但仍带病参加了高考，之后才去做开全颅取瘤手术。可惜手术失败，去世时年仅20岁。

她本来已经被河北大学录取，但没机会踏入大学校园。徐浩铭知道自己有个姑姑，这次才完整了解她的人生。他还看到姑姑留下的日记本里有一首诗：

十年寒窗，书墨分外香。诱得天骄苦作乐，血气方刚。

比学赶帮，夜半不卸装。读破万卷始见金，无限风光。

讲述这段故事时，父亲感怀说：“珍惜生命，对家里人和自己都至关重要。”徐浩铭想起自己常在电脑前熬夜，觉得不能再挥霍自己的健康了。“即使我自己不重视，也总有人在一旁为我的每一处不适与每一分凋零而心痛。”

▲徐浩铭在课堂上表演证券交易所开市场景。受访者供图

10年级学生施青昊的访谈对象是妈妈孙菲，他觉得这个过程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以另外一个身份看妈妈”。他出生以来，妈妈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穿着朴素，喜欢大自然，但访谈后发现，年轻时的妈妈并不是这样。

孙菲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人，2003年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进入设计行业工作。时间长了，她陷入瓶颈期，每天很焦虑，又不知道在焦虑什么。为了改变，2006年，她决定去北京发展。当时身上积蓄有三千多元，花了六百多元买了一张硬座票，“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超级新鲜”。三天三夜后，火车抵达，她的脚肿得穿不上鞋子，只好拎着鞋子走。

她投简历找工作，被一家设计公司聘用。办公地址在北京国贸附近的繁华地段，“楼下是很时尚的店，就是自己想象中上班的地方”。在公司里，她第一次见到苹果电脑，发现没有机箱，找不到按键，不知道怎么用，觉得自己很落后。

但孙菲学习设计时采用手绘，基本功扎实，又有审美敏锐度，短时间里就晋升为公司主管，带着一个设计组。她留寸头，戴大耳环，化着精致的妆，穿的是设计师品牌的衣服，白天在国贸上班，晚上常去三里屯玩。“那时候我是一个很个性的人。”她对儿子说。

这时候，一个朋友鼓动她创业，自己开工作室。“你这样上班，什么时候才能在北京买房？你难道对宝马车没有欲望吗？”孙菲被打动。公司极力挽留，告诉她将派她去管理即将开业的上海分公司。孙菲听不进去。

辞职后，没了收入来源，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连房租都交不起。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单子，为一家西餐厅设计装修。就在项目要结尾时，客户反悔，不愿支付酬劳，还将她关在屋子里，让她用电脑来抵预付款。孙菲报警后才脱离危险。

对于妈妈的这段经历，施青昊很感慨，认为她不该离开设计公司，“她离成功一步之遥”。之后，孙菲又应聘到一家知名乳业企业做设计师，但她的个性不适应大公司严格呆板、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没干多长时间。当儿子出生后，她开始关注教育，告别了设计行业，成为华德福教育体系的一名老师。

“她结婚太早了，我感觉她应该趁着年轻再多闯一闯。”施青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孙菲自己看得很开，“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看起来你失去了很多，也没准是为了让你去经历另外的东西。那本来就不属于你”。

“做家门口干净的菜市场”

“家书万金”课程的成型经历了漫长的变迁，最早可追溯到郭旭峥自己的中学时期。

2009年，郭旭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师大附中”）读高一，那时正是纸媒的黄金年代，他喜欢看《最小说》《明日风尚》等文艺杂志，“尤其设计特别吸引我”。师大附中有一本校刊《附中人》，从郭旭峥的审美看“做得很差”——版式陈旧，内容是学生的作文集，每期出几百本，大都堆在办公室里。

“我觉得我做肯定比这个强。”郭旭峥征得老师的同意后，拉上几个有兴趣的同学，对校刊进行彻底改版。设计采用当时流行的极简风格，内容增加了访谈和漫画版块。高二下学期，新版首刊推出，印了1000册，定价10元，在学校食堂门口摆摊售卖，三天全部卖完。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正反馈，让我有了信心。”郭旭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因为这次课外实践，他在高考时通过自主招生进入中国传媒大学，专业便是出版编辑。大学期间，他开始有了新闻报道意识，在进入《人物》杂志实习时，接触到“非虚构写作”概念。看到记者们花很大精力写出一篇深度文章，他心向往之，“我也想做那种东西”。

恰好，师大附中邀请他回去继续指导《附中人》的工作。他再次对校刊改版，将文艺风格改成新闻报道风格；还开了一门选修课，教学生怎么做杂志和非虚构写作。学生写完稿子，他进行编辑，“一稿一稿改，一点一点磨”。

有一期的封面专题叫《霾困附中时》，聚焦雾霾降临当天师生们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停课与上课的交锋。配图是专门拍摄的肖像照，穿着校服、戴着口罩的学生站在雾霾里，很有冲击力。整个专题的水准，不亚于市面上的正规杂志。

《附中人》的名气也走出校园，受到媒体关注，被称为“最酷的中学生杂志”。2016年，郭旭峥大学毕业后，曾去今日头条做运营工作，又创业开设计工作室，但一直坚持在师大附中兼职教课。

▲郭旭峥带领学生做的《附中人》杂志。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后来，创建于2017年的北京探月学校，推崇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邀请郭旭峥加入，出一本校刊。郭旭峥便把办《附中人》的经验搬过来，却发现“水土不服”。

一方面，探月学校的课程和活动本身很丰富，没有多少学生把做一本刊物当成“很酷的事”；另一方面，探月学校是双语学校，学生的写作能力不如公立学校学生好。郭旭峥和大家讨论选题，总感觉方向不对，“找不到抓手”。比如《附中人》有一篇文章《学霸传说》，访谈三名学习成绩最好的人，但探月学生认为学习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不能把成绩看得太重。

“很多选题背后的那种冲突消失了。”校刊项目推行不下去，他转而成为一名教设计的老师。

2022年有段时间，郭旭峥被封控在姥姥曾经住的家里。无意间，他打开了放杂物的抽屉，看到一个纸叠的包裹，里面是一张黑白老照片。“那是我姥姥的妈妈。”郭旭峥突然意识到，她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有家庭和故事，自己却一无所知。

他有了灵感——“把家庭历史作为抓手”。回到学校，他申请开设了“家书万金”课程。选题方向固定下来，就是访谈一位家人，至少3小时，但不要求写成第三人称、多方信源的非虚构稿件，整理成一篇自述稿即可，降低了难度。

同时，他也和原来的设计课结合起来，每个学生的文章最后印成小册子，再集结成一套装帧精美的“书籍”，并寻求出版社正式出版。

▲学生口述历史文章印制成的册子。受访者供图

直到此时，郭旭峥走的还是新闻写作的路子。2025年初，他注意到“口述历史”理念，觉得“家书万金”的本质就是口述历史，只是目标不同。“口述历史的重点是把资料留存下来，供后人参考，是否发表并不重要。”他觉得课程也应该向口述历史转型，而不是执着于写作和出版。

他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参观了“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其实，就在他进大学的2012年，该中心成立，但他没有关注。“当时我完全想不到能跟口述历史有什么关系。”兜兜转转，最终他回到了一个更纯粹的出发点。

他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完善课程要求，访谈前签订授权协议，内容要进行史实核查，确保经得起考验。“以前我们习惯把菜炒好，一盘一盘端到你的面前，现在我们倾向于做每个人家门口干净的菜市场。”郭旭峥说。

“我的家庭经济简史”

每学期开学第一课，郭旭峥会让同学们探讨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能来探月学校上学？一开始大家会说是因为自己考上了，但推到后来发现，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付得起学费。

探月学校的高中学费（9—12年级）一年23.8万元，不是每一个中国家庭都能承担的。郭旭峥引导学生继续思考，大家发现自己的父母都上过大学；再往前推，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

“把个人的故事和历史连接在一起。”郭旭峥说，“历史是重要的东西，但如果直接像上历史课那样讲，大家或许不愿意听。通过家人的故事来了解历史，反而是一个切入点。”

他把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所著《国家与生活机遇》列为课堂参考书。书中认为，国家是塑造个人生活机遇的核心力量，通过再分配制度与政策，系统性地决定了教育、就业、收入等关键资源的分配，从而形塑社会分层结构。课堂上，学生要梳理一篇《我的家庭经济简史》，了解自己家的收入状况。

受过教育的家长，又赶上中国高速发展阶段，因而积累了财富。徐浩铭的父亲1995年从天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城建集团第三公司，“落脚在首都的舞台”。干了一年，他不喜欢建筑工地的工作，从报纸上看到新华人寿保险的招聘广告，便跳槽当了一名销售业务员。

当时是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初期，很多人不了解，但行业发展迅速。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市场进一步开放，行业竞争逐渐激烈，但机会也多。父亲说自己“中途跳槽八次，工资翻了数十倍，见证了社会发展与通货膨胀”。如果继续在比较成熟的建筑行业，“机会将少很多，工作环境也相对辛苦”。

徐浩铭意识到选择行业的重要性，“保险业确实是我父亲抓住了风口”。

刘占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进入了崛起中的律师行业，才得以为子女教育提供物质基础。来北京二十多年，他没有买房买车，“集中精力把孩子们培养好，我是很愿意花这笔钱的”。

刘占国也关心家族里年轻人的发展。连续五年，每年春节假期，他回老家召集家族的人聚到一起，分享一年的收获，交流经验。只要能听懂话的孩子都要参加。“作为长一辈的人，如何能让年轻人不走弯路，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刘占国为儿子刘鸿儒鼓掌。受访者供图

也有父辈在享受教育机会后，又反哺给社会。姜彩泽的父亲姜雨声，出生在湖北洪湖市一个农村家庭，少时家里贫苦，母亲患有胆结石，父亲带着她四处求医，家人一直活在恐惧里。他形容自己的童年是灰色的。

1998年，姜雨声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家里凑不齐学费，两个姐姐辍学去深圳打工，供弟弟读书。

读大二时，姜雨声偶然在北京昌平区，发现无暂住证的外来打工人员的坎坷遭遇，“觉得很不公平”，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他发现昌平有一所刚成立的智泉学校，为打工子弟提供学习机会，但条件非常简陋，屋子没有窗户，一间教室容纳两个年级的学生……

姜雨声在对儿子讲述时说，“我觉得人好像是有使命的，命运就是这么安排我要与这些孩子认识。”大学毕业后，他直接去了智泉学校任教。他学的是经济学专业，之前没想过自己会当老师。

一个月工资三四百元。作为一名985院校毕业生，他本来有更高待遇的工作机会。他不敢参加同学聚会，怕大家笑话。工作了半年后，回老家探亲，父母也有意见，“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工资就拿那么点”。

姜雨声没有放弃，做了三年老师后，开始担任校长。学校最初只有几十个学生，2006年发展到超过1200人。

民办学校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2017年，智泉学校所租房屋被认为是违章建筑，遭遇拆除。后来在昌平区教委协调下，智泉学校临时租用附近培训学校过渡。

2021年，智泉学校定位调整，姜雨声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地方，到探月学校做管理工作。“我爸在我心里是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人，一直是这个样子。”做口述历史前后，姜彩泽对父亲的印象没变。

“重点是理解当时人的生活”

上“家书万金”课的学生毕竟年轻，生活阅历少，对社会的变迁了解不深，很难感触家人讲述的细节，甚至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为弥补这个弱点，郭旭峥会花很多课时，带学生研究历史背景，“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环节很重要”。

他把新中国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学生先了解访谈对象的履历，建立一个时间轴，根据人生节点画出一条变化曲线。再与历史发展曲线对比，就可以锁定哪个时期对访谈对象最重要。一个班约12个学生，分成四个组，每组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重点研究。

要查找的资料包括制度与规则、物价与工资水平、禁忌与风险等。“研究历史背景，不是让大家去背那些历史知识，不是让你成为历史专家，我们的重点是要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时人的生活。”郭旭峥在课堂上说。

在开课的预热阶段，他让大家找一件日常中常见的东西，比如马桶、塑料袋、麦当劳、WIFI、卫生巾等，然后去问家人：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这些东西出现之前，同样的需求是怎么解决的？学生由此可以感受到“原来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背后是有历史的演变的”。

▲郭旭峥在“家书万金”课堂上。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学生们在日常中接触最多的是父母，但如果都访谈父母，最后的资料会同质化严重。郭旭峥希望大家多访问家里的老人，“七大姑八大姨也可以”。

张嘉芮的访谈对象是姥姥余琴新，她记得老师鼓励大家多访谈女性，因为“历史上比较重男轻女，这样可以更多听见女性的声音”。姥姥在她三四岁时带过她一段时间，此外接触不多。利用一个假期，她从北京去了姥姥生活的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余琴新出生于1954年，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物资短缺，粮油定量供应，“我们家九口人，一个月总共只有3.6斤油，根本不够用”。为了节省，做饭时，用一块干净的碎布蘸点油，在烧红的锅里擦一下，下次接着用。衣服大都是自己做的，一个人一年的布票是1丈5尺5寸，不够做一身衣服。买布时就买白色，再用燃料染色，这样可以节省布票。

余琴新上初中时，赶上“文革”爆发，后来中学被合并到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都昌分校，她进了中专医务班。学校在农村，实行半工半读制度，余琴新跟着农民学插秧、割谷子、修围堤，“上课的时间少，劳动的时间多”。

1971年，余琴新毕业后留校，参加校办玻璃工厂的筹建。玻璃厂生产墨水瓶，“十几个摆成一个圈，中间放稻草，再用稻草织的带子缠紧，包装好后运出去卖”。当时，这样的小厂有很多，效益差，浪费和污染严重，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纷纷倒闭。1979年，玻璃厂解散；两年后，都昌分校停办。余琴新的青春也就此结束。

“那时候年轻人在一起朝气蓬勃，根本不觉得苦，只觉得很快乐。”余琴新回忆说。

访谈期间，姥姥不时起身找出一些收藏的旧东西，给外孙女看。让张嘉芮印象深刻的是姥姥讲的一个细节：1964年10月的一天，余琴新在县城的花果园里玩耍，忽然看见“天上一闪一闪的好多东西慢慢掉下来”，原来是飞机撒的传单，她捡了好几张，不知道是什么。之后，国家宣布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是喜报，要是留到现在就好了。”她说。

“家书万金”课程还有一项作业，每组学生要收集能反映时代特征的物品，在教室里策划一场展览。张嘉芮从姥姥家拿来了粮票、小人书、旧纸币、一本《毛泽东选集》、一个“光荣家庭”的牌子，还有妈妈小时候留下的糖纸。这些物品布展在一间小屋子里，墙上贴着别的学生提供的标语、海报。另一个展览空间还原的是供销社的场景，货架上摆着搪瓷缸、收音机、肥皂等，琳琅满目。

新学期开始，展览还没有撤。学生分好组后，郭旭峥让他们坐到对应的“展区”，在那里查资料，研究背景，体会身处历史中的感觉。手机里放着不同年代流行的歌曲。

▲学生在教室里布置的展览。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青少年成为历史记录的主体”

2025年11月8日，由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口述历史之夜”，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从300个报名项目中遴选出的10个年度项目的负责人，上台分享了经验，郭旭峥是其中之一。

相比其他项目，“家书万金”的一个亮点是加入了新技术。郭旭峥和学生尝试对收集的史料进行更好呈现，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计划打造“中国现代家庭生活口述史数据库”。现场，郭旭峥演示了AI的应用：当用户把家人的口述文字和照片传到网站，会自动生成人物讲述故事的生动影像。

事实上，在“家书万金”课堂，AI的使用全流程存在。查资料可以用AI搜索；拟定提纲时，AI能一口气给出上百个问题，学生再筛选修订；整理录音内容，AI的文字转化功能很方便……“用现在流行的话，我们是‘技能’口述历史。”郭旭峥说。

这个特点吸引了现场专家的注意。“我七十多了，特别欣慰的是年轻人能够接续这个工作，而且能够用更迎合时代的方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口述史专家定宜庄说。崔永元则在台下叮嘱郭旭峥，使用AI要多加甄别，不要让错误的史料误导后人。郭旭峥记住了，在课堂上反复强调，不能完全相信AI。

▲郭旭峥在口述历史之夜活动中分享AI的应用。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家书万金’项目将口述历史应用从专业研究领域延展到校园与家庭，让青少年成为历史记录的主体，补上了口述史传承中最关键的下一代环节。”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据林卉的观察，当下，青少年个体或团队主动参与口述历史实践的越来越多，记录的个体历史也越来越丰富，“他们视角更平等、更贴近生活，能够挖掘出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家族记忆与个体故事”。

选修“家书万金”课程的中学生，是这股力量的代表。有的学生结课了，但留下了对口述历史的兴趣。徐浩铭是其中之一，他按照完整流程，主动对姥姥和妈妈做了口述历史访谈。

姥姥1950年出生于北京，6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到内蒙古包头定居，长大后进入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上班，直至退休。妈妈出生于包头，高考时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又回到了北京。毕业后，她进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相恋，结婚。

徐浩铭出生后，姥姥姥爷来到北京帮忙。妈妈回忆那时的自己内心盈满幸福，“父母身体健康，可以照顾我和家庭，我专心期盼多赚些钱，让他们过得更好”。

2016年9月的一天，妈妈正要出差，接到姥姥的电话，说姥爷在体检时查出患有白血病。“刹那间，五雷轰顶”，她不知所措。在姥爷的病床前，妈妈发现自己追求的财富、职位都救不了命，“是不是努力错了方向，如今子欲养而亲不待”。她辞了职，专心照护他。

2018年，姥爷去世，姥姥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陷入深度抑郁，后来回到包头，在熟悉的亲人好友的陪伴下才缓过来。受这件事的影响，妈妈认为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也希望儿子受到的教育能更好地滋养生命，让他转学去了创新学校。

访谈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徐浩铭正在外地参加一个营地教育活动。他听到千里外妈妈的啜泣声，“这哭泣并非崩溃之伤，而是对美好亲人之追忆融化成的溪河……妈妈想姥爷了”。

为了做口述历史访谈，他还对父母两边家族的历史和人物关系进行梳理，制作成“寻根·轨迹”汇报展演。在做这项工作中，他实实在在感受到“有如此多具体的人，他们的血液流淌在我身体里”。

徐浩铭17岁，言谈间有超越年龄的成熟。在他看来，现在的很多课程强调知识传递，遵循的是“工具理性的逻辑”，而“家书万金”开拓了一个人文空间。“当下文科教育有被边缘化趋势，这门课带来了非常强的人文温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