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真华

一个毫无倦怠地遨游在语言世界的崇高灵魂

——贺恩师黄建华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5年

1995年1月，我响应恩师黄建华先生的召唤，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回国，投身先生门下，攻读“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博士学位。常常听先生感叹：编纂汉外、外汉大词典，我们最缺乏的是自己的话语，先生的牵挂让我想到先生书房的一幅墨宝“学者当自树其帜”。作为法国语言文学研究大家，尤其是作为资深的词典学家，先生孜孜以求的是真正具有中国词书编纂思想、编纂理念、编纂立场、编纂方法的创新之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大体量的汉法词典，具有中国学人自己的文化立场、文化意义的大型双语工具书少之又少，大多数双语词典或诉诸对西方词书学术思想的阐释，或满足于移植其概念去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终因缺乏自己的学科理论而陷于“非西即古”的困境。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有机会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任译审，就致力于词典学的理论研究，他的学术论著《词典论》（1987年）在辞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早年主编的六国语文词典研究《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和他的另一部专著《双语词典学导论》同样是词典学理论研究的力作，对构建“新词典学”的范畴体系提出了独立的见解。这些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词书编纂学“非西即古”的思维悖论，主张用“当代性”消解“中式”或“西式”的固化教条，构建有各自文化特色的话语和释义空间。“新词典学”以开放的气度，为不同语言的交流，不同文化的沟通，为汇聚中国语言文化，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效，为借鉴欧洲现代文明中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提供了极富创新性的理论建树。

《汉法大词典》收录单字条目1万余条，多字条目10万余条，覆盖普通海量语文词汇，以及50多个学科术语，并收录了数千条新词新义，体量达750万字。先生以疴恙之身，苦战十六载，其间三度入院，三度手术，初心不改，以实践自己的编纂理想，终成煌煌鸿篇巨著。

“新词典学”和双语词书编纂的“当代性”理论，为我们在词典学领域创立中国词书学人的话语权，去解释、去认知、去服务这个双语世界开辟了一条新路。恰如先生在《汉法大词典》前言中所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门外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另一种文化。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有一种意识：词典功能不仅限于提供词语的语义和应用信息，也应扩大到它的文化维度，因此，在词语的释义、词组搭配、语用标注以及例句选择上我们都着眼于它的文化内涵。”

先生除了编纂词书，也是一位精于文学翻译、精于西方文论研究的学者，一位文笔细腻的散文随笔作者。他早年翻译出版了由商务印书馆规划的“世界学术名著”4种：《自然法典》、《公有法典》、《塞瓦兰人的历史》、《论实证精神》，以及《社会学方法》、《此时此地》、《蒙田随笔》（与梁宗岱合作）、《夜之卡斯帕尔》、《爱经》（全译本）等译著，并主持编辑出版了4卷本《梁宗岱文集》。先生在文学名著与学术名著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精准的感受领悟力、精准的译语表达力，先生在梁宗岱诗学阐述上彰显的强大的思辨力，令我们这批晚辈后学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是先生的真实写照。先生品德高尚，始终以谦卑的态度管理自身、修养德行、教诲弟子。对聚光灯、主席台，对掌声、鲜花没有一点感觉，对门前车马没有丝毫眷恋，您的精神超越了尘世的喧嚣浮躁，您的灵魂毫无倦怠地翱翔在学贯中西的语言世界，您的生命摆脱了时序的捆绑，创造了非凡的意义。尽管您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尽管您获得了无数赞誉，您仍然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初心，因为您知道，语言的边际没有界限，语言的深度无可限量，九十华诞，您用生命的厚度，诠释了毕生的责任与担当。

从1972年入学广外法语专业开始，我认识先生已逾50年，从1995年投师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算起也有30余年，我从没见过先生感怀伤时，为形所役、为物所累的困惑。先生轻视世俗功名，无论是在庙堂之上，位尊校长，还是在江湖之远，退守教授之清冷，您都不卑不亢，始终与权力和功利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始终保持着一位知识者灵魂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先生对弟子的教诲常常见于读书与讨论的不经意间。记得一次谈到学问之要。先生讲起了“博学而约取”“博而返约”的典故。先生觉得我在理性思维方面有一定优势，在统筹归纳方面有一定见地，但是宽广的知识面必须有一个强力的支点加以统领，必须学会吸收精粹，化为简约，构建自己在某一学问层面的理论、思想和观点。遗憾的是，弟子不才，始终没有达成先生所期盼的博而返约的学术境界，有悖恩师的拳拳之心。

2000年春天，先生因任职年龄限制退下广外校长的领导岗位，我接任校长前的一天午后，先生约我作了一次长谈。那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你接手的广外，工作千头万绪，有一句最要紧的话，你要牢记一辈子，践行一辈子：不以公权谋私利”。可以告诉老师的是2000—2010年十年校政，以及后来我又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任职校长多年，我用：“循规律、守规矩、谋发展、求实效”这十二字的行为准则践行了恩师的谆谆教诲，终不负师恩。

作为新时代辞书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承启者和开拓创新者，先生一直在中法两国的语言、文化、文明的想象世界里不懈地追寻，其不同寻常的生命经验与勇往直前的学术探索是给晚辈学子、给中国外语学界的一份厚礼。做人、做学问达此境界，每每让学界同仁肃然起敬。先生之德，不以才华折服人，而以一身正气，一身风骨，在潜移默化间，为晚辈学子筑起了一道做人的底线，也照亮了晚辈们做人、为学、行政之道。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