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振逵

2023年5月，潮州市出土镌刻《右司马螺川郭公生祠记》石碑，碑文记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潮人为知府郭子章立祠祭祀的史事。郭子章治潮“省刑罚，薄税敛，抑权贵……及其去任而升两大中丞，潮人奔走悲号，无计挽留以遂借寇。”以致郭子章离任潮州二十五载，潮州士绅仍为其立祠，周光镐将郭子章与韩愈并论：“谭者谓韩驱暴鳄，郭弭神去独鬼，均言异绩……而其可垂者道则同也。”

郭子章（1543—1618），字相奎，号青螺，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以功封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他一生宦游多地，“著述几于汗牛”，至清光绪时，著作犹存92种，数百卷之多。在地名考释方面，他的成就尤具开创性：任潮州知府时纂成《潮中杂记》十二卷，晚年又完成《郡县释名》二十六卷——后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专门注释地名渊源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一为地方志，一为全国性地名渊源考释专著，看似体例迥异，实则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潮中杂记》

“以脚写志”源于家学亦来自实践

万历十年至十四年（1582—1586），郭子章任潮州知府。彼时潮州虽号“海滨邹鲁”，方志却颇多阙略，郭子章在《潮中杂记序》中写道：“凡通志、前志载者不书，书其逸者、新者若干，命之曰《潮中杂记》。”

这种“以脚写志”的态度，源自其家学渊源。他的叔父郭春震嘉靖年间亦曾任潮州知府，修有《潮州府志》。叔侄相继守潮，郭子章处处留心，立志补前人之缺。治潮间，郭子章纂成《潮中杂记》十二卷，被学者陈其泰誉为“潮州文化史的创始之作”，其中《艺文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书目”，下卷为“碑目”。“书目”著录自宋元至明嘉靖年间潮州九次修志的成果，部分志书已亡佚，幸赖其记载，后世方知潮州修志传统之盛。“碑目”更是载录宋元至明万历年间潮州府及各县碑刻多达247方，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对此评价极高：“自吴颖顺治潮志迄乾隆周硕勋志，皆忽视金石纪录，而此书所列碑目，万历以前潮属诸县石刻，悉具于斯，诚难能而可贵。”郭子章对韩愈遗迹的考据细致入微，所撰《韩公二祠沿革》详述韩祠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初创，至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丁允元迁建韩山的完整历程。他还记录了韩木的神异：“潮无橡，橡始韩子。韩植橡兹山，移其种之他山，不橡也。故名曰‘韩木’。木华于春，簇簇附枝如桃，邦人以卜科第兴衰。”这种对文化心理的捕捉，使他对地名的探索超越了地理本身，进入了文化记忆层面。

郭子章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其家学渊源、早期宦游经历与潮州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家学渊源奠定文献根基。郭子章出身江西泰和书香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尤善《左传》《尚书》等经典。其叔父郭春震嘉靖年间任潮州知府时修《潮州府志》，这种家族学术传统，使他自入仕之初便对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格外留心。

二是早期宦游积累治学经验。隆庆五年中进士后，郭子章历任福建建宁府推官、南京工部主事等职。每到一地，他皆留意搜集当地文献，“入国问名”的学术习惯在此时已初露端倪。

三是潮州实践促使方法成形。守潮期间，郭子章将此前积累的治学经验付诸系统实践，他“下令搜十邑之故”，“搜之山穴残碑、故族半篇”，最终纂成《潮中杂记》十二卷。正是在潮州，他完成了从零散搜集到系统整理的转变，其重视实地考察、存疑慎言、关注地名历史文化内涵的治学态度，至此臻于成熟。

此后，郭子章宦游浙江、山西、湖广、贵州等地，始终秉持潮州时期形成的治学态度，二十余年后，当他撰写《郡县释名》时，潮州时期养成的治学方法已成为其学术核心方法，关注对象从地方风物扩展到全国政区，研究旨趣从记录地名现象深化到考释命名渊源。

《郡县释名》

开创集中阐释我国郡县地名渊源体例

郭子章一生宦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在《郡县释名》自序中写道：“予过两都、齐、鲁、燕、赵、吴、越、楚、蜀、五岭之区，入国问名，狱究其义。”即使未曾亲历之地，他也“稽之谍记、考之明哲”，这种“凡过郡州邑城名，必审问之”的态度，使他对地名的考释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坚实基础之上。

有感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对郡县名称的解释过于简略，郭子章在万历中后期完成了《郡县释名》，全书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纲，系统考释了明代政区地名。据华林甫教授统计，万历中后期全国共有1682个政区地名，郭子章阐释的达1411个，占总数约83.9%。尽管我国古代不乏涉及地名考释内容的文献，但专门阐释地名渊源的《郡县释名》开创了集中阐释我国郡县地名渊源的体例，被视为我国古代地名考释的集大成之作。

郭子章治地名考释有三大特点，每一特点都与潮州时期的实践密不可分：

亲历实证，主持地名命名。郭子章在贵州期间，不仅考释旧名，更亲自参与新地名的设立。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平定苗乱之后，题设贵定县，取“贵州底定”之义。这一命名既记录了平乱之功，又寄托了边疆安定的政治愿景。从潮州时期记录“韩木”的地方风物，到贵州时期题设“贵定”的政区命名，郭子章的实地考察从文化描述走向了政治实践，从被动记录走向了主动建构。

明教立范，以名导善。郭子章认为地名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承载着道德教化的功能。他在《广东郡县释名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名之感人，捷于影响。”地名善恶直接影响世道人心，在潮州府的考释中尤为突出。程乡县条，郭子章详考程旼事迹：“以程旼行谊，化于一乡，故县名程乡，水名程江。”并引申指出“如严州、袁州、任丘、清丰、乌程、茂名之类是也”，提炼出以贤人名地的命名规律意在表彰德行、垂范后世。饶平县条释“三饶”之名，称“三饶太平矣”，将地名与治乱兴衰直接关联。澄海县条更明确：“取海宇澄清之义也。”这些命名无不寄托着对地方安宁、社会清明的政治期许。

善于归纳命名规律。他对江西地名规律总结道：“大都江右之名，不出山水、人物，则出年号、祥瑞。”这种归纳方法本身就是将零散的地名考释上升为规律性认识。

如果说《潮中杂记》是郭子章地名考释方法的“实验场”，那么《郡县释名》就是成熟后的“方法结晶”。潮州时期形成的实地考察习惯、文献整理方法、文化阐释视角，在这里被系统化、规范化，最终形成现存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政区地名考释著作。《郡县释名》在清代遭遇了不公正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讥其“固陋之甚”，现代学者华林甫则指出郭子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郭子章的学术之路，是一条从“地方实践”走向“全国视野”的路径。郭子章的地名考释成就，并非凭空而来，在潮州四年的地方治理与文献搜访为他日后完成《郡县释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而《郡县释名》的考释体例创新又处处可见潮州时期形成的治学方法。郭子章的个案启示我们：中国传统学术中那些开创性的成就往往不是书斋中的冥思苦想，而是长期实践积累后的学术升华。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