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A镇的一个村寨，壁画是傣族著名的马鹿舞。（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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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母亲担心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迎来终点，而在那天到来时，她不希望女儿不在跟前，因此，强烈要求女儿回家考公。

饭桌上，领导还会把G的名校生身份，当做一种谈资，“看啊，这是某某名校毕业的，现在成我们同事了”。

我用看似冷峻的提问，否定了一个小镇女孩将近19年的教育努力。并且，我还给女孩的人生下了一个判断：回到小镇，是一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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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从填鸭式高中毕业13年后，我在31岁的凌晨四点半，被一个回到高中教室的梦境吓醒。尤其是注意到，我的同桌G，正在尝试解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答案。

压轴题和没涂完的答题卡，是小镇做题家无法摆脱的鬼怪。

G也让我焦虑。她来自A镇，靠毅力和善良进入市区中学。成绩很好，每天，她就像大地一样安稳，坐在硬邦邦的塑料凳上，13个小时，一动不动，我几乎没注意到她上过厕所。她把全部精力投入最后一道大题，无视我的插科打诨，就像季风抖落山坡上的蝇虫。求得一个答案之后，G又给我讲题——她坚决反对我直接抄袭她的作业。

我被她大地一样的毅力震慑了。想到永远都没办法超越这种毅力，我黯然神伤。

后来，她考取了一所名校，并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后，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她成为B镇的一位公务员。

B镇遥远、偏僻，自酿的玉米酒是广受欢迎的饮料，而念咒语的巫师和医生享有小镇居民同样的尊重。我从不饮酒的唯物主义学霸同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处理纠纷、撰写材料和接待领导。

G的经历让我相信，应试教育就是一个谎言：在教育中付出的漫长努力，没能给G带来阶层跃迁，哪怕是职业选择的自由——报名考公时，种种限制下，她甚至无法选择回到A镇的故乡。

2026年2月初，当得知G会在大年初一值班后，我计划去找她，在她处理纠纷、撰写材料、接待领导的办公室，提出关于应试教育的问题。她犹豫了一会儿，但答应了。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正准备出发。G却告诉我，不用来了。

微笑、脸红、认真做题

G从不拒绝人。她身上流淌着一半傣族血液，但很多同学从来没意识到这一点。G算不上那种面容姣好的傣族女孩，相反，她高大的身材和惯常扎的斜马尾不太相称。班里有男生给她起了一个男性化的外号，善良的G没有拒绝，她总是在微笑、脸红或者认真做题。

周日晚上的G才像以优秀发质著称的傣族：那晚，她会披着刚刚清洗的、油亮、黝黑的长发——在填鸭式高中，认真洗澡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同学对G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哪怕和她一样学习好的人，都要抄她的作业，尤其是15分的数学压轴题。在文科班，解决压轴题靠的不是一个机灵的脑袋，而是肯下苦功夫的毅力。除了G，没人愿意消耗这样的毅力。

同学们需要G，但又嘲讽G。

她被人诟病的行为是，每次考试后，她会在所有人面前，展现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有时会趴在桌子上，一旦有人问她怎么了，她就用一种带有傣语残留的方言抱怨道：“啊呀，这次考试时，我头太痛了”，或者，“这次考试考砸了，因为我发烧了”。

一开始，所有人都对G抱有同情，我还会和她分享小柴胡冲剂。结果证明，同情G是一个笑话：因为她总能考前三名——在一个隐藏着竞争关系的火箭班，“前三名”只能体现两种可能，要么，头痛和发烧是骗人的烟幕弹，要么，自己是个傻瓜，居然考不过一个发烧的病人。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傻瓜。

渐渐地，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残忍地认定，G是在表演生病。一次考完文综，我清楚地记得，G的脸红得像个苹果，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这真是天底下最高超的发烧表演了。

我们可以整个白天的课间都在嘲笑G，但到了凌晨，就在晚自习即将结束前，嘲笑G的人，都等着她解开压轴题的答案。在这种时刻，她始终微笑，不拒绝任何人。

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G没有在表演生病。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免疫力，都无法对抗端坐每天13个小时带来的痔疮和消化不良。或许校长认为，13个小时还远远不够，一次，他公开建议，每天吃完晚饭，先跑回宿舍洗漱，这样就可以上晚自习到零点后。回到宿舍，躺下就能睡。

G的脾气太好了，又过了几年，我甚至从另一位同学口中得知，考试时有人想抄G的答案，她也没有拒绝。

因此，当G在大年初一，告诉我不用再去小镇时，我遭遇的震慑不亚于对她曾经如山一样毅力的震慑。

她说，她临时换班了，马上要去旅游。我问，那你怎么不提前说？G很委屈，她解释，此前几天，我没主动和她确认，她以为我不来了。

G不知道的是，在做教育记者的那几年，她是我挑选选题的准则之一，我试图用各式各样的报道来尝试解释，应试教育为何无法回馈个体的努力？我对这个问题的痴迷演变为一种执念。如今，最后那块拼图，就藏在一个小镇政府某层楼的办公室里。我十分失落。

母亲听到了我和G的对话。退休后，她热衷于向亲戚朋友推销保险，导致一部分亲戚密友不太敢接她电话了。她以过来人的姿态向我分析：你这个同学应该是不想和你聊。

2026年2月20日，A镇，菜市场的一家杂货店里，挂满了缅甸零食。（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

冒险者的小镇

进入A镇的范围后，山坡上出现连绵不绝的橡胶林。就像神话里的城市一样，亚热带阳光始终让这里荡漾在一种金色的、飘浮着薄雾的光晕中。春天，橡胶树修长的树干密密麻麻地依偎在一起，叶片集中在顶部，就像是悬停在山坡上的巨型昆虫。橡胶林深处，有盘根错节的细叶榕，傣族村寨和金色的南传上座部寺庙散落其间。翠绿阔叶的阴影下，行走着服饰各异的23种少数民族，以及身上有浓烈依兰和柠檬草气味的缅甸劳工。

大年初二的上午，我还是踏上了前往A镇的旅途。G调回了这里。我想等她回来。

当我得知好友P也回到了A镇，我决定先去找他。他来自一个傈僳族村寨，长年在缅甸打拼，并最终建起一栋奶黄色的法式风情小楼，在装饰了孔雀、马鹿图腾的小镇，这十分亮眼——他或许不知道，他祖辈所信奉的宗教，是100年前从缅甸而来的法国传教士带来的。

我一直对缅甸和边境史充满兴趣。中国西南边境的传说能让人窥探一个文化交融的古老时代。比如，A镇流传的关于泼水节由来的神话，是7位傣族姑娘（也有说12位），轮流抱着炙热的魔王头颅，族人泼水，帮助她们洗去污秽。而在东南亚地区更广为流传的神话母题中，主角其实是梵天的头颅。

2026年2月20日，A镇的一个广场，塑像是重现泼水节神话中轮流抱着头颅的情节。（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

到了P的家里，他拿出老挝、泰国、缅甸和日本的啤酒，这是他在小镇一个大概90平方米的商店买的。哪怕在广州，我都很难同时在一个商店里找到这么多品类的外国啤酒。

他忽然提到，他最近去见了一个巫师。

P虽然成长于有信仰的家庭，但法国传教士给他们带来的，是重视理性和个人努力。我一直觉得，他是某种现代性的化身，他见过的世界比一个小镇青年更加辽阔。比如，他使用的地图软件是谷歌；面对抉择时，他始终遵循SWOT法则。

P去找巫师的原因是，他最近开车被吓到了。A镇有专门治疗惊吓的巫师，负责寻找丢失的灵魂。

“非常管用，他一边念口功，一边针刺我的耳朵。”P所说的口功，是傣医的一种独特疗法，《西双版纳报》刊载过详细的过程：口中默念特定的经文，并对准患者或患处吹气。那篇报道还用一种现代视角解释它的作用机理：“它是一个心理、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的综合体系”。

接着，他继续讲到在缅甸打拼的经历。动荡的局势、通过打点士兵去其他城市旅行，一次，一群陌生的缅甸青年向他招手，带他翻入一栋殖民时代的教堂。另一位在缅甸佤邦谋生的人也来了，他甚至讲到，前两年电诈猖獗时，他的朋友刚从酒吧出门，差点被一辆车绑走。

“‘小兄弟，你过来一下嘛。’那些人说。”佤邦人回忆着那个场景，“对方坐在车里招招手，我朋友马上就跑了。”

P的女友在一旁流露出担忧的神色。“太危险了！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我后怕！”她希望男友不要冒险。

不过，这些故事更让我好奇我那个不善言辞的同桌G了。在一个充斥了神话、巫术，每天的休闲时光就是品尝不同啤酒的小镇，她是如何应对这么多复杂问题的？我记得，G在高中时代甚至有想要隐身的冲动：她含胸走路，怯生生的。她不是会主动回答提问的那种人，在班里担任的唯一职位是历史课代表。

G唯一一次不想隐身，是普通班的历史平均分超过了我们，那个晚自习，她不再安稳如山，而是在想，我们给历史老师带来了大麻烦，校长一定会去骂历史老师。她陷入长久的自责后，就在零点即将到来前，忽然问我，可不可以让我以班长的身份告诉大家，她有话要说。

“大家注意啦，G有话要说！”

空气安静了。G低着头坐到讲台的椅子上，开始诉说历史老师的不容易，劝慰大家要好好学历史。但她的声音实在太小了，有人开始插科打诨：最后一道题解出来没——G用一副快落泪的表情，让大家不要打岔。

铃声响了，同学们越过坐在椅子上的G，鱼贯而出。G呆坐在讲台上，脸红得像个火球。

“你说G呀，我只碰到过一次。”P谈到她的近况，“当时她就站在路边，和我说了一会儿话，结果她说，她在路上出车祸了，弄到了脚。聊完，她就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他俩再没碰见过。

还有一次，P的女友在超市里见过G，缩着，怯生生的。“她会不会是因为，一个名校毕业生回到了小镇，有些失落？”

2026年2月20日，A镇，缅甸小食店。（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

从北京回乡

我见过G不缩着，也不怯生生的样子。那是2017年的冬天，在北京的中关村附近。她当时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这里没有成片的细叶榕和神话中的金色光晕。一个北风肆虐的傍晚，我们在一栋白色建筑里的连锁烤鱼店见面了。

她背着帆布袋，穿了一身淡色的职业装，黝黑的长发披在肩上。

我们没聊得很深入。我羡慕她能留在大城市，加班和无尽的压力让她变了一个人。在一次次面试中，她感受到努力无法磨平的性别差异。面试一家大公司时，一位学姐告诉她，公司还是想要一个男生。不过，她觉得，新工作体验很好，同事们都很照顾她。她露出了熟悉的微笑。

分开的时候，我送她到地铁站。拥挤的人群推搡着她往前走，她没办法缩着，也没办法怯生生。那时我有一种感觉，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了，水泥立方体要吞没我的傣族同桌了。

没想到，当我研究生毕业时，我听说，她去B镇当公务员了。

过去5年，我好多次要把她约出来，打探她的近况，她总是推辞。一些共同的好友告诉我，G在小镇里承担着比在北京时还大的工作量，她要统计数据，还要“迎来送往”。更要命的是，在饭桌上，领导还会把G的名校生身份，当做一种谈资，“看啊，这是某某名校毕业的，现在成我们同事了”。

我想象过那一刻G的表情，她会像同学们给她起外号时那样，微笑、脸红吗？

2026年2月20日，A镇的小食店里，一名傣族女性在地上铺了垫子午休，这在当地颇常见。（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

两年前的春节，我得知她刚好来到市里。我准备了酒、甜点和录音笔，把她约到家里，准备花一晚上的时间，去问那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她如何看待，她在教育过程中的努力？

那晚持续三个小时的聊天，差点就要聊到关于教育的问题了。

大部分时间，她在表达自己非常不适应基层工作的节奏，那个晚上，她抱怨最多的是酒精和处理不完的统计报表。15元一斤的自酿白酒是“迎来送往”的标配。下班后，同事们也要喝酒——小镇太偏僻了，同事中没有本地人，大家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她还记得第一天去单位报到时，母亲担心女儿受不了这个环境，一路上找话题，看到小镇路边长满了木茼蒿，都不由得赞叹，哇，这个地方比城市里都好哦，还有花呢！

当天G就有活儿了。她匆匆喝了一杯白酒，回宿舍收拾行李。晚上9点，同事们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来了，让她继续去喝接风酒——后来，禁酒令出台，终于让她解脱了。

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很难解决，G要用超长时间处理各种表格，还要参加“工间操”比赛——就是工作间隙要做的体操运动。有一段时间，G熬夜统计信息，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回宿舍眯了一会儿，8点又准时上班。领导见到她，劝她不要熬夜，注意身体，“但工作量也从来没少过”。

G在A镇有四位好友，人手最紧张的时候，她就让四位好友帮忙，“还好只持续了一个星期，我想，再多一天，我都找不到朋友来帮忙了”。

两年前那次谈话以沉默结束。我问她，认真读书19年，考上了名校，最后都没办法回老家，而是到另一个偏僻小镇，会觉得努力被浪费了吗？

G什么都没说。而我呢，不断采取记者惯常的提问手段，想让她说出答案。

当我在奶黄色法式房间的床上，重新回想到这个场景时，我意识到，没有比我更残忍的同桌了。两年前的那个夜晚，我用看似冷峻的提问，否定了一个小镇女孩将近19年的教育努力。并且，我还给女孩的人生下了一个判断：回到小镇，是一种失败。

2026年2月20日，A镇，一棵巨大的榕树，通往一个村寨。（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

为了满足母亲    

离开A镇前，我骑着电动车，穿过寺庙、专卖缅甸货物的商店和一栋据说闹鬼的大厦。清晨，这里的朝霞有着火焰般的绚丽。除了劳作的缅甸劳工，很多居民还处于宿醉中。

G到底怎么面对这么多模糊又好玩的事？我想我再也不会得到答案了，就像我不知道她为何离开北京，不知道她如何从B镇到了A镇，也不知道她如何看待自己经历的教育。

原本，我想去菜市场，找G的母亲买傣族小吃，但被告知，她很久没出摊了。

G的母亲并非傣族，而是来自一个崇文重教的县城，至今留存滇西南保存最完整的文庙群。清北考生大多出自这个县城，得益于他们严格的家教——我小时候最怕从这个县城来的老师，他们作业最多，骂人最狠。

但对G的母亲，只记得她精湛的厨艺。大学时，我曾带一位做课题的老师到G家中吃饭，这位妇女身着傣族盛装，为我们一行五个人，做了大概15个菜，甚至比纯正傣族人做得都好吃——G曾告诉我，母亲很有主见，最早售卖蔬菜，之后硬是转型做小吃。

我回家后，和一群高中同学见面，大家抱怨G从不主动联系大家。我提议，那大家可以多多联系她呀！一位活泼的同学，没多久就拉了小群，把G也拉了进去。

又过了几天，G说，她旅行结束了，可以和我通话，并回答了我的提问。

G的大学生活没有因为是名校而丰富多彩，相反，周围人延续着高中的习惯，老师们过于认真负责，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位任课老师相信，同学们对此前讲的内容一知半解，因此自发给学生加课。

从大三到30岁，她三次考研。第一次考人大失利。之后，她的母亲生病，她辞职回家照顾母亲。母亲病情缓和后，她计划考川大，考试前，她的小姨去世了。她的母亲担心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迎来终点，而在那天到来时，她不希望女儿不在跟前，因此，强烈要求女儿回家考公。

报名时，G发现，公务员考试对专业规定严格，市区和A镇，都没有她能报考的岗位，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她只能报考离家好几个小时的B镇。

G告诉我，在B镇，她有几次坚持不下去了。领导在各种场合不断提她是名校生，她曾让领导不要说了，领导说，这是为了她以后发展得更好。G想辞职，她先和母亲说，B镇很冷，母亲马上寄来很多厚衣服。之后，她又郑重地告诉母亲，她确实受不了了。母亲也郑重地告诉她二十多岁的女儿，如果辞职，就打断她的腿。

小镇没有太多娱乐活动，G就用下班时间，准备第三次考研，目标是省内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没想到转机发生了。

上级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要让各个乡镇的干部“互相交流”，换言之，就是调换，G被调到了地理位置更好、经济发达的A镇。我问她是不是托了关系，她说没有。我说，这或许是领导们强调她的名校生身份发生作用了。G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

她回到了A镇，还通过了研究生的笔试。但就在面试前那个周末，一个同事早产了，另外两个同事刚去市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她想到，如果她去面试，就没人值班了。她放弃了。

A镇的工作仍旧琐碎，每隔一天，她要到大街上巡查“翻盆倒罐清积水”，在雨季，她曾和几个同事，在几个小时里，装填了100个沙袋。但G很满意，因为加班时间少了很多。

如今，她的名校生身份也不太被人提及了，新来的同事中，有了更多名校毕业生。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同事，也经常被他的领导说，看看，这是武大的高才生呢！

G说，她不知道，教育到底有没有给她带来自由，但她的同事们都认为，G是一个认真、靠谱的人。

她满意这份每天都可以回家的工作，但是，她的母亲时不时的道德绑架，多少让她有些受伤。

我内心很不是滋味。教育或许可以带来自由，但无法改变一个东亚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掌控欲。那么，一直想让她回答问题的我，是不是内心深处，也知道她是那个会脸红、微笑、不会拒绝人的G，所以才会有如此荒唐的采访？

“今晚你说的话我也听进去了，我确实要反思一下，不太主动联系同学，我之后会尝试改变的。”G说。

我的脸红得像是一次糟糕考试后的发烧，我似乎又给这个不善于拒绝的同桌压力了，于是提议：“你也可以拒绝不喜欢的东西，甚至，可以就从拒绝我的建议开始。”

交谈结束在春天的凌晨，就像又一起度过了高中时的晚自习。只是，我俩都超过30岁了，应该不会再被压轴题和没涂完的答题卡吓醒了。

2026年2月20日，A镇的清晨，如火焰般的朝霞。（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