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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学术不端就不能只依赖学术共同体的自净能力，还应当认真思考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在内的更严厉的处罚措施，从外部倒逼学术共同体自查自纠自律。

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报2026年第一批科研不端行为和项目资金违规案件，引发舆论关注。通报显示，科研不端问题可谓花样百出、群魔乱舞：向第三方公司购买申请书代写服务；抄袭剽窃他人基金项目；冒用他人名义申请基金项目；为他人申请项目向潜在评审专家打探信息、实施请托；论文买卖；论文数据买卖；论文图片抄袭、伪造篡改；委托第三方机构投稿；以回收劳务费等方式套取科学基金奖金；等等。

这次通报再次暴露出令人咋舌的学术不端问题，除去常见的论文剽窃、论文买卖、论文数据买卖之外，一些新型的学术不端手段甚至令人感慨“比学术还创新”。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组织行为学与政治学里的“猪肉桶政治”：一旦有利可图、有钱可赚，学术共同体内部遂有人忘了自重，巧立名目、串通作弊，把严肃的科研事业变成了利益均沾、见者有份的分肥游戏，甚至演化为一个利益输送与利益分配的产业链。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财政投入，是纳税人的钱，不能容忍也不能宽待如此行为。这不仅是严重的学术不端，也可能涉嫌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行为，应该严肃查处，依法处罚。

但是，通报里提到的处理措施只有撤销基金项目、追回已拨资金、通报批评、一定期限内或永久取消申请与参与申请资格、一定期限内或永久取消评审专家资格等。根据通报，有不少科研项目已经通过，资金已经拨付，只是被“追回”，但通报没有详细披露涉案的科研资金到底有多少，是否已经全额追回？如果涉案资金达到一定金额，可能构成贪污犯罪。2019年多部门印发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第28条就规定，科研失信“涉嫌违法犯罪的，应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以此次通报里几起向评审专家打探信息、实施请托的案例而言，涉事人恐怕就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而就那些冒用他人名义申请、违规重复申请、擅自将他人列入参与人员的行为，利益输送背后的贪腐疑云恐怕也已涉嫌犯罪；“回收劳务费套取科研基金”则是不折不扣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的贪污罪。

科研不端，受损失的可能不只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些科研项目，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外，还会有其他来源的资助资金，比如高校的科研资金、企业资助的科研费等等。学术不端同样会让这些资助受损。学术不端者抄袭剽窃，还会侵犯其他研究者的著作权。涉事者的种种作奸犯科行为，还会浪费科学基金之外的公共资源，挤占真正有志于科研者的道路。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27条规定，“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应当依据第29条的规定，结合行为性质与情节轻重，接受包括“通报批评”“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并在一定期限内取消申请资格”“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辞退或解聘”的处理。但从多年以来惩治学术不端的案例来看，再对照此次的通报，相关处罚仍然不免给人“罚酒三杯”之感。

如果学术共同体的自查自纠出了问题，就难以做到真正自律。学术共同体“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似乎只要“打通关节”，谁都可以进来分一杯羹，把公共资源当成免费的唐僧肉，进而展开寻租、作弊等不端行为。往重了说，“请托专家评审”“冒用他人名义”“擅自列入其他人员”这一套“新型学术腐败”，颇有“共犯结构”“利益同盟”之味。

进一步说，通报中展现的学术共同体已经隐隐然有了“门阀”“近亲繁殖”的迹象：某些科研人员凭借师承等纽带形成门户，控制包括科研基金在内的学术资源，形成若隐若现的利益集团，这不仅会浪费纳税人的钱，还会固化、板结学术界新鲜血液的流动，让滥竽充数阻碍真正的学术研究。

有鉴于此，打击学术不端就不能只依赖学术共同体的自净能力，而是应当认真思考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在内的更严厉的处罚措施，从外部倒逼学术共同体自查自纠自律。如果在出现类似“组团学术不端”事件之际，司法部门有效介入，势必可以震慑象牙塔里的幸进之徒。

因学术不端、侵吞科研经费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国内外早有司法实践。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在科研论文被证实造假撤稿后，被首尔检察厅刑事调查，最终被判犯侵吞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也因为贪污科研经费而被判刑。

学界中人的不法情事严重性超出轻飘飘的“学术不端”，公权力有权代表公共利益，追查他们的其他违法犯罪嫌疑，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不让作奸犯科者仅仅借助“罚酒三杯”就轻松过关，激浊扬清，以正学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