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人民视觉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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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社区应当像传统的菜市场一样，混乱但有机。它包容多样性，有讨价还价的争吵、熟人的寒暄、不太值钱的微笑……嘈杂恰恰是社会关系在场的证明。

当下的校园正陷入一种结构性的静默。为了避免成为那个被挂在校园表白墙上的低素质者，每一个人都被迫进行着严苛的自我审查：我们不仅需要安静本身，更需要付出加倍的精力去表演安静。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徐楚谦

责任编辑｜辛省志

“图书馆那个抖腿的人，我求你别sai了，我在刷网课。”

“求问，哪款电脑键盘敲下去完全没有声？”

“学校没有地方能背书，要崩溃了”

……

高校的表白墙上，类似的匿名吐槽屡见不鲜。我展开搜索，发现几乎所有双一流院校都有类似帖子。被称为“小社会”的大学通常占地面积在800至3000亩之间，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容纳“杂音”的领域。大学在物理空间上是巨大的，但在心理空间和声景空间上却极度逼仄。

一声“嘘——”，迅速扫荡了学生活动中心、咖啡馆、露天草坪甚至是食堂，当下的校园正陷入一种结构性的静默。

一个健康的社区应当像传统的菜市场一样，混乱但有机。它包容多样性，有讨价还价的争吵、熟人的寒暄、不太值钱的微笑……嘈杂恰恰是社会关系在场的证明。然而，在我所观察的校园中，公共空间正在经历这样一场诡异的“殖民”，一切不服务于GPA生产的声音都必须被赶出领地。

我目睹了这一过程。周二晚上7:18的活动中心，这里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喧哗”，甚至贴满了“让情绪walk-in一个温暖的角落”的海报，可供多人落座的半圆形开放式连排椅都以无声的方式向所有来客宣告“欢迎喧闹”，但所有的座位都已被独自面对电脑的学生占据。虽然没有明显的静默标语，但无形的静默契约已然生效。

此时一阵哄笑划破寂静，肉眼可见地，方圆十米之内的静默者们条件反射式地做出了反应。离得最近的一位女生歪了歪头，皱眉，随后用力地翻动手头上的英语资料，发出极其反常的巨大的“哗啦”声；背后的情侣挨在一起，在几秒钟后也回头望了望笑声的源头，似乎誓要弄清楚“素质低下”的人到底是怎样一种面目；远处小圆桌旁的一位男生在起身准备去一楼洗手间之际，额外附赠了一段“目送”。斜对角桌旁的男生戴着头戴式耳机，似乎早已预料到这样的场景，在电脑键盘上继续他的律动。

在这场对抗中，那桌嬉笑的人最终败下阵来。二十分钟后，翻书女生愤然离席，收拾书包时发出的“咚”“砰”声，似是最后的抗议。此后，这个本该用于讨论的空间，重归决然的宁静。

在这里，学习拥有了天然的正确性和空间霸权。只要一个人摊开书本，他便立刻成为了空间的主人，而原本在此休息、交谈的人则自动降格为干扰者。我看到的不再是公共空间的良性互动，而是零和博弈。结果往往只有两种，要么是一方愤然离席，要么是双方都陷入尴尬的压抑。类似的，咖啡馆、书院露天场地、教学楼空旷的走廊、学生活动中心大厅，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静默下来，生活功能被学习功能无情挤压，剧烈的功能置换吞噬着每一寸公共领域。

在深度访谈中，新闻学院大三同学Z向我指出，这或许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公地私有化”，“他们会下意识地觉得公共空间是他自己的私人空间”。但这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处于高压环境中的个体往往陷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当每个人都把“我”置于公共性之上时，任何他者的声响会被视为对他个人小小领域的入侵。

现实中的目光若不足以震慑，赛博审判便作为补充刑罚登场。我们在现实中忍气吞声，在网络上重拳出击。受访者Z表示，他绝不会当面制止噪音，因为“与人交涉的成本大于忍受的成本”，他更倾向于“发朋友圈‘蛐蛐’”。于是，为了避免成为那个被挂在校园表白墙上的低素质者，每一个人都被迫进行着严苛的自我审查：我们不仅需要安静本身，更需要付出加倍的精力去表演安静。把椅子拖出来时会刻意地放缓放轻动作，敲击键盘时我们会极其努力地注意往下按压的速度，打开保温杯的按钮时都要用手指抵住杯盖以防止弹开的声音过于清脆响亮……这些本属于正常的背景音，如今被重新定义为必须被抹除的罪证。近乎神经质的细节控是个体在面对社会规训时淡淡的无奈，普通人必须为自我保护本身付出额外的精力成本。

即便在宿舍，Z刷短视频时也会将音量手动调节到比系统最小音量还要小的程度，因为“刷的内容被室友听到了会很尴尬”。面对突如其来的电话，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接听，而是惊慌失措，“你得先跟我说一声，我得找个安静的地方戴上耳机”。戴上耳机，不仅是为了向内听取，亦是为了向外隔离，声音的“漏出”被视为一种裸奔般的社会性“露出”。虽然身处私人领地，我们却依然活在他者的凝视或者想象中的凝视之下。

个体的紧绷并非矫情。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当代大学生的焦虑风险检出率约为7.8%，且随着年级升高，焦虑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静默对人际关系的重塑，我采访了秩序的维护者W与无措的闯入者G。面对保研、就业等宏大的结构性压力，学生们感到无力改变，于是试图通过控制微小的环境来获得虚幻的掌控感。

计算机系大三学生W同学代表了典型的绩点焦虑者。W向我坦言，他对于公共空间里的声音抱有一种生理性的反感。对于正处于保研边缘的他而言，时间是提高分数最有力的竞争因素，尤其在期末一周三场考试的高压下，他人的声音则是对这种稀缺资源的掠夺。喝到底的奶茶吸管声、毫无信息量的嬉笑声，他将这些比作“苍蝇”，“你知道重新进入心流状态要多久吗？至少十五分钟。”他习惯用“死死盯着”的眼神或“重重放下水杯”来释放警告信号。于是，他人的谈笑不再是生活场景的一角，而是造成他“思路全断”“晕字”的罪魁祸首。忙碌被赋予了天然的道德优越感，而闲暇则沦为一种需要被羞辱的罪恶。

然而，优越的愤怒落到另一端便是建筑学院大四学生G同学的遭遇。她至今记得在活动中心仅仅因为两分钟的讨论便遭到邻座同学“啧”的一声驱逐。“那个‘啧’，我甚至听得出那种口音里的不屑，像要把我杀了一样。”G对我回忆道。这种由同辈施加的符号暴力，其规训效果是惊人的。从那以后，她和朋友即使面对面坐着也只敢用气声交流，或者干脆拿出手机通过微信给坐在对面的人发消息。两个物理距离不足半米的具体的人，却因为恐惧周围无形的目光而被迫切断了真实的感官连接，缩回手机里避难。“我们学校就是那什么，寂静的春天。”G的这句话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蕾切尔·卡森笔下的《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农药杀死了鸟虫，而校园里的“寂静”，是因为单一的优绩主义逻辑杀死了生活。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功绩社会的主体陷入了过度的自我剥削。这种机制在校园中体现为，人既是他人的监工，又是自己的囚徒。 我们无法容忍噪音，往往是因为无法原谅那个不够专注、不够努力的自己。

W觉得自己是不得不防卫的“老鼠人”，G觉得自己是被审判的罪人，在这场关于声音的零和博弈中从来没有赢家。

如果一个系统要求人像机器一样精准高效运转，那么任何属于人的声音都会变成杂音。回到最初的关切，这种“静默”的确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整洁、高效、安静的校园，但代价是失去了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其间的彼此互为背景板，却不再发生真实的交互。

要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静默，不能仅靠个体的道德呼吁，更需要对效率至上的单一价值观进行祛魅。我们不能够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同样深陷焦虑泥泞中的人施以极刑，我们需要重建个体的自觉——焦虑虽然源于环境，但我们可以选择不成为焦虑的放大器。

重建附近的起步，或许就是从允许噪音开始。允许低效，允许冗余，允许图书馆里有一点椅子的摩擦声，允许公共讨论区有不为了小组作业而进行的闲聊，允许那个崩溃、在路边大哭的同学的嚎啕，允许我们在持续高压紧绷的氛围中偶尔做回一个不那么苦大仇深、不那么分秒必争的普通人。

请把生活的权利还给校园，把声音还给空间。是的，大学生需要一张安宁的书桌，但也需要一个喧嚣的广场。书桌不该无限膨胀，大到挤占了生活。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