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可能会遗忘人生诸多回忆，将它们遗落在生命的上游，但作家借由想象力和写作，在纸面上构建自己的文学故乡。

“文学的故乡，它既受制于地域，还是作家个人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的文学创造。”

文｜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任编辑｜李慕琰

▲回去拍摄时，张炜的故乡西岚子已经荒芜了。（受访者供图）

作家张炜觉得自己没有故乡，但走进林野之中，仍然对各类植被如数家珍。为拍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导演张同道陪他回到故乡，发现故乡西岚子已然荒芜，消逝于时间的洪流。张炜童年在山东龙口的一个原始自然林深处长大，自爷爷辈迁居此地，那一带很长时间只住张炜家一户人家。

小说里记录的故土人事，物理的村庄已因煤矿塌陷而消失，但熟悉的人还在附近生活。譬如小说《九月寓言》中的人物“赶鹦”，走访中，张同道发现，“赶鹦”在现实中确实存在，是原型人物小名的方言音。张同道为作家找到了失联已久的故交，作家指着电脑屏幕，高兴地说：“哎哟，赶鹦。”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拍到第二季，导演张同道请来韩少功、张炜、翟永明、刘亮程、叶兆言和莫言，历时两年，深度步入影响了他们写作的城市或村庄，寻找小说、诗歌、戏剧创作在作家生活中的痕迹与投影。

在汨罗八景，作家韩少功每年大约一半时间在此居住，写作、种菜、除草、疏土。他是长沙人，知青下乡到汨罗，对那片土地产生眷恋，本地乡邻对着镜头，清晰说出家里长辈就是韩少功作品中的原型人物。

在成都，张同道带着诗人翟永明前往曾经下乡的静安大队，沧海桑田的变化，已让翟永明难辨旧址，他们在离曾经的知青点不远处找到一块麦田，诗人们聚在一起吃火锅、聊诗，翟永明一度激动地摔倒。

在叶兆言生活多年的南京城，作家回忆城市曾经的夜晚：因为晚上太热，人们在身下垫着门板，睡在路边，门板之间流出供人通行的路，叶兆言骑着车从中间路过，仿佛在一群人的梦境中穿行。

在新疆，刘亮程向张同道展示父亲刚来新疆时，作为外来户，往土里挖坑作为居所的“地窝子”，植物的根系会从地窝子的泥土墙壁中延伸而出，当风从土地之上吹过，树叶的摇动会传导到地窝子中……

“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内心的家乡，知道家乡在心中时，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写它了。”面对镜头，作家刘亮程解释他和故乡的关系，“当我多年之后写这个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段过往岁月，但是一个人回来了……早年生活的一个辽阔的村庄，当我写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内心收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地方。”

张同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普通人可能会遗忘人生诸多回忆，将它们遗落在生命的上游，但作家借由想象力和写作，在纸面上构建自己的文学故乡。《文学的故乡》拍摄两季，张同道说，坚持要讲述的一个核心是：作家何以成为作家。

他们走访天南海北，最终发现，“那些看似虚幻的寓言式作品，其实有那么准确的一个现实的起点”。

▲张同道（右）在刘亮程（左）的故乡拍摄。（受访者供图）

故乡只有一个，但文学千差万别

南方周末：《文学的故乡》纪录片拍了两季，你现在怎么理解“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故乡和作家的故乡有何区别？

张同道：文学的故乡跟作家的故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又不是作家的故乡，它是指作家怎么建构了自己文学的一片领土，甚至文学的王国。所有成熟的作家都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地理坐标，它既是实质上的物理的空间，又是虚幻的空间，文学的空间，美学的空间。

两者区别太大了。你带着《红高粱》去高密东北乡，很多你都是找不到的，对吧？莫言在小说里把高密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地方，有山水湖草，有大片的高粱，各种奇特的人物，而现实中的高密有没有？有。比如说有一条蛟河，那条河你现在去看都基本干了，小桥还在。

那些故事有的是不是真的在高密东北乡流传？很多故事也不是高密东北乡的，是莫言老师在世界各地听说过的，了解到的故事，他都搬到高密东北乡来了。这样你就知道，他借鉴了作家现实故乡的某些特征，但是又用文学的想象赋予它一个全新的内涵。

▲莫言讲述《鳄鱼》的创作。（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新一季的拍摄对象，不管是韩少功、张炜、翟永明、刘亮程、叶兆言、莫言，基本都是在1980年代成名，现在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你选择作家去跟拍的时候，有怎样的标准？

张同道：第一，我选的作家都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他（她）事实上是某一种文学类型的代表。一般一个流派我选了这个人，就不会再选另一个人。我不敢说我要用影像去写文学史，但希望我的片子还是要有一个更强的文学概括力，不要变成对某一个流派、某一种美学的反复书写，还是要尽可能概括新时期文学不同方向的成就。

第二，他（她）还是要有可循的故乡的踪迹，有的作家完全走到了寓言型（写作），那些先锋派的作品，像《尤利西斯》，我现在还没想出来拍摄《尤利西斯》的方法。1980年代，中国先锋派也很厉害，我现在还没有想拍这类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作家首先得是我能读懂，我喜欢，我才有可能去展示他。

处理这样一个题材，它不像工业，有了一个方法就可以加工所有的东西，我一定要和作家的文学之间形成对话关系。对话关系形不成，我进不到他的作品里，这个事是没法做的。

南方周末：在纪录片里怎么去构建和作家的对话关系？

张同道：对话不是体现在你对他生活的讲述，而是体现在你对他文学的讲述，他的文学性，你抓住了没有。

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大胆的表达，比如刘亮程后边的很多作品我都舍弃了，就抓住他的“驴”进行强烈的渲染。“驴”肯定不能概括刘亮程所有的作品，但是“驴”是刘亮程几部作品中都很强烈的意象。

《一个人的村庄》他就开始写驴，《虚土》写驴，《凿空》写驴，然后到《捎话》，驴变成了主人公。“驴”是进入刘亮程文学的一把钥匙，他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小和驴有很日常、密切的接触，也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貌似写的驴，但是最后写的是一种人格。

南方周末：片子里，我记得刘亮程说，早年生活在辽阔的故乡，但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只会变成内心收藏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张同道：是的。你在刘亮程的作品中，其实很难辨认出很具体的故乡，但你能找到他跟故乡相关联的踪迹，一些路径。

纪录片里最典型的是翟永明，一个诗人她不写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诗歌的核心是不叙事的，在诗歌里能不能找到踪迹呢？实践证明也是可以的。

有些诗篇里，还能找到她和地域、和现实故乡的关系。比如翟永明的《静安庄》，原来我理解的静安庄可能就是一个哲学化的名字，“静安”这个词可以从哲学的意义来理解，结果后来真的找到一个静安社区，是她（原来）插队的静安大队。

所以有时候虚实相生，在我们的拍摄中是最突出的。不是说同一个地方产生的作家，写的东西就是一样。文学的故乡，它既受制于地域，它还是作家个人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的文学创造。

▲驴是刘亮程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张同道认为，他貌似写驴，最后写得是一种人格。（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那你是怎么去找到作家和故乡之间更个人化的连接的？

张同道：这来自于每个人的成长历程，包括时代（影响）。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的人对它的印象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个人的家庭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特质的人对故乡的印象也不一样。所以，物理的故乡只有一个，但对故乡的记忆是千差万别的，由故乡而创造出的文学更可能是迥然不同的。

比如说张炜和莫言，他们从大的行政区划来讲，都属于山东人，他们的文学也是在山东的土地上诞生，但他们的写作风格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生活在龙口，莫言是在龙口当兵。

他们俩都属于过去的齐文化，属于胶东半岛，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但两个人的风格差异太大了。张炜的小说里其实借鉴了大量齐文化的元素，比如它里边出现鱼变人、刺猬变人，各种海岛的奇幻传说，他笔下有很多谜一样的人物，甚至多次写到徐福，莫言就从来不写徐福，但他写过公鸡变人。

齐文化就专讲怪力乱神，蒲松龄就是齐文化的代表，山东的大作家都出在齐而不出在鲁，鲁是孔子、孟子生活的地方，鲁文化出伟大的思想家。

“我在拍的是文学的发生学”

南方周末：张炜这一集他说，因为自己的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记得上一季毕飞宇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些作家和故乡之间好像有一种既疏离，又挺密切的复杂关系，对于这样的作家，你怎么去构建他的“文学的故乡”？

张同道：张炜说他没有故乡，是因为他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就他一户。早年他的爷爷逃难，逃到森林中，自己在那儿住下来。他的文学故乡是有的，《九月寓言》写的就是西岚子的生活，他童年时代经常在西岚子，后来挖煤煤矿塌陷，人都迁走了，现在已经废弃。

（张炜的故乡）还不像莫言，那还有个小石桥，张炜的整个村庄都塌陷了，现在是一个废弃的游乐场和游乐场周围的一片野林子，踪迹是完全找不到。但是你看，我把人给找到了。我们去张炜的村庄附近的一个小煤矿，有一个老头把他给认出来了，那个人的弟弟是张炜的同学，这就证明他当年的社会关系基本就在这一块儿。

我们就又去找那个老头，试着用小说中人的名字来去梳理，结果令我们非常意外，有些名字就原封不动地写到小说里。

毕飞宇因为不是农村人，只是生活在农村，他父母是公办老师，但老调动，从一个村调到另一个村，所以没有哪个村是他的故乡，再加上毕飞宇不知道爷爷是谁，所以和土地没有根部的联系，比如他没有祖坟，这就让他可以说我没有故乡。

南方周末：当你们跟拍作家，回到他的文学的故乡，真的找到小说人物在现实中的原型，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你们在开拍之初就预期的东西吗？

张同道：我在拍的事实上是个文学的发生学。

一个作家，你看他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区别？作家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就是普通人。张炜的童年和他那些同学、玩伴没有区别，区别在于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成为作家的时候，他把记忆、经历提炼转化成了艺术。我们普通人就把这些东西随着时间一起遗忘在生命的上游，过去就过去了。所以通过这个片子，要讲的是他是怎么成为作家的，那些看似虚幻的寓言式作品，其实有那么准确的一个现实的起点。

你看韩少功的丙崽不也是如此吗？你看《爸爸爸》的时候，就像读卡夫卡的小说一样，你觉得是个寓言，结果韩老师告诉我，丙崽住他隔壁，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我采访当地的村民，都认识丙崽。但你能说韩少功的丙崽就是当年的丙崽吗？也不是。

文学创造既是从生活中来的，同时又带有作家个人的想象，审美创造，它不是一个像工业一样，经过零件加工精密计算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

南方周末：在拍摄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关于文学的瞬间是什么？

张同道：太多了。那不是某一个瞬间，是片子中的核心构造。刘亮程那集，我在沙漠里拍月亮门，费了很大功夫，马车根本就不能用了，还是刘亮程把它修好。马是500公里以外，哈萨克的旅游景区用卡车运来的。

我们是为了还原农业时代的文学意象，组织了这么一辆马车。现在都是三轮车，没人赶驴车了，驴车成为风景了。新疆现在没驴了，我弄的那三十多头驴，是挤奶的驴，现实中驴已经退出生活了，但是我要在文学中复原这些场景。

▲驴是刘亮程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张同道认为，他貌似写驴，最后写得是一种人格。（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乡土社会可能因为具备某种稳定性，作家可以重返，但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变化其实已经挺大的了。纪录片里拍了叶兆言和南京城之间的精神联系，他甚至为这个城市做过传，但他的写作很多时候触及的是这个城市的过去，而非当下，在拍摄这样的作家的时候，你怎么捕捉意象？

张同道：叶老师是我第一次处理一个核心创作在城市的作家，这个城市是怎么进入到他的创作里的？我们找了几个意象，一个秦淮河，这是他小说的一个符号，但这是叶兆言的秦淮河，不是别人的秦淮河。第二个城墙，我反复用了城墙，其实拍毕飞宇的时候，我也用了城墙，但这次拍城墙，跟上一次有很大不一样。

毕飞宇是生活在城墙边过，所以对城墙有一点讲述，但是城墙并没有构成毕飞宇小说中很重要的部分，毕飞宇小说的核心并不是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历史，但叶兆言的创作，是密切围绕着这个城市，城墙是他小说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这次拍城墙就和毕飞宇那一集全然不同，城墙已经和叶老师有一个高度的融合，甚至有一段城墙舞，高度意象化叶老师和城墙之间的关系，以突出他小说中的对城市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思考，这是叶兆言小说里很突出的一个特点。

南方周末：现在再去回顾整个拍摄过程，你觉得有没有遗憾？

张同道：每次都有遗憾。两年要拍6个作家，时间太仓促了，每一个作家都那么多创作。

张炜老师我们想去拍海岛就没拍成，时间就没凑上，想去拍原始森林也没拍上，而在他书中，海岛和原始森林是多重要的两个意象，两个都没拍到。韩少功老师也有很多重要的场景，也没有篇幅了，因为电视（纪录片）就50分钟，容量有限。

电视、电影就是遗憾的艺术，没有办法，只能在遗憾中尽可能地完成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