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农健/图）

这是胡安焉日常的一天：早上买菜做饭，下午一点左右，去家附近的成都市青羊区图书馆，“WiFi、空调都有”，写作5到6个小时。到了寒暑假，图书馆里人比较多，座位不好找，他和同为写作者的妻子发现了家附近的一个生意冷清的商场，也有空调和WiFi，他们就去那里继续写。

这个商场里最为他称道的是一家素食自助餐厅，下午一点半以后打折，9元一位，品类丰盛，平时要收27元。更多时候，胡安焉会在家里做饭。他年近五十，吃的东西很少，中饭是主要的一顿。

2021年，胡安焉从北京搬到了成都。此前，他因工作辗转于佛山、南宁、大理、上海、北京等城市。他不爱出门社交，对这些城市的地域特色没什么感受。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成都的生活成本之低：每个月1800元，就可以租到一间60平方米的屋子，这在北京几乎不可想象。

2023年，《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回顾了胡安焉近20份工作经历，在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评为三联行读图书奖2023年度作品、单向街书店文学奖2023年度作品，也登上了豆瓣“2023年年度图书榜单”的榜首。2025年秋天，《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外语版于海外面世，他为了出版而东奔西跑，这也打乱了惯常的写作节奏。不过，他不会将其称为麻烦，“不然有点太‘凡尔赛’了”。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点：50岁以后，想从所有人眼睛里消失，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2009年，服装生意失败后，胡安焉曾经骑着父亲的24寸老自行车，从广州骑到北京。（受访者供图/图）

“幸运之事”

和《我在北京送快递》能获得出版上的成功一样，许多事情超出了胡安焉此前的预期。接受媒体采访、各种活动邀约、在镜头前表达观点……胡安焉在努力适应。

脱产写作后，胡安焉最初感受到的是时间的自由：在90%的天数里，他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送快递时，每天6点就必须起床。在此之前，他在佛山的一个物流公司做理货员，每晚7点干到第二天早上7点，每个月休四天，那是一段日夜颠倒的时光。

当然，没发挥好的情况依旧存在。胡安焉自诩不是一个反应快的人，直播或者连线环节令他紧张。有时候，对方一个问题抛过来，一排镜头对准他，观众等着他开口发言，胡安焉如同没想好答案就被老师叫起来回答的学生，吐出一些言不由衷的回答，这种情况会在事后让他懊恼很久。

相比处在聚光灯的中心，胡安焉更习惯游离于人群之外，默默观察着，因此总能快速捕捉到事物和人性的复杂一面。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中，他写下自己作为快递员与顾客、主管之间的纠葛、曾经工作的自行车店店主与店员之间的龃龉；《生活在低处》则包含着大量的自我审视与剖白——他如何被原生家庭形塑、后者又如何被时代的浪潮裹挟、早年不算顺利的工作和写作经历、私人的阅读趣味与折射出的个体性格。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误解也纷至沓来。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他被贴上了“素人作家”“写书的快递员”“打工文学”等标签。最初，胡安焉会认真地解释，比如自己已经写作十几年，并非“素人作者”，后来，他又觉得反复澄清和纠正本身也是一种过度反应，“别人怎么认知你，那是别人的事情”。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豆瓣评论区，有些读者评论“流水账”“没有文学性”——他们期待一本非虚构作品能够代表某个群体、倡导某种价值，或者推动社会进步。“小说就是写一种没法概括、没法总结的个体生命感受，它没有一个具体清晰的结论。”胡安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相反，小说越是清晰、明确、具体，那可能就成为一种工具，像论文一样去传达一个观点、一个思想、一种理念，其实它的审美价值就越低。”不过，更多情况下，他也淡淡地接受了这些评价，不愿过多辩解。

外界找他约稿，主题通常都是关于之前的打工经历。胡安焉担心写作陷入某种自我重复：他的这些故事已经写过了，最多就是用新的角度重写一遍。《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生活在低处》出版后，他继续写起了小说——这是他一直真正想做的事，但是因为各种安排，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已经推迟，他希望早日回归此前平静的状态，也寻觅着并非因为题材，而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欣赏他的读者。

那么，作者对于精英读者的渴望，和市场对于大众读者的追求，两者之间的冲突该如何化解？

对这个问题，胡安焉总结为三个“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他不主动求着出版社出自己的书，如果出版方主动来合作，他不会拒绝，但是如果销量不好，他也不负责。“只要秉持这个原则，我也没有什么焦虑。”

当然，这种坦然也来自他对文学和出版业现状的认知：如今，再现象级的纯文学作品，能卖十几万册就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而早年在文学论坛上结识的“更有才华、更有恒心和耐力投入写作”的作者，依旧没有得到应得的关注和回应。

还有些误解令他愕然。有一段时间，胡安焉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自己的名字，搜索框下就会弹出自动联想，“胡安焉赚了几个亿？”

“太夸张了，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出版行业的现状。”事实上，出版上的成功、媒体上的曝光并没有完全兑换成经济价值。和曾经一样，胡安焉依旧精打细算地过生活，社保需要自己交。

无论如何，他还是觉得自己已经幸运得像中了彩票，“万分之一的概率”。和他此前的写作一样，胡安焉远远地注视着这几年获得的声名，接受一切随之而来的评价，“凡事都是有代价的”。

▲2019年，胡安焉（左一）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受访者供图/图）

“我对写作的野心很小”

谈及胡安焉的写作缘起，绕不开2007年他在广西南宁开的女装店。商场的钩心斗角、人性的表里不一令他痛苦。后来，他发现，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生意人对人性的认知甚至比一些作家还要深，“因为他们就是通过钻研人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这是后话了。

不久后，生意搞砸了，当时的女友也提出分手，胡安焉迎来了自己的30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文学成了他的精神出口。胡安焉猛然发现，自己就像是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蓦然惊觉自己过的生活庸俗、可耻、虚伪、毫无意义，并且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过下去了。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而别人过的生活，也和他们过的一样毫无目的。”他在《生活在低处》中写道。

2009年，胡安焉凭着一点存款脱产在家读书写作，时常去黑蓝文学论坛看看，就这样度过了两年。积蓄渐少，他就边打工边写，直到2020年，他因发表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而为人所知。现在的生活和当时没什么区别，除了稿费变多了，也有一部新的小说集交了稿。和反对其他标签一样，胡安焉没有“全职写作”这个概念。对他而言，写作逐渐从一种精神宣泄，转变为对自我的探讨，再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凝视生活的视角。

如今，写作还是伴有强烈的自我否定，“可能我不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小说作者”。胡安焉说，写自己的经历时，一天写两三千字都不成问题，但写小说时，一天写几百字，第二天再把这几百字删掉，都是常态。有时写了小几万字，写不下去，回头一读，感觉从开头就写错了，全部重写，这种情况反复发生。

对一名写作者而言，外部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有太多的媒介冲击着文字，文学渐渐地丧失了读者。“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再怎么哀叹，都不会影响这个世界的发展，你只能接受。”在胡安焉看来，自己在写作上获得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他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在分析许多事情上，他习惯从最悲观的情况开始，逐渐推演出一种能令自己满足的情况。

胡安焉多次提到自己对写作“没有太大的野心”。“你现在说我什么都没关系，什么江郎才尽，什么才思枯竭，都没关系的。我能接受我的小说集只卖几千本。写不动了就去做其他事情嘛，这世界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胡安焉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大程度上能够接受自己无能、失败的人，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写作如此痛苦、没有回报，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写下去？

“就是一种寄托吧，一个内心想写的冲动。”胡安焉答道。这种冲动通常产生于生活或者阅读中感动的瞬间，那个瞬间爆发出的想要回应的动力，他想要抓住，写下来。

采访临近尾声，他和南方周末记者盘算着2026年的安排：上半年可能还有一些出版上的活动，下半年吧，如果下半年能够静下来，就先多读点自己喜欢的书，为写作做准备。胡安焉最近收了一套新版的伍尔夫小说集，还有一套卡夫卡的书信日记，他都想仔细读一遍。

他还想把跑步和骑车的爱好拾起来。2009年，服装生意失败后，胡安焉曾经骑着父亲的24寸老自行车，每天骑100公里，花了25天从广州骑到北京。因为生锈，车坐垫只能固定在最低位置，胡安焉的半月板撕裂了；车把仅裹着一层薄薄的硬胶，握着十分不适，他的虎口痛了一年。骑到北京后，车上三分之二的零件都换掉了。在这趟接近自我折磨的旅途之后，胡安焉回到广州，开始写作。

在上海的自行车店工作时的骑行服现在还没丢，不过，专业的运动自行车也是一笔不菲的投资，最基础的公路自行车也要小几千块，后续还有很多耗材的支出。他如今出门还是骑共享单车。“我买贵的东西都是很纠结。”胡安焉又开始对自己懊恼。“我这人做事就是不爽快果断，还是受困于各种外部环境，没有创造条件满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