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默达

最近，有关“伪研究”“灌水论文”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些高校学生、青年教师吐槽自己在AI辅助、生造数据、滥嚼理论的“邪修”道路上越走越远，写了不少低质量的论文，甚至垂头丧气地自嘲为“学术垃圾”。

一些媒体、学术刊物痛斥“伪研究”横行，高质量学术成果稀缺，跟风凑数、应付考评，沽名钓誉者有之，深耕学术者寥寥。

（一）

谈到“伪研究”，最直接的感受来自在校学生群体。

混毕业、水论文、过答辩，一环扣一环，部分学生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顺利毕业，于是精心包装“水文”。导师尽管有心发作，但碍于现实难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有甚者，搬运抄袭、有偿代写，将学术研究变成了捞金的生意。生意自然追求效率，这种批量化生产出来的、漂亮工整的“学术成果”，没有营养、只剩流毒。

若想当然认为只有学生时代才会生产“学术垃圾”，恐怕就太天真了。

就在上个月，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在《人民日报》发文痛批，一些高校、科研机构以“帽”取人，依赖“帽子”评价人才，这种评价方式容易导致有潜力的年轻人跟风，选择相对容易发表论文的研究方向，难以沉下心来攻坚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难题。

更进一步来看，广大研究者苦“水文”久已却无从改变，也在于“唯论文”的惯性思维尚未完全扭转，“看人下菜”的风气时隐时现。

做研究时，前辈们已经将理论框架搭建完毕，后人很难有时也不敢推翻既有结论，为了完成发文章的硬性任务，只能在细枝末节处缝缝补补，或是牵强联系人工智能等热点话题。于是，常常呈现出规范的格式、新颖的选题，配上乏味的内容和无意义的结论。

发文章时，同样存在以“帽”取人的问题，“挂上导师名可以轻松发表，独立署名则困难重重”。学术成果被加上各种“标签”，繁密严谨的体系、精确完美的因子指标有时也成为一种负担，使得“伪研究”公式化、“真探索”边缘化。

当研究不再是板凳坐冷、功夫到家，而是急功近利地完成KPI，研究者是否会沦为流水线上的“科研民工”？

（二）

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发表了名为《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他从美德两国高校讲师境况谈到科学的价值与精神，最终落脚在“学术作为天职”的追求。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似乎仍在第一层次挣扎。

相对过去，现在是一个对学术研究无比重视的时代，中国给予科研工作者的支持和激励也更加丰厚，但为何仍充斥“伪研究”？

一方面，评价体系不太鼓励“慢工出细活”。有人感慨居里夫人的传奇经历，认为其对学术研究的无私奉献、执着追求在当下很难受重现，甚至调侃居里夫人的产出速度“或许通过不了如今高校的‘非升即走’”。着眼当下，学术资源的分配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亟须向真正的研究者倾斜。

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科研是一份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是一个不畏吃苦、敢于攀登的过程，付出方有回报。靠“水文”装点门面、生产“学术垃圾”，本质是职业态度不端正，并非“学者的成熟”。

做学术研究，唯有弘扬科学的精神，鼓励有价值的成果，让研究者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研究，方能重新擦亮学术的“志业”。

（三）

我们需要怎样的论文？当下的研究该向何处行去？或许可以从学术发展史中找到答案。

马克思寻求科学理论指导社会革命，涂尔干用实证研究解读人性与道德，韦伯在宗教伦理中为行动赋予意义……彼时论文的“选题”丰富多样，形式不拘一格——著作、书信、演讲、调查报告，思想交错生辉。

普朗克推开量子时代的大门，爱因斯坦与玻尔针锋相对，海森堡与薛定谔各自建立起数学模型，杨振宁与李政道宇称不守恒定律颠覆固有认知……科学家们一次次勇敢质疑，一次次推倒重来，尽显科学研究无穷魅力。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掀起产业变革，机器人时代逐步照进现实；世界局势波谲云诡，思想之辩、价值之辩又站在风口浪尖。选题已然浮现，我们将如何作答？

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整顿“伪研究”，另一方面要为广大学者特别是“青椒群体”松绑赋能，鼓励他们做有价值的研究，将论文写在行业一线、写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