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边贸市场一家尼泊尔店铺前，店主正与同伴闲坐聊天，身旁还有人在简易铺位上休憩。（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编者按：

边境，是国家地理的边缘，却是生存与贸易的前线。

作为国家疆域的自然标尺，边境的地理格局，不仅塑造了独特的生态与气候，亦有市井街巷的人间烟火，更沉淀着千百年来“走出来”与“迎进去”的交往密码。

人员往来，是边境最鲜活的注脚，这份流动的生机，既滋养了多元共生的生活图景，也催生了互补共赢的发展动能。边境烟火里，藏着国家底气，藏着国与国命运与共的温情。循着地理脉络、人员足迹、安全防线与历史印记，或能解锁家国安宁与文明互鉴的独特价值。

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

责任编辑｜姚忆江

2025年12月，西藏阿里普兰口岸的唐嘎边贸市场，静得能听到风声。

普兰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褶皱深处、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的高原之上，是中、印、尼三国交界之地。半月前，随着尼泊尔客商翻越山口踏上归途，这条拥有五百年边贸历史的古老商道，渐渐“冬眠”。

留守在边贸市场的商人们，多数进入一种漫长的等待。

等雪。来年春雪消融后，尼泊尔商人将得以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再次回到普兰。

等印度客商。因疫情和地缘政治中断边贸五年后，西南边那扇紧闭的大门，透出一丝重开的微光。2025年8月19日，中印双方达成10点共识，包括重开普兰-贡吉等三处传统边境贸易市场。

等一个马年。2026年，藏历马年，也是“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届时将有海量信徒从世界各地前来“转山”。这波客流被商人们视为一场大商机、一枚赢利筹码。

在“神山”冈仁波齐的注视下，依靠普兰边贸市场谋生的商人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或是生命、身家，或是健康、青春下注，在赌一个未来。

1

马年

高原的日落总是迟到。

接近晚上八点，当内地夜色渐浓时，普兰的天色还依然亮堂。不过，寒气已经渐渐上来，商铺外的风声也在一点点变大。

那件军大衣，终于要成交了。

从店家马喜红早上开门起，瘦高的尼泊尔边民嘎利·荣哈亚（Kai Rokaya）就在市场里转悠。荣哈亚几乎不懂汉语。马喜红是甘肃天水人，除了做生意用的招呼、数字外，也听不太懂尼泊尔语。

荣哈亚绕着那些店中间挂着的衣服裤子、堆码起来的鞋子转了转，转身看向挂在墙上的那件军大衣，再侧身看着马喜红指了指衣服。马喜红报价：“纳贝。”（Nabe，尼泊尔语的“九十”）

荣哈亚犹豫了一下，仿佛在计算什么，他伸出手说：“帕恰斯。”（Pachas，尼泊尔语的“五十”）

马喜红立刻摆了摆手，幅度很大。荣哈亚没有争辩，只是在店铺里慢腾腾地转了一圈，又在那件军大衣面前驻留了几秒，然后默默离开。

马喜红知道，他还会回来。

在普兰边贸市场，利润是微薄的，但时间仿佛一文不值。这一天里，荣哈亚十数次走进商店，用沉默的转悠和马喜红“拉锯”。

马喜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件军大衣的成本加运费接近70元。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军大衣是抢手货。“整个店里只剩最后两件，其实不愁卖。”他说。

晚八时许，边民荣哈亚的“转悠战术”奏效了。马喜红惦记着给住院的父亲送饭，最终选择了妥协。经过一整天的“砍价”，这件军大衣最终以80元成交。

30岁的马喜红是边贸市场的“新面孔”，他去年才从内地来到普兰跟父亲马建伟学做生意。58岁的马建伟则是这里的“老江湖”，他从16岁就开始倒腾服装生意，1992年来到普兰，在此扎根。

马喜红坐在自家店铺的床上，夜晚他就睡在店里。（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普兰与印度、尼泊尔接壤，是西藏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之一，其边贸历史可追溯至五百多年前。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普兰边贸市场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建设和发展。1995年以前，市场只有七十多间水电不通、没有屋顶的简易建筑。2016年，中国斥资2.8亿元新建普兰口岸唐嘎边贸市场。

2022年，这座位于孔雀河以南、彰杰河以东的新市场正式启用。如今，新市场内，聚集着来自尼泊尔的商贩，以及汉藏两族的商人。每年的6至10月是边贸市场最热闹的时候。

“在普兰做生意，总的来说还可以。”马建伟回忆道，“当然，这两年大家挣钱都不容易。虽然今年（生意）比起往年不太行了，但也还能过得去。”

尼泊尔商人里特什·辛格（Ritesh Singh） 站在他店铺的柜台后面。（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2025年10月末，面对冷清的市场，51岁的尼泊尔商人里特什·辛格（Ritesh Singh）向南方周末记者摇头感慨：“没什么人买东西，现在这里只有卖家。”

里特什·辛格补充说：“我们都在等明年。”

2026年，是藏历马年，也是“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

地处西藏普兰县巴嘎镇的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被印度教、藏传佛教等尊为“宇宙中心”和“圣湖”。信徒们通过绕神山行走来祈福和修行，称之“转山”。而普兰口岸正是印度、尼泊尔民众前往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的主要通道。

“兄弟，你必须来！”有着印度教信仰的尼泊尔商人桑迪普（Sandeep）向南方周末记者激动地比画着，“马年‘转山’一圈，等于平时转十三圈。这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他两眼放光，“全世界都会有超级多的人想来这里。”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宗教盛事，正被市场里的商人们换算成“客流”和“现金流”。

与尼泊尔商人一样，马家父子也在期盼新年的到来。不过，这份期待不只是“马年转山”带来的客流，他们还在期待印度商人重新回归边贸市场。“希望可以能把欠款收一收，把存货清一清。”马建伟说。

牦牛与冈仁波齐峰。（受访者供图）

2

世家

印度客商也曾是普兰边贸市场的主角。但五年多前，因疫情与地缘政治封锁，他们便再未踏足。

这份“失联”，给马家父子带来的是无奈与压力。

“（他们）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谁也不知道。”马建伟坦言，“印度（和）尼泊尔商人加起来有四十五万元左右的赊账。”这笔钱，成了压在父子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另一块大石头，是积压的库存。

“我库房里还压着一批货，从2019年搁到现在。”马建伟苦笑道。那批货本是专为印度客商定制的款式。但命运弄人，疫情暴发后，印度人就再也没来过。“这些东西，不卖了就是一堆垃圾。卖出去了，哪怕便宜点，那也是钱。”他说。

印度客商的缺席，在普兰边贸史上并非首次。

1954年，普兰口岸正式开放，1962年因中印边境形势恶化关闭。这条商道沉寂了三十年，直到1992年7月15日，两国政府批准重开中国的普兰与印度的贡吉口岸。

五年前，历史再次重演。受疫情及地缘政治影响，印度商路再度“停摆”。

2025年8月19日，新的转机出现。中印双方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达成10点共识，包括重开普兰—贡吉等三处传统边境贸易市场。

然而，这种以“年”为单位的波动，对于在此地扎根的商人们而言，不过是商道上的又一次浪花。

在普兰，时间以一种更古老的尺度在运行。

这里的许多商人，并非短暂逐利的“投机客”，而是世代命运与此地相连的“世家”。尼泊尔商人是这条商道上最古老的“行者”。

尼泊尔商人穆克什·博拉（Mukesh Bohra） 坐在店铺柜台后面。（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我们家族在（普兰）这里做生意，已经有四五百年了。”穆克什·博拉（Mukesh Bohra）说。他估算，到他这里，至少已是第10到12代。他的祖先们，靠着最原始的“步行”，翻越喜马拉雅山，带着尼泊尔的香料、红米和木碗等，来交换西藏的羊毛和食盐等。

“从以物易物的时代就开始了。”39岁的尼泊尔商人扎西·多吉（Tashi Dorje）自豪地说，他的父亲、爷爷，乃至更早的祖辈，都在这条路上往复。里特什·辛格也是如此，“我爷爷、爸爸、妈妈……每个人都来这里。”

如果说尼泊尔人是“传承”的世家，那么以马建伟为代表的甘肃商人，就是“拓荒”的一代。

马建伟的生意足迹始于四川阿坝州，途经西藏那曲，1992年最终落脚普兰。他大半生的生意，都在藏区。

“那不叫路。”马建伟回忆起1990年代初的进藏经历，“就是车走得多了，硬生生压出来的。”他们坐“东风”大货车的后车厢，为了在颠簸中不被甩出去，每个人都紧抓着一米多长的绳子。司机们只能“沿着电线杆这个大方向，挑着平坦一点的地方走”。

那时候，每年开春发货，物流也非今日可比。都是用大挂车发货，还得是好几家人一起拼车。厂家的原装箱“经不住”路途颠簸，马建伟就得自己重新打包、装车。打包的时候，货就堆在院子里。马喜红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一堆堆货里和朋友们玩躲猫猫”。

然而，这份童年嬉戏的背后，却是父亲马建伟的惊魂物流。之所以要重新打包、捆扎结实，一方面是怕路上颠簸散架，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抢。“（以前）抢货的人多得很。”

至今，马建伟还留着几把当年防身的匕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拼着命”硬是在高原边城扎下了根。

3

围城

然而，在高原边城努力扎下“根”的商人们，如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围困。

以马建伟为代表的内地客商，“生意经”很简单。“普兰这个地方偏远得很，我们这些小生意人跑来挣点辛苦钱。”他说。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对比起做生意的风险，“要是在内地或拉萨那样的大城市，开个店，光库房、店铺的房租，一年就得砸进去几十万，投资太大了。万一经营不好，赚不到钱不说，本钱都亏进去”。

“但在普兰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虽然发不了大财，但是稳当。忙活一年下来，就算生意再一般，到走的时候也不可能亏钱。顶多就是赚个辛苦费，等于给自己打了一年工，但本钱是安安全全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但新时代的浪潮，已然越过喜马拉雅。

最大的冲击，来自电商和物流。马喜红一语道破：“过去，我们依靠‘信息差’和‘地理优势’就能挣钱。现在，这个模式有些失灵了。”

在普兰县人民医院附近，有全县唯一的快递点。马喜红观察到，即便从内地把快递送到普兰仍需10至15天甚至更久，但网购的人也依然不在少数，而那个小小的站点也早已不堪重负。“申通、圆通、韵达全挤在那儿，基本都是爆满的状态。”

物流的畅通，带来了最直接的冲突：比价。

“很多人会直接拿网上的东西和我们店里的商品比价。”马喜红对此既愤怒又无奈。他家的鞋子，进价都要大几十，但顾客拿来对比的，是网上那种“十几、二十块的东西”。

“与这些相比，我们的价格简直是‘天价’。”马喜红说，“说白了，很多人在这边买东西，图的就是一个绝对的便宜。”

更深层次的，是消费观念的代际更迭。马建伟“拓荒”的年代，买衣服的标准是厚实耐穿；而马喜红面对的新一代人，“追求的是好看、时髦，甚至高端品质”。信息差消失，审美却在提高，这让马家父子的生意“卷”得异常辛苦。

如果说电商是“内部”的降维打击，那么供应链的重塑，则是“外部”的釜底抽薪。

“有大玩家直接从内地工厂组织货源，”马喜红分析道，“通过里孜口岸、樟木口岸和吉隆口岸，大批量发货，直达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然后，他们再以加德满都为中心，把货物分销到尼泊尔全国。”

这种规模化运作，成本远低于普兰商人们的“零散拿货”。马喜红分析，“这么一来，尼泊尔这个市场也相当于被‘洗’了一遍，我们基本没机会了。”

尼泊尔商人利用骡、马驮货翻山前往普兰。（受访者供图）

喜马拉雅的“物理天堑”则是尼泊尔商人独有的困境。他们的家乡，与普兰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我的村子离这边的边境，（直线距离）大约30公里。”穆克什·博拉说，“但全是难以通行的山路，要走两天以上。” “如果有一点点小失误，我们就可能会摔死。”

“没有路（No way, no road）。”他向南方周末记者重复了好几遍。

为什么不修路？穆克什·博拉的回答有些苦涩：“因为尼泊尔政府没有足够的钱，而且他们对在我们那里修路也不感兴趣。我们那个区域人太少了，我们就好像被遗弃了。”

这个“物理天堑”限制了他们的生意模式。他们很难做大宗批发，所有从尼泊尔带来的商品，都必须打成小包裹，靠马或者骡驮着，“一点一点地”翻过强拉山口（又称“里普列克山口”）。山口便是运输的分界线。进入中国境内后，这些货物就能得以换上摩托车，运到普兰的边贸市场。

他们对中国的依赖，不只是“生意”，更是“生存”。

高原的大雪与寒冬，是尼泊尔商人归家的最后期限。除了要带回尼泊尔售卖的毯子、被子、厚夹克以外，尼泊尔客商们还要把米、油等食物带回去。穆克什说：“老家的政府没什么物资提供给我们，吃的用的要从中国带回去。”

4

接班

面对重重危机，退场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这个高海拔的边贸市场上，两代人、两个国家的“接班人”，正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马家父子的“交接班”，是一场夹杂着亲情、责任与现实无奈的“被动突围”。

父亲马建伟，正在“退守”。

今年58岁的他，身体已经亮起红灯。10月13日，在忍受了近一个月的水肿后，他终于受不了身体的不适，入院检查被确诊为“高原性心脏病”。医生告诉马喜红，这种病在常年于高原生活的内地人中尤其多见。

刚住院的时候，马建伟的体重是248斤。住院5天，靠着药物排出积水，他体重足足掉了28斤。马喜红说，父亲憔悴得“像槐树皮一样”。

“我这一路实在是吃了很大的苦。”马建伟感慨，自己四十多年都在高海拔藏区闯荡，抚养大了6个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满足了。”

现在，饱经风霜的身体，已无力支撑他继续经营普兰的生意。

他对明年的计划，充满了“退场”的意味。如果身体允许，他会再上来一趟，主要目的不是挣钱，而是“照顾照顾我那小孩”，顺便“处理一下印度人那边的账”，以及“把压着的那些货都处理掉”。

父亲忙着收尾与离场，儿子马喜红则在现实的推搡下接过了重担。

今年30岁的马喜红，本科时学了财务管理专业。毕业后，他在甘肃兰州干过一段时间房地产销售。“干一家公司倒一家。”他自嘲道，融创、恒大都做过。兜兜转转，他最终选择来到了普兰。

“以前没好好学习，现在别的也做不了。”他嘴上谦虚，但对于普兰的这摊生意怎么做，他心里其实早已有了新的盘算。

“我爸他们老一辈人拿货的思路，已经不行了，”马喜红指出了老模式的弊端，“一个东西从厂家出来，要经过一手、二手经销商，最后才到咱们手里。中间环节把利润都‘吃’掉了。”

除了拿货，在销售上他也有一些新思路。他打算利用抖音、快手这些平台发发店里的样品。“有的人在本地刷到了，可能会来店里看，或者有的人会加我微信。”马喜红说，“这样就能把‘公域流量’转化为我的‘私域流量’。”

同时，他想要做“差异化”。“邻居店铺已经有的品类，我就尽量不碰了，避免陷入恶性竞争。”此外，他还打算重新陈列商品：打货架、上鞋架，按品类和季节分区。“陈列起来更美观、更直观，给客户的观感和其他商铺完全不一样。”

相比马家的“被迫革新”，尼泊尔“世家”的代际选择，呈现出分化。

老一代的里特什·辛格，在“放手”。

“我花了很多钱，供他在一个好大学读书，”他谈到自己的儿子时，言语间满是期盼，“我希望他能在外面找到一份好工作，那我的梦想就成真了。”

2011年，里特什·辛格放弃了在印度的IT工作，来接手家族生意。但他不想让下一代再重复这份辛苦。当然，他又补充：“万一他找不到好工作，他也可以来这里跟我一起工作，这也没问题。”但这显然是最后的选项。

新一代的尼泊尔商人，则在“主动选择”。

尼泊尔商人穆克什·博拉店铺门口放置穿着尼泊尔服饰的女性模特。（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最典型的代表是穆克什·博拉。他拥有硕士学位。当被问及“既然受过（高等）教育，为什么还来这里做生意”时，他的回答清醒而务实。

首先，这是“传统”。“这是我们祖辈的生意，我们想和这个传统保持连接。”其次，这比在尼泊尔找工作“好得多”。

而且，这对穆克什·博拉来说，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年只在普兰忙碌4到5个月，在尼泊尔时只要在出发前备好货品即可。“剩下的6到7个月，我们就待在家里，基本没什么事做，就是休息。”

另一位“新一代”代表，39岁的扎西·多吉，则为这份生意注入了“热爱”。

“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热爱你所做的事，那么这件事本身就是乐趣。”扎西说，“我热爱做生意。我热爱结识新朋友。”

当被问及，他打算在这里做多久，“也许一辈子（All life）吧。我现在才39岁，还很年轻，对吧？”

5

代价

马建伟刚住院的那天，马喜红骑着摩托三轮车在普兰县城寻觅一种热带水果——火龙果。

他听说，火龙果能助消化，或许能帮助父亲缓解身体不适。

那天，他跑了几家兼售水果的百货店，看到的尽是蔫蔫地趴在筐里的其他水果。几经周折，马喜红才得以在一家水果专卖店寻到两个火龙果，共46元。这远超常规的价格，便是一份热带水果抵达高原的代价。

相比于物，人付出的代价更为高昂。

首先是生活上的不便。2022年新建的边贸市场里，有电，却“没有预留水管”。“现在用水都是从公共洗手间接的，这市场上所有商户都一样。”一位在普兰县城开宾馆的老板说，“（普兰）这边很多出租屋都没有水，他们洗澡、洗衣服都要过来宾馆洗。”

普兰街头，三名当地居民聚集在挂有汉藏双语招牌的“洗澡堂”门前休憩。（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其次是身体的代价。高原反应是每个初到者的“见面礼”。马喜红刚来时，“走快几步路就有点喘”。而马建伟的高原性心脏病，则是长年累月、不可逆转的劳损。在高原的普兰边贸市场里，身体的透支是赢取财富后被索回的沉重筹码。

为了生计，冒险已成为马喜红的日常。

在普兰，摩托三轮车既是常用的代步工具，也是商人们拉货的主力。

每次拉货，马喜红车斗里的货都堆得高高的，但这也把后视镜挡了个严实。行至路口，准备拐弯时，他就减速、停下，再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戴着红色安全帽的他，把头扭向后方，扫视有无来车。确认安全后，他再“咚”一声坐回，抓住车把，打过方向，“突突突”地拐了过去。事实上，每一次变道或拐弯，都需要一些运气。

情感上的煎熬，则是更隐秘的代价。

马喜红就住在店里。夜深后，把门一关，他的世界便只剩这一方天地。马喜红坦言：“我现在感觉自己疲态很明显。”

高原的孤寂，让婚恋成了难题。“搁在以前，一听说你是做生意的，都觉得是个很不错的职业。”他说，“但这几年，一听做生意的，大家就觉得不行，更何况还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他只好无奈地“顺其自然”。

他之所以选择留在普兰，首先是因为责任。“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如果来不了，我就必须得接手。”

“说实话，现阶段对我来讲，能挣到钱，可能比什么都重要。”他需要钱，为了慢慢老去的父母，也为了自己尚未开始的婚姻和家庭。“结婚你就得考虑买房子，起码要能按揭、能交得起首付吧。”

既然必须扛起“挣钱”的责任，马喜红便要发挥所长。但一个具体的困难横亘在了他和顾客之间：语言。

“毕竟我以前是做过销售的，”马喜红知道自己的优势，“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让顾客在享受价格实惠的同时心里也舒服。但语言不通，很多东西发挥不出来，词不达意。”

他回忆起一个语言不通导致的乌龙：今年刚开春，一个藏族人进店，说要“椅子”。马喜红就把自家店里的椅子搬了过去。结果对方连连摆手，就走了。事后，他才知道藏语里“肥皂”的发音，和汉语的“椅子”几乎一样。

马喜红用手势和简单的尼泊尔语言与顾客在“谈价”。（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 / 摄）

这个插曲，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商机流失”。“也许我多懂一点藏语或尼泊尔语，”马喜红复盘道，“他除了买这个，可能还会要别的。或者他要的东西现在没有，但可以沟通好，让他付个定金，之后从内地给他发货。”

语言的“坎儿”或许还能迈过，但漫长时节的流转，唯有等待。

在这片雪域边陲，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下注。穆克什们在雪路上的每一次跋涉，马喜红因货物遮挡视线在路口转弯时的那一次次起身张望，是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押上的瞬间运气。

而更多的时候，代价被转化成了沉重且无法撤回的筹码：那是数倍于内地物价的热带水果，是被高原缺氧逐渐重塑的心脏，也是年轻人独自消磨在雪域高原上的寂寥青春。

2025年的日历即将翻过，普兰边贸市场在静默中蓄力。他们在等风雪让路，等国门那头的客商归来，等那个被寄予厚望的马年。

在“神山”冈仁波齐的注视下，这群渺小的商人们攥紧了手中沉甸甸的筹码，只为赌一个即将到来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