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医心:一位深圳中医博士的壮乡行医记(节选)|粤桂协作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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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白炽灯在医院的诊室里投下清冽的光,消毒水的气味与中药的苦涩在空气中交织。谢天揉着发酸的肩颈,将最后一份病历放进文件夹,指尖划过“上林县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字样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亮起的瞬间,父亲那条延迟了六个小时的语音带着电流的微颤在诊室里回荡:“所有来的病人既然到诊室了,到你跟前了,你就一定要认真看完,不管多晚看完你再去吃饭都可以。”

浙江余姚的乡音穿过一千七百公里的距离,在广西上林县的诊室里落下温暖的注脚。谢天望着窗外壮乡的夜色,远山如黛,灯火零星,忽然想起六个月前初到这里时,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陌生的桂花香,还有当地百姓对好医生的热切期盼。

一、医脉相传:从余姚世家到壮乡诊室

谢天的童年记忆里,始终飘着淡淡的药香。浙江余姚泗门镇的老街上,“泗门谢氏中医内科杂病”的牌匾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那是家族五代相传的印记。少年时的他总爱站在父亲谢仁甫的诊案旁,看父亲三根手指搭在患者腕间,看诊桌上的脉枕磨出细腻的包浆,看那些愁容满面的乡亲带着药方满意离去。

“天儿,你记住,中医看病不靠仪器轰鸣,靠的是望闻问切里的真功夫。”父亲边写药方边说,狼毫笔在宣纸上划过,留下遒劲的字迹。那时的谢天还不懂,父亲笔下的不仅是药方,更是一代代中医人对生命的敬畏。

后来,谢天走出余姚老街,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他既得家学真传,又经现代学院体系淬炼,跟着博导张天奉教授钻研中医内科,随首届国医大师郭子光教授领悟辨证精髓。

博士后出站那天,导师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学识够了,但中医的根,要扎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

这句话在他心里盘桓了许久。2024年深秋,深圳福田区发布医疗援桂帮扶招募令时,谢天正站在实验室窗前,看着鹏城的车水马龙。“基层更需要能‘造血’的中医人。”他想起父亲常说的“医道不分远近,病患不分亲疏”,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报名表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24年10月的壮乡,稻田泛着金黄。谢天拖着行李箱走进上林县人民医院时,中医科副主任石永德正带着科室医生在门口等候。“谢博士,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盼来了!”石永德握着他的手,指节因常年抓药而有些粗糙,“我们这地方小,疑难杂症不少,就缺你这样的专家。”

诊室里的药柜还是上世纪的样式,玻璃柜门后整齐码着数百种药材,标签上除了中药名,还标注着壮语发音。谢天放下行李,先给药柜鞠了一躬——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规矩,对药材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

石永德在一旁看得眼眶发热:“谢博士,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学!”

二、诊室春秋:从门可罗雀到一号难求

谢天到岗的第一个清晨,七点刚过,中医科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病历本,见他走来便颤巍巍地问:“您就是深圳来的谢医生?”得到肯定答复后,老人激动地抹起眼泪:“我这老毛病折磨了十几年,听说您来了,凌晨三点就从乡下赶来排队。”

那天的门诊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谢天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诊桌上的脉枕换了一个又一个,处方笺写了厚厚一沓,直到最后一位患者离开,他才发现白大褂的后背已被汗水浸透。

石永德副主任端来热粥时,见他正对着电脑整理病历,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症状分析。“谢博士,咱科室以前最多一天看三十多个病人,您这第一天就破百了。”

这样的忙碌成了常态。三个月后,中医科的日门诊量飙升到两百多人次,创下上林县人民医院近九十年建院史上的新高。诊室门口的走廊里,总能看到拎着行李的外县患者,他们中有从南宁来的教师,有从贵港来的农民,还有从百色来的壮族老人。

“谢医生,听说您是大城市来的名医,我们宁愿多跑几十公里,也要找您看病!”一位来自宾阳县的患者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凌晨五点的汽车票。

谢天给他搭脉时,发现他因长期劳作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之前吃了不少药都没见效。“你这病是劳损加风寒,我给你开个方子,再教你套保健操,坚持三个月试试。”他边写药方边叮嘱,“药要按时吃,农活别太拼命,身体是本钱。”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诊室里发生。谢天始终记得父亲说的“医乃仁术”,面对经济困难的患者,他总会主动协调减免费用;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亲自到走廊里问诊;对看不懂药方的乡亲,他用壮语标注药材用法。

有一次,一位壮族老大妈拿着药方回来,不好意思地说:“谢医生,这'茯苓'是啥?我们壮话叫啥呀?”他笑着拿起药材标本:“大妈您看,就是这个,你们壮话叫‘伏灵’,能祛湿的。”

免责声明:本文系“粤桂协作好故事”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不代表“南方+”的观点和立场。

作者:陈芳

编辑 童慧 冯颖妍
校对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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