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燕妮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财贸学院

讲师

▲张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图｜由作者提供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演进脉络，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及碳金融市场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各类主要工具的创新模式、实践成效及其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激励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前列，但仍面临标准体系不统一、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漂绿”风险、工具协同性不足以及环境风险定价能力欠缺等核心挑战。提出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应向“规范化、科技化、国际化”方向深化发展及相关建议，以期为构建更加高效、稳健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引导资金投向环保产业、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机制，正成为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关键支柱。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定义，绿色金融指金融体系中用于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减缓气候变化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各类金融活动。它不仅是应对生态危机的政策工具，更是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范式转型。

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发布绿色金融战略。欧盟推出“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建立绿色分类目录（EU Taxonomy）；美国重启气候金融监管；新兴经济体也积极构建本土化绿色金融机制。

在此国际趋势下，中国不仅是绿色金融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引领者之一。自2016年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将绿色金融纳入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步入制度化、规模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截至2024年底，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4.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52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超过2.17万亿元，居全球前列。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显示，绿色信贷主要投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水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有效引导资金支持节能减排和清洁转型。同时，全国碳市场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跃升至约80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0%以上，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碳资产金融化趋势初现。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融合发展，推动“绿色+数字”成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方向。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金融不仅是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更是服务实体经济转型、重构金融发展逻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路径。因此，系统回顾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深入分析其政策体系、工具创新与机构实践，识别制度短板与治理瓶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绿色金融政策的演进：顶层设计与制度完善

（一）探索阶段（2010—2015年）：政策萌芽与分散推进。

此时期的中国绿色金融处于政策萌芽和局部试点阶段，主要以绿色信贷为核心工具。早在2007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现生态环境部）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2012年，中国银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鼓励商业银行将环保标准纳入授信流程，实现“环境风险+信贷准入”双重约束。

此后，在节能减排、清洁能源、污染治理等领域，部分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开始进行地方性绿色融资探索，推动了合同能源管理贷款、清洁能源贷款等产品落地。然而，尽管市场实践已有萌芽，我国绿色金融整体仍表现为“政策主导、分散探索、金融机构自发参与”的局面。由于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与标准体系，绿色金融在当时的金融体系中仍属边缘性安排，金融工具单一、数据统计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缺位，绿色项目识别与支持能力有限，整体发展相对滞后。

（二）体系构建阶段（2016—2020年）：制度成型与全面布局。

2016年国务院发布《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制度体系化的新阶段。作为全球首个由政府主导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文件，该意见不仅明确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与碳市场等五大支柱工具体系，同时配套提出财政激励、信息披露、第三方认证与环境风险评估等制度安排，形成了涵盖“工具+机制+监管”的制度化框架。

在政策引领下，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建立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项目目录与统计制度，绿色债券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绿色金融被纳入多项宏观金融调控工具中。与此同时，浙江湖州、江西赣州等地获批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区域性绿色金融标准和监管模式，为全国绿色金融实践提供了试点样本。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至2020年底全国绿色信贷余额达12万亿元，绿色债券市场符合CBI标准的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约为1.2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发行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这一阶段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完成了由“自下而上分散探索”向“自上而下体系化构建”的战略跃迁，制度框架初步确立，政策协调机制基本成型，绿色金融开始在宏观金融治理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深化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双碳”战略驱动与国际接轨。

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为转折点，绿色金融开始深度嵌入国家发展战略，呈现出制度整合深化、工具体系多元、监管协同推进和国际标准接轨的特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引导低成本资金精准流向绿色低碳项目；2022年，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首次在行业层面提出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信贷审查体系；2024年中国证监会则推进实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推动ESG强制披露进入法规体系。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密集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关于金融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强调了金融服务绿色低碳转型的系统性布局。

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旨在2025年基本建立统一、权威、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标志着绿色金融进入“标准统一与国际对接”阶段。

在全球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可持续金融规则制定，先后与欧盟联合发布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并推动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对接绿色信息披露框架，在G20绿色金融工作组中持续提出中国方案。至此,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已从战略引导向标准供给与国际接轨全面跃升，逐步从全球绿色金融的制度追随者转变为规则贡献者与实践引领者。

三、绿色金融的主要工具与创新实践成效

（一）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中最早成型、规模最大的工具，长期承担着绿色项目融资主力军的角色，其发展始终体现了强烈的政策驱动特征。自中国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以来，商业银行逐步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授信审查，确立了“信贷准入+环境评估”的双重约束机制。进入“十四五”时期，绿色信贷被正式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商业银行普遍加强绿色信贷投放能力建设，推动绿色信贷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当前，绿色信贷资金主要投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水资源保护、污染防治与能效提升等重点领域，其中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占比合计超过50%。部分银行探索建立绿色信贷内部评级体系与环境风险压力测试机制，通过引入生命周期碳排强度、污染物削减率等指标对项目进行定量评估。

工商银行累计绿色贷款规模超过6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银行；兴业银行则率先建立赤道原则下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成为典型实践者。同时，政策性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积极推出“绿色政银保”联动融资、“绿电贷”、“光伏贷”等特色产品，拓展绿色信贷服务边界，实现从传统大宗基建向绿色消费、绿色制造等新兴领域的延伸，逐步构建起“普惠化、专业化、场景化”相结合的绿色信贷供给体系。

从理论上看，绿色信贷通过将环境外部性内生化为融资约束，实现了金融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选择性资源配置功能，既体现了政策导向性，也兼具市场调节效应。

（二）绿色债券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发挥着结构性融资的重要补充作用，成为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作为绿色金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工具，绿色债券在推动长期资本进入绿色产业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自2016年首批绿色金融债和绿色企业债发行以来，中国已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绿色债券市场体系。2016—2024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从2018亿元增长至6833亿元，年均增长16.5%。同期，绿色债券为更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发行人数量从35家增长至249家，发行只数增长9倍；涵盖绿色公司债、绿色金融债、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与碳中和债等多种类型。

在机制创新方面，绿色债券逐步引入“第三方审计+  信息披露+项目跟踪”三重机制，提升资金使用透明度与环境绩效可衡量性，形成“募投两端闭环管理”。2021年以来，碳中和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等新型债务工具相继落地，引入减排目标触发条款、动态利率调整机制等契约创新，有效激励发行人提升绿色绩效。

例如，三峡集团多次发行碳中和债，募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开发项目，发挥了央企的示范效应。此外，绿色债券也成为地方政府绿色转型的重要融资渠道，绿色专项债用于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项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呈现集聚发展态势。

总体而言，绿色债券通过契约化治理机制将社会责任嵌入融资安排之中，实现了资本市场对环境治理的长期支持，缓解了绿色项目“高投入、长周期”的融资瓶颈。

（三）绿色基金在长期资本配置和产业引导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尤其适合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高成长性产业，正成为引导中长期资本投向绿色领域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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