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在家里给读者签名，她的位置正对着老伴的照片 图/受访者提供

70岁的王玉珍觉得，自己写的故事之所以能触动年轻人，是因为这些故事离他们并不遥远。她写隔壁村一对兄妹中被“换亲”的妹妹，有一条读者评论是：“哎呀，这写的就是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就是给我舅爷爷换亲的。”

她也收到过不“亲切”的评论。在她发布的《老伴儿的生平》下有这样的留言：“原来有人结了婚一辈子是这样的，在我这个读者看来，无爱无趣无聊。”“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婚姻也谈不上令人期待。”读者的态度，也是时代变化的注脚。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段彦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王玉珍坐在河北唐山家里的梳妆台前，展开笔记本，开始一天的写作。她通常从下午两点写到5点，每天能写2000字左右。有时候感觉好，继续写，能写到六七点，写3000字。累了，她就站起来走两步，晃晃肩膀，深呼吸，再坐下来继续写。

70岁的王玉珍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生命的后半程成为一个写作者。她一边记录，一边回望70年的人生。写作让她在退休后“总有事干”。

自2004年从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政协提前退休后，她又忙碌了近二十年：在企业打工，远赴北京经营古玩店，又回到唐山一边照料母亲一边守着小生意。2023年，她关闭了经营多年的锦盒小作坊，梳妆台前的那一方天地便成了她的写字台，她的新寄托。

2023年4月，王玉珍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第一篇笔记——《感激母亲》。正值母亲节，这篇几百字的小短文记录了她母亲勤劳的一生。她感谢母亲给了自己健康的身体，母亲教会她有尊严地劳动。她感激母亲在与她相处的59年中始终带给她温暖，也等待着与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三个月后，王玉珍收到了第一条评论。一位网友引用了她文章末尾的一句话——“我爱这个纷杂的尘世，因为曾经有我的母亲”，说“写得真好”。

王玉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写的东西，能够让一个陌生人有感触。

从2023年6月开始，她坚持每天发布一篇文章。她写老板、写父母、写童年、写亲戚邻居的命运，字里行间展现出那些人在时代变化中的局促、生机和坚忍。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普通人的生活。

她发现自己的生活竟然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写。她于1955年出生在河北唐山，属羊，是“春天的羊”。退休前，她当过中小学教师，也当过基层公务员。她笑着对《南方人物周刊》说：“别人觉得我活得挺丰富，其实是啥也没干好，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

2024年年底，王玉珍的作品《老伴儿的生平》获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岁月纪实奖。2025年11月，她根据丈夫、父母和乡邻的故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我恋禾谷》出版。“如果我写的那个年代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友情、关于乡情的故事，能传递出一些真情和温暖的话，我就觉得很值得。”

别等，别怕，就从今天晚饭吃了什么开始写

2023年，王玉珍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她平时没什么爱好，有时候听听评书，看看小说、电视剧。家里养了三只小猫，有些花花草草，没事她也爱逗逗猫、浇浇花。

在写作之前，王玉珍很少上网。外甥女推荐她注册了一个社交平台账号，她便开始在上面学习做饭、养生，也学毛线编织。她看了许多图文笔记，觉得这种模式挺好，自己也能写。她的第一篇笔记《感激母亲》在外甥女的帮助下发布。

在她眼里，网上没有人认识她，况且自己是闲着没事写着玩，所以发布作品没什么心理负担。从2023年6月开始，她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我要每天更一篇，坚持100天。”

写到哥哥从七八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去秦皇岛拉车卖黄土，她一边写，一边流泪。她写完就给哥哥打电话，心疼他这一生太不容易，问他缺啥，自己就给他买啥。有时候，写到老伴儿和婆婆的故事，王玉珍就打电话给老伴儿的妹妹聊聊天。悲伤的时候，她坚持写完，然后再也没有勇气去回看。为了纾解心情，她就出门走走、听听老歌。

王玉珍的老伴儿在2015年的春天离世，走得非常突然。1980年春天，两人通过王玉珍村里的大队书记介绍认识。那时老伴儿是城里国企的木匠，王玉珍是农村小学的教师，两人的婚姻纯属偶然。王玉珍与老伴儿共同生活了35年，老伴儿的离去是她平时不会主动回想的一段经历。每次提笔陷入回忆时，她都怕自己太伤心而写不下去。本想匆匆带过，但那些生命中关于老伴儿的大事、小事，就这么一件件地从脑海里冒了出来。她一一写了下来。

2024年10月，她发布了17篇笔记，名为《老伴儿的生平》，记录了自己与老伴儿一同走过的岁月。2025年，她又从另一个角度回忆老伴儿并写下了《总有春天再相逢》。这是一篇以礼物为线索的文章，记录了老伴儿送给她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机械手表、房子……王玉珍整理老伴儿的遗物时，发现了他提前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一对凤凰造型的黄金掐丝耳环。她把耳环握在手里，泪水止不住地流。

“我想通过这种写作来说明，他的突然离去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王玉珍说。

直到2024年11月，“身边写作大赛”通知她入围了，她才把自己写作这件事告诉了以前的同事、朋友和自己的孩子们。

退休后，王玉珍的社交圈里大都是教师和基层公务员。她的朋友有的去跳广场舞，有的去合唱团，有的在老年大学里学书法、写作、绘画，还有人到处旅游，或在家带孙子孙女。2024年年底，她获奖后，很多朋友都很羡慕她，有好几个也想写作。有的人已经写过，拿去给她看。有好几次，他们在一个茶楼里聚会，王玉珍仔细地教朋友们怎么发社交平台。有朋友夸她：“你看，你这做得挺好。”她的回应是：“哎，给自己找点事干。”

在王玉珍看来，大家都有写作能力，也都有文字基础，不管能不能发表，也不管有没有人看，只要坚持下去，培养出一种兴趣，一定会有收获。

写作这两年，王玉珍觉得自己再次忙碌起来。持续的写作需要持续的阅读，以前作为纯粹的读者，她只关注故事大概的走向。现在，她开始学习别人的表达方式。阅读和写作让她不会感到孤独。读别人的书、写别人的故事，对她来说，也是体验别人人生的过程，同时还能对比自己70年的人生经历。

在王玉珍看来，晚年写作最自由的地方在于生命的长度决定了阅历的丰富。比起年轻人，她见过那么多人和事，有很多素材可以选择。

“别怕，别等。想写，就从今天晚饭吃了什么、窗外那棵树怎么了开始写起。”

重新理解人的命运

王玉珍写得最多的是自己的亲人、邻里。写作让她第一次停下来回顾他们的一生，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跟以前不一样的理解。

她的父母生于1920年代，受过战火和饥荒的蹂躏。她的母亲16岁嫁给父亲，先后生了八个孩子，只活下来了三个，分别是姐姐、哥哥和她。母亲有三次生育是在东北的冬天，那三个孩子都埋在了院子的雪地里。等到春天，雪化了，再挖一个坑深埋。其中有个孩子活了有大半个时辰，在埋的时候，他的鼻子还在出血，雪地上留下一片片殷红。

王玉珍刚出生时，没有头发，没有指甲，瘦得像一截枯枝。除了病弱，她的童年也因为家庭成分而过得艰难。

父亲出身于十里八村数得着的大户人家，家里有土地、有房产、有铺面。这样的家庭，在当年属于“改造”对象。童年的王玉珍颇受歧视。一群学生走在路上，她得乖乖地到路旁的排水沟里走。路上的学生哈哈大笑，沟下的她蔫头耷脑。因为家庭成分，王玉珍没资格参加“红小兵”，也被剥夺了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四年级时，11岁的王玉珍受不了这种打击，大病一场，就此辍学。但升五年级时，老师还是将她的名字报了上去。她隔三差五才去学校一次，上初、高中时也很少去学校。

虽然嘴上不说，但童年的王玉珍对自己的出身很不满。在把父母的故事写下来的过程中，她理解了父母，对他们大半生所受的苦难有了更多的同情、敬重和悲悯。

未满18岁（1973年），王玉珍就开始教书。虽然有高中文凭，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逃学务农，只有四年级的文化水平。村里人觉得“有人教总比没人教好”，她就当上了教师。1975年，当地的每个村庄或公社有一个推荐升学的指标。因为教书期间被评为优秀教师，王玉珍得到了这个名额，去到了河北滦县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滦师”）。河北省这一届的中专实行“社来社去”的制度，即学生从人民公社被推荐入学，毕业后返回原户籍所在地的公社工作，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隔壁村的一个老师被推荐去了北京大学。同样是民办教师，人家上了北大，而王玉珍只能上个毕业不包分配的中专。

现在回想起来，她感到有些遗憾，但没有不甘心。她觉得，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资源，所以大都能接受这种现实。对她来说，能上滦师已经很满足。

1977年，高考恢复，大家平等地凭借分数上大学。即使上了滦师，王玉珍的基础依然很差。不过，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985年考上了大专（唐山教育学院），1989年又上了本科（北京师范大学）。

“我之所以一步一步地走着，是因为有些生活中的难题需要去解决。”王玉珍在回忆求学路时感叹。1977年，王玉珍从滦师毕业。三年后，她跟城里的老伴儿结了婚。她需要往城里调动，但受到文凭的限制，这促使她考了大专。后来，她在城里的高中教书，评职称需要本科文凭，于是她又考了本科。

即使上了本科，王玉珍依然觉得教高中历史和政治的自己水平“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担心耽误了学生考大学。1991年，她离开教育行业，做起了基层公务员。她在政协机关综合办公室从最基础的收发文件做起，后来也写通知报告。在单位待了13年，她一直做到了区政协的常委、党组成员。

每逢春节回老家，儿时的伙伴都羡慕王玉珍活成了“成功人士”——由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从农村走到了城市。

王玉珍常听到有同龄人感叹“我们是被时代耽误了的一代人”——长身体时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读书时遇上停课搞运动，找工作时遇上插队落户上山下乡，快退休时又遇上下岗潮。王玉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作为农村出生的人，能一路升学，读中专、大专、本科，7年学习全是公费，没花过自己一分钱，又做过两份不错的工作。

王玉珍在印厂查看《我恋禾谷》所附明信片的颜色 图/受访者提供

“这写的就是我奶奶的故事”

王玉珍年轻时，村里有很多单身男性谈对象困难的家庭会用妹妹给哥哥“换”一个媳妇。王玉珍家里的长辈也曾劝说她父母，用她给她听力残疾的哥哥“换”个媳妇。王玉珍的父母坚决地拒绝了。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王玉珍一个亲戚的媳妇宋小梅（化名），就是隔壁村一对兄妹中被“换亲”的妹妹。小梅出落得漂亮，丈夫艾春（化名）不让她出门，不让她与别人说话，生怕她跑了。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小梅疯了。2017年秋天，48岁的小梅离家出走，至今没有回家。

谈及宋小梅，王玉珍感到非常无奈。“那个年代有很多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她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感情，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她的老家有一句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大部分女性离不开丈夫和婆家。

当年在农村生活时，她常听说有人自杀。有的很年轻，因为婆媳和夫妻矛盾的积累、家庭琐事的刺激而自杀。在王玉珍看来，有些人对家庭、婚姻和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痛苦时，宁可自杀也不会选择离婚。她们的观念太陈旧，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开阔的眼界。王玉珍觉得，如果她们有机会多读一点书、多去一些地方，结果就会不一样。

1980年11月，25岁的王玉珍与老伴儿结婚。老伴儿是她自己选的，为人厚道、朴实，对她很好，是一种平淡的、朴素的、过日子的好。

“原来有人结了婚一辈子是这样的，在我这个读者看来，无爱无趣无聊。”“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婚姻也谈不上令人期待。”在王玉珍发布的《老伴儿的生平》下有这样的评论。读者的态度，也是时代变化的注脚。对此，她很能理解。在她眼里，那一代人，尤其是农村人，没有什么文化，经历的事情少，人活得就很简单。

她认识一个年轻的远房亲戚，结婚一个多月就离婚了。认识的人中，还有人同居了十年也不领结婚证，三十几了也不谈恋爱的也大有人在。在她看来，一代人跟一代人的社会环境不同，生活状态和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同，那么对感情、婚姻、家庭的选择也会不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上海文学节，王玉珍的第一场新书签售会，她打开台灯，一笔一划给读者写寄语，从下午签到晚上 图/受访者提供

“奶奶，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您的笔记，您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还坚持读书学习。您都七十岁了，还在坚持写作。今天我就要去参加考试，我一定好好考，在您面前，我还有脸说不努力吗？”有读者留言道。

王玉珍平时都会看读者的评论，但不怎么回复。手抖眼花，打字太慢，如果用几个字回应读者真诚的长评，她觉得不合适。她记得这条评论，这段话很触动她。面对这样的评论，她想要更认真地写好人和事。

她并不觉得自己写得多好。自己写下的故事之所以有人愿意看、被感动，只是因为这些故事离读者并不遥远。她还记得有一条评论是：“哎呀，这写的就是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就是给我舅爷爷换亲的。”

在她写的所有故事里，2025年清明节发布的《走过70个清明，依然没学会告别》关注度最高，收获了4.5万点赞，1.2万收藏。她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自己已经去世的四位中专同学。有人在地震中去世，有人为爱情跳楼，有人被癌症击倒，也有人猝然长逝。

她看过自己的粉丝数据，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年轻人，有很多“90后”和“00后”。在王玉珍看来，这群年轻人了解中国的发展，学习过近现代宏大的历史，而自己写的故事，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课堂上和书本里看不到的。“我只是用大白话、大实话来讲述了我的父辈、我这一代普通人的生活点滴。而且我的写作也更加关注女性，我想，我的粉丝们也会感到更轻松、亲切。”

“如果我写下的故事能传递出一些真情和温暖，让年轻人获得感动和慰藉，这就是我晚年生命中的一抹亮色。”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