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元林

●珠江文化博大精深，孕育了灿若星辰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山水地脉与商脉文脉交相辉映，勾勒出南中国丰富多彩的绚丽画卷

●从中华文明探源来看，珠江和长江、黄河一样，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珠江是我国第三长河，仅次于长江和黄河。而其年径流量居全国第二位，常年水运量也居全国第二位，单位面积产水量居全国之首。“三江汇流，八门出海”的树枝状水系，不仅连接中国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以及越南北部，而且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纽带，架起一道贯穿古今、连通世界的水上黄金廊道。珠江文化博大精深，孕育了灿若星辰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山水地脉与商脉文脉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华南地区丰富多彩的绚丽画卷。

悠久历史与民族走廊

珠江流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距今约1400万年的云南开远人类直系祖先腊玛古猿牙齿化石、距今约60万—80万年的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距今约13万年的广东马坝人头骨化石以及距今3.3万至2.3万年的广西柳江人颅骨化石，都实证了珠江流域是我国出土古人类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中国远古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从中华文明探源来看，珠江和长江、黄河一样，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珠江流域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南岭民族走廊的有机组成部分。南岭民族走廊以南岭珠江为经，以民族文化为纬，是历史上珠江流域南方壮侗和苗瑶两大语族为主的十数个民族迁移、发展以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流域。历史上，沿湘、赣江及支流，古苗、瑶语族群取道南下西进，越南岭、湘西山地等，其中沿湘江支流和西江支流西进后而南下的为苗族；越过南岭后经西江支流漓江、贺江等和北江支流连江、武水等，向西南迁徙的为瑶族；向东南借南岭东端赣、粤、闽山地的为畲族，而汉、回、满族等也沿南岭走廊偏东的湘、桂、赣等通道南下。而沿湘江流域各支流，越过今湘黔桂交界地带的南岭及以西山脉，沿西江支流浔江、都柳江、融江、大小环江、打狗河、龙江等柳江干支流，历史上苗、瑶、侗、仫佬、水、毛南等族多沿这条通道南下。同样，沿清水江、黄泥河、革香河等南、北盘江干支流，涟江、蒙江、曹渡河等红水河干支流，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多沿这条通道南下或东进，形成南岭走廊西端西南民族与中南民族交错的局面。南岭民族走廊是历史上北方各民族特别是部分民族南下的通道，通道两旁的山地又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其地理构架正反映了民族迁徙与民族聚集的史实。而珠江是他们迁移发展与生活的生命源泉。

珠江流域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大量的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歌谣、民间文学等宝贵财富。如畲族《开山公据》（《抚徭券牒》）《高皇歌》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过山榜》《盘王歌》）《千家峒传说》等，侗族《祖公上河》和《祖公落寨》组成的《祖公之歌》迁徙史诗，壮族的《姆六甲》《布洛陀》等创世神话故事，仫佬族的《唱罗按》、苗族的《古歌》和《史诗》、毛南族的《谭氏始祖歌》等，是多民族迁徙发展与南岭—珠江民族走廊的璀璨明珠。

珠江民族走廊各少数民族的住房、饮食、服饰、节日等丰富多彩，如壮族的“牛王节”、瑶族的“盘王节”、毛南族的“分龙节”、侗族的“打油茶”、仫佬族的“依饭节”等内涵多样，歌舞活动异彩纷呈，如侗族的“多耶”、仫佬族的“走坡”、水族的“赶端坡”等。还有各少数民族的音乐、诗歌、医药、体育等，都是珠江流域的宝贵的艺术宝库。

珠江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不一，社会组织形态各异。壮族的“都老制”及习惯法，瑶族的“瑶老制”“石牌制”和“油锅组织”，苗族的“寨老制”和古规古法，仫佬族的“冬”组织、“会款”以及乡约和习惯法，毛南族的“隆款”，彝族的“议事会”制等，各民族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各层关系，是大一统国家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真实写照。

连通中外与包容开放

珠江汇聚东、西、北江，濒临南海和太平洋，自古就与江海交通。考古发现，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秦汉之交，南越国向海外输出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等商品，而番禺（今广州）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晋朝已出现以广州为起点和归航地的海上丝路，对外贸易达15个国家和地区。唐朝“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宋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元丰市舶条法》成为管理对外贸易的第一部官方文件。广州出口大宗商品为瓷器，而进口香料等达410种以上。赵汝适的《诸蕃志》里面记录了经海路与中国交往的57个外国地名。元代《大德南海志》记载了广州贸易繁荣的盛况：“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有152个（一作143个）国家和地区与广州往来。《至元市舶法则》《延祐市舶法则》，鼓励对外贸易，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

明代中后期，大帆船贸易兴起，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广州与欧洲、拉丁美洲、日本长崎、帝汶航线遍布，形成了以广州为起点的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圈。从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形成了每年一月和六月两次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贸易。定期交易会周围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带，成为繁华的外贸商业区。这一时期号称“白银时代”，珠江口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湾区。同时，“西学东渐”“中学西传”，让东西方文明在广州、澳门汇聚。

清代，“银钱堆满十三行”。从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成为中国对欧美国家唯一海上通商口岸，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华式”与“广货”在世界上蔚然成风。大量的铜胎画珐琅、瓷器、广彩等，都是当时中外交流的见证。而广州每年贸易季节开展的贸易交流，也是现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的雏形。

由于地理相近、文脉相通，处于珠江口的粤港澳大湾区，中西文化在此交汇共存，海洋文化、商贸文化在此注入活力，成为中外交流交往的活力湾区，成为现今引领世界经贸与科创的排头兵。愿珠江这条腾飞的长龙，在世界大变局中再现雄姿，再占鳌头。

作者系广州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