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

字数：2600 阅读时间：5min

长期受市场主导，她们以往只能演位于男性凝视下的甜美无害或性感魅惑的刻板女性角色，且年纪大了就无戏可演。在此背景下，不如索性自己创造机会，去塑造那些更为复杂和真实的角色。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女演员的转型“浪潮”为何到来。

▼

（IC photo/ 图）

舒淇的《女孩》上映了，只不过这一次她不是以演员的身份，而是导演和编剧。

尽管她自称当导演是受到侯孝贤的鼓励，这又何尝不是顺势而为的搭上了女演员的转型“浪潮”——从林心如、刘若英、姚晨......再到如今的舒淇，女演员为什么纷纷转型导演、制作人等幕后岗位？

女性导演崛起：

从被动的演员到掌镜者

当演员然后再去当导演，在影视行业其实很常见。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荧幕前的明星更为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在影视行业演员都是极为被动的。而在这个权力场中，真正能够掌握话语权的是导演、制片、编剧等幕后岗位。

好莱坞电影通常采取的是制片人中心制，制片人拥有影片的最终剪辑权。

即便是大导演，也只能让步。比如，大卫·林奇就因被干涉太多，没有剪辑权，甚至拒绝署名，把《沙丘》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抹去。而欧洲艺术电影采取的则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即作者，电影带有很强的导演私人风格，比如说起《四百击》、《精疲力尽》，人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特吕弗和戈达尔。

至于电视剧，则更多采取编剧中心制。

美剧制片人乔恩·富雷曾这么评价编剧的职能：“编剧就是制片人，最初的想法是他们提供的，整个故事是他们创造的，剧本是他们撰写的，他们决定故事的结构和情节的发展方向，他们还参与演员挑选，总之他们直接决定着收视率的高低。”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演员有转型的野心了，对于一个有想法的演员，导演、制片等幕后岗位无疑让他们更能靠近内心中真正想表达的故事和感受。

不过，这也意味着比起当演员，这些岗位要复杂得多。很多同时担任过演员和导演的人都表示过，当导演要比当演员难多了。

此次舒淇在谈及首次担任导演时也说“当一个好演员，把角色的灵魂刻在自己骨头里，其实也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但当导演必须同时保持理性和感性，对小朋友、大人、制片人都是不同的态度，简直和‘精神分裂’没什么两样”。

姜文、周星驰、徐峥、陈思诚.....可以看到转型当导演的演员数不胜数，而这仅限于男演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就只有张艾嘉、陈冲这种极具天赋的女演员才敢跨界尝试。

那是否大多数女演员都没想法，只满足于美美地出现在镜头前？其实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这是因为“从媒介特征、工业体制、生产形态和组织结构上来看，电影都是男性的”。

根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女性电影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年度研究报告《电影最高值》（The Celluloid Ceiling），供职于2017年年度票房排名前250的影片的所有导演、编剧、制片人、执行制片人、剪辑和摄影师中女性占比为18%。

作为职场中的既得利益者，男性管理者相对更倾向于保护男性特权，当然有时是以某种温情的面貌展示，比如“当导演太累了，工作强度太大，女性受不了”。

（IC photo/ 图）

行业裂变：

当性别视角重塑光影

那为何趋势突然变了？可能并不是女性的地位变高了，而是影视工业衰弱了，不赚钱了。

这点从近几年的电影市场中就能看出，2019年暑期档总票房为177.78亿元，2015-2018年间也普遍保持在120亿以上，今年却只有119.66亿元。在电影行业的红利期，拍电影大多数是赚钱的，演员还可以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粉丝去买票观看。

但在衰落期，电影票房大幅缩水，从商业的层面看，拍电影就不再是一个能赚钱的事，甚至需要“为爱发电”。理性的人当然会纷纷撤退。

这个时候，女性的机会反而来了。对此，北大教授戴锦华曾说过一个有趣的类比：在她做过的乡村调查中，如果是一个富裕村，选出来的一定是男村长；在一个贫穷、资源匮乏的村里，十有八九选出的是女村官。

这是因为资源多的时候，分的人也多，女性往往连竞争的机会都很少能得到。在危难时，男性纷纷弃船而逃，需要挺身而出、忍辱负重、做出牺牲的时候，女性就凸显出来了。

选择进入其中的女演员，更多也不是为了盈利。她们已经成名，赚钱不再是她们考虑的第一优先级。

而且长期受市场主导，她们以往只能演位于男性凝视下的甜美无害或性感魅惑的刻板女性角色，且年纪大了就无戏可演。在此背景下，不如索性自己创造机会，去塑造那些更为复杂和真实的角色，可以看到她们选择的题材要不是自己的童年创伤或私人情感经历，比如舒淇的《女孩》、贾玲《你好，李焕英》以及刘若英的《忘了我记得》；要不就是相对私密的女性议题，像是林依晨监制的《失明》、姚晨监制的《我要上青云》，都触及到了同性、女性性欲等小众话题。

这些题材显然不是大众所喜欢的，且大多是文艺片，因此很难获得票房上的成功。舒淇的《女孩》尽管口碑不错，“以私密记忆触发东亚女性集体共鸣”，但上映四天，票房仅两百多万元，预计总票房也就五百多万。

2023年姚晨监制的《脐带》，票房更是只有170万，她早已预料到这样的情形，称“《脐带》肯定不是商业大片，挣钱卖座也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可直到影片开始面向市场，我们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任性的事情”。

当然，这也与观众喜好的转变有关。如今的电影市场，是靠女性观众撑起的，《2024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显示，2024年的购票用户当中女性占58%。

她们不满足于传统的性别叙事，更希望看到更多带有“女性视角”的影视作品”，像是去年国内的爆款《好东西》以及2023年全球票房冠军《芭比》，都出自于女性创作者。

相反，很多男性大导演的作品则纷纷“遇冷”，姜文的《你行！你上！》被称“爹味”十足，陈可辛的《酱园弄》被骂“辱女”，“让女性创作者上桌”的呼声越来越大，而女演员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天然具有优势，此时入局也就不意外了。

当女性成为团队的决策者时，影视行业的整体性别占比也会被改变。

像妮可基德曼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Blossom Films，为女作家、制片人和导演开发项目，在过去8年里合作了27位女导演。这就使得女性角色也会更为复杂，像以往只能承担“恶婆婆”和“慈母”等功能性角色的中老年女性，现在也能作为电影的主角，不是作为母亲或者妻子，而是作为一个自我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女性创作者的春天已经来了？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分校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长期研究显示：2007 年全球女性导演占比为 2.7%，而在后来的 17 年里，这个数字是在增加，不过也就只有 6%——只能说距离在缩小，不平等还是现状。

或许无论是女演员，还是女导演，重点不仅停留在性别占比，而是行业需要更为多元的创作者，才能将观众重新拉回荧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