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8日，辽宁沈阳，一名年轻的求美者在整形外科医院接受眼整形手术 图/视觉中国

“一名负责任的医生不会在医院之外进行任何医美项目的操作，因为所有医美项目都属于医疗行为，无论大小都存在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主治医师郭子懿说。

“除非求美者在韩国当地有非常熟悉的朋友带着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否则风险很大。最关键的是，一旦在海外出现事故或并发症，中国顾客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维权渠道。”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1990年代，当郭子懿还在童年时，他的父亲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彼时整形外科以修复手术为主，他对父亲的职业印象最深的是“下班准时，还能带我去吃小吃”。

多年后，郭子懿成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主治医师。每逢接诊日，他一个早上要看20个号——有人特地从外省赶来，也有人结伴同行，“一上午加起来可能（看）不止40个人。”下午接着就是手术，工作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尝试医美。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年中国生活美容及轻医美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市场规模已达2804亿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816亿元。

入行近10年，郭子懿见证了医美行业从相对边缘逐渐发展壮大。虽然忙碌，但每当患者照镜子发出“哇”的感叹时，他由衷地开心，“算是最有职业成就感的时刻。”

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医美行业仍处于泥沙俱下的局面，监管不力的确是其中一个原因。”他在近期出版的《好好变美：整形美容医生手记》中写道，“对大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一些基本常识，从而免受非正规医疗的伤害。”

不同于以往的医美科普类书籍，《好好变美》中既有一个整形美容科医生的成长困惑、对患者的观察，也有他经历过的医疗事故与反思、他多年行医总结出的“疗效显著且最具安全性”的医美操作公式。

研究美貌经济的社会学者阿什利·米尔斯曾对《南方人物周刊》说，“美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义务——而对于那些有权力、有成就的女性来说，这种义务可能更加苛刻。我曾以为，等到拥有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之后，我能体面地退出这场关于美的竞赛。但事实是，资源越多，我反而能接触到更昂贵的美容项目。”

不同于社会学者的悲观，郭子懿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美变好，这背后的心态不是“否定自我，彻底改变”，而是“我还不错，但可以更好”。

医美的功效被神化了吗？整形科医生有容貌焦虑吗？为什么很多人倾向于跨国做医美？我们的采访由这些问题延展开来。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郭子懿的对话：

我是“正儿八经”的医生

南方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说整形外科介于医疗行业与服务行业之间？

郭子懿：整形外科，或者更准确地说，整形美容科，很多“患者”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病人。他们不是因为健康受威胁而求医，而是出于“变好看”或“锦上添花”的需求。

这类患者一般也会咨询多位医生，最后才作出选择。对他们来说，医生是被“挑选”的对象，而不是救命稻草。因此，能否争取到患者，往往取决于医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沟通方式、方案解释、审美和双方是否契合，以及术后跟进是否到位。

南方人物周刊：这其实跟大家印象中的医患关系不太一样。

郭子懿：在其他临床科室，医生面对的往往是病情危重的患者，甚至要在生死线上抢时间。有时他们可能刚刚失去一个病人，下一台手术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很多医生只能强行“关掉”自己的情绪，不去共情，否则根本承受不了那样的压力。

当一个人不断封闭负面情绪时，往往会一并屏蔽积极情绪。大家看到的那些“冷漠”的医生，并不是没有良心，而是经历过太多心碎后学会了自我保护，以便完成每天的工作。

但我们科室面对的不是生死攸关的急症患者，而是带着轻松、期待的心情来寻求改善的人。我们可以尽情共情，不必背负生离死别的压力。项目做完，求美者（注：出于尊重，郭子懿倾向于把追求外貌提升的人称作“求美者”而非“患者”）满意了，我们也感到快乐，这种成就感是双向的。

南方人物周刊：这让我想到，你一开始做医生时并没想过去整形外科，而是想做一个“正儿八经”的医生，救死扶伤。

郭子懿：学生时期，我看了很多关于医生的书，比如阿图·葛文德的《医生的精进》《最好的告别》，还有《打开一颗心》《心外传奇》等。这些书里的医生几乎都是“从死神手里抢人”的英雄人物，靠高超的技术和冷静的判断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那时候，我幻想自己能成为这样的医生。

但真正步入职场，跟更多同行深入交流之后，我的看法逐渐改变。比如在神外、心外的科室，一个年轻医生可能需要10年、20年，才能独立主刀。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要不断值班、承受压力，甚至要面对家庭矛盾和手术失败带来的情绪冲击。这并非我在书中感受到的“光鲜”，而是沉重的现实。当我打破幻想，才意识到早年的自己有些理想主义甚至不自量力。

我之前怀疑自己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因为在私立医院工作时，那里更强调业绩，医生有很多言不由衷。后来研究生毕业进入公立医院后，我不再为业绩所累，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倾听和共情，也从患者的反馈中获得能量。有些患者从我刚入行时就一路跟随，我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甚至想把他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如今，我不再认为自己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

▲郭子懿 图/受访者提供

从私立医院到公立医院

南方人物周刊：这对大多数整形外科医生来说，是常见的职业路径吗？

郭子懿：很多整形外科医生通常会一路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再选择具体科室。我本科毕业后先进入私立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并不适合自己，才继续读研。研究生毕业后又进入公立医院工作——等于从私立到公立，几乎把所有路都走了一遍。这在整形外科医生中相对少见，尤其是相比那些一路读书的同行来说。

值得一提的是，公立医院整形外科目前的发展已经趋于饱和，竞争非常激烈。大多数整形外科的研究生、博士最终难以进入三甲公立医院，只能去私立机构。

私立医院注重营收，患者的方案往往由咨询师决定，医生比较被动。同时，机构对医生严格监管，他们不能添加患者的联系方式，也不受信任。我在私立医院工作时常常自觉像“流水线工人”。因此，私立医院的医生流动性很高，有的甚至一年换好几个地方。他们的职业发展动力更多来自于个人的流量和名气的积累，很多人通过自媒体、接商业单来打造个人品牌。相比之下，公立医院的整形科医生一般比较“佛系”，几乎不会流动。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公立医院的医生自由度更高。

郭子懿：在私立医院，患者首先接触的往往是咨询师——他们本质上是销售人员，不一定懂医学。咨询师的考核指标是“成交率”，所以，他们会推介项目，突出其效果。管理层通常支持的是能带来营收的咨询师。但在公立医院，医生是直接面对患者的，有更多机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诊疗方案。

南方人物周刊：大家现在似乎更愿意去公立医院。

郭子懿：这取决于患者的需求。比如，有些人追求服务质量和私密性，对价格不敏感，可能倾向于私立医院。如今不少私立医院也越来越正规，医生水平不一定比公立的差。但也有患者更看重被尊重，想跟医生直接沟通，而不是通过中介式的咨询师，这类人往往更愿意去公立医院。

近两年，私立机构的市场份额大幅下滑，而公立医院的整形外科正在迅速扩张。

▲2025年6月25日，上海，参观者在第67届中国（上海）国际美博会上体验美容项目 图/视觉中国

从受西方审美影响到容貌自信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刚刚聊到的变化，整形科这些年来还有哪些变化？患者的需求和心态呢？

郭子懿：我算是见证了两代整形医生的发展。1990年代初，我父亲就从事整形外科，属于国内最早一批整形医生。当时整形外科主做“修复”，比如车祸创伤、烧伤处理，属于整形修复外科，帮助患者“恢复原貌”。

到了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整形需求从修复转向“改变”。那个阶段的国人审美深受西方影响，流行大双眼皮、高鼻梁，很多人甚至带着一种自卑，希望通过整形来“改头换面”，进出整形科常常遮遮掩掩。

2005年前后，风向转变：大家开始接受东方美，更追求“改善”而非“改变”。这一时期手术类整形仍占主导，也是私立整形机构快速发展的时候。

大约2015、2016年后，“轻医美”崛起。注射类产品和光电设备大量涌入市场，人们喜欢不动刀、恢复快的“午休式”医美。在私立和公立医院里，皮肤美容（包括注射、激光等）都成了营收最高的科室。这种变化与一代年轻人的消费观转变密切相关。很多年轻人开始舍得在“自我提升”上花钱，不再只追求名牌包或豪车。他们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自信，跟医生沟通时，诉求也更明确。

不过近两年，医美行业整体出现明显的“消费降级”，整形和皮肤美容科的业绩都在下滑。毕竟相比不得不治的骨折或急诊，医美是可选消费。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自信”，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医美变得越来越“易得”和“刚需”，许多不到30岁的女性已经尝试过好些不同的项目，大家都挺焦虑的。

郭子懿：其实我们的认同是一致的。现在大多数年轻女性做的不是大型手术，比如削骨或隆鼻，而是一些微整形——打玻尿酸、肉毒，或光子嫩肤之类的小项目。这背后的心态不是“否定自我，彻底改变”，而是“我还不错，但可以更好”。

这种趋势一方面是轻医美的“易得”，另一方面，医美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只要一个女性尝试并觉得有效，她可能就会影响身边的闺蜜。过去大家整形不想让人知道，现在反而成为一种可分享的谈资。很多人也会把自己的体验发到社交媒体上，用“亲测有效”来鼓励别人。人总是希望自己变好的，医美会上瘾，修图也会上瘾。

▲2025年10月26日，辽宁沈阳，一名女士在接受整形美容变美后参加T台走秀 图/视觉中国

对医美的认识误区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你对水光针风险的解释，“注射水光针可以突破皮肤屏障，但它同时也会让皮肤处于受损状态，不仅精华可以进入皮下，各种杂质、细菌以及病毒也会趁虚而入。所有宣传都淡化了这一点，导致很多人误以为中胚层注射意味着无创和零风险。”许多医美的风险在宣传中都被淡化了，甚至有些人选择在家注射水光针。

郭子懿：一名负责任的医生不会在医院之外进行任何医美项目的操作，因为所有医美项目都属于医疗行为，无论大小都存在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以水光针为例，常见风险包括过敏、消毒不彻底导致的炎症性肉芽肿等，但这些在广告宣传中往往被刻意淡化或完全不提。那些所谓的“上门打针”或“在家操作”更是高风险行为：家庭环境远远达不到医院的无菌标准，而自行注射或让非正规人员操作，也会使风险大幅增加。

坦白说，你在网上看到的大多数医美宣传都有所夸大——否则它就不会成为广告。就像方便面包装袋上那块肉，现实中你几乎不可能吃到那么大块的肉。

大家的误区在于，对医美能解决的问题期待过高。实际上，脸部皮肤只占全身皮肤面积的3%至5%，但我们往往把大部分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其中，忽略了其余97%的皮肤状态。如果那97%状态不佳，那么再多的医美手段，也只是“头痛医头”，效果有限。

我常跟来面诊的患者说：先培养规律的作息和饮食，改变身体的整体状态。医美能起作用的，是那剩下的3%。如果指望它“一劳永逸”解决所有外貌问题，是本末倒置的。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几年，网上流传一种声音——护肤品没什么用，只能作用到皮肤表层，所以买基础保湿的就行，其余的预算可以用来做医美。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医美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了？

郭子懿：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使用成分更优、技术更先进的护肤品，确实能带来更显著的效果。比如一些护肤品中的肽类小分子结构可以穿越皮肤屏障，被皮肤吸收。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护肤品除了保湿没有其他作用”。不过，基础保湿做好之后，更高端的护肤品带来的提升是“渐进式”的，而非质的飞跃。

医美当然有效，但没办法频繁地做，比如水光针只能1至3个月做一次，只是一项定期的保养。日常皮肤护理依然不可或缺，尤其是补水保湿类产品。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视经济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

护肤与医美并非对立关系，平时保养做好了，医美就是锦上添花，如果平时疏于保养，再多医美也难以“雪中送炭”。

▲郭子懿在工作中 图/受访者提供

整形医生的容貌焦虑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整形科医生会担心自己看起来不够老成或不够年轻，你有容貌焦虑吗？

郭子懿：当然会有，年轻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看着成熟一点；等我成熟了，又希望自己显得年轻一些。我喜欢戴着口罩和帽子，是因为觉得自己头发不够多，嘴巴有点凸。我发朋友圈前会认真修图，也会定期用生发制剂。但这不影响我很自信地接受自己的外貌，只是也不妨碍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尤其是在我的工作环境里，身边经常是年轻、注重外貌的患者和同事，自然也会让我更在意自己的形象。

适度的容貌焦虑是一种动力，就像健身——给身体施加一定的压力，产生微损伤后，它才能在修复中变得更强壮。人也是一样，需要适当的紧张和不满来推动自己。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从不焦虑，很可能是在自我欺骗。

南方人物周刊：你尝试过哪些医美手段？

郭子懿：最近为了宣传新书，我在下巴处打了一支玻尿酸，也偶尔会做光子嫩肤。但我更想改善的问题其实不是医美能解决的——比如我想长高，这显然不是打一针能实现的。对我来说，很多焦虑和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通过规律作息、节制饮食和健身来调整。

▲2025年3月8日，江苏苏州，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医生为一名女士提供医学美容服务 图/视觉中国

跨国医美的风险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有篇报道写国内的年轻人更喜欢去韩国做医美，不仅价格便宜，也可以做一些国内没有的项目。你注意到这种现象了吗？

郭子懿：很多人喜欢去韩国，主要是因为便宜。举个例子，由于关税、流通成本等原因，中国内地公立医院一支乔雅登（玻尿酸）的成本大概三四千块钱，但在香港或是韩国的公立医院，同样品牌的玻尿酸成本是一千块左右。所以许多人如果打得多，会倾向于去香港或韩国——一趟下来机票钱也能省出来。这种心理其实跟代购很像。

但我要提醒的是，除非求美者在韩国当地有非常熟悉的朋友带着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否则风险很大。真正有名的韩国医生，本土求美者都排不过来。很多接中国客人的医生，经验可能没那么丰富，甚至有出来“练手”的。另外也会有中间商赚差价的风险。

最关键的是，一旦在海外出现事故或并发症，中国顾客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维权渠道。如果要在韩国打官司、追赔偿，会非常困难——语言、签证、时间都受限。更现实的是，很多人回国后才发现问题，比如玻尿酸结块、面部不对称等，但原来的医生可能早已联系不上。

南方人物周刊：你也在书中写自己刚从韩国留学回来时，线雕手术在国内如火如荼，但在韩国没有什么医生做这个项目。为什么？在你的观察中，两国求美者对整形的预期和喜好有哪些不同？哪些观念差异比较明显？

郭子懿：韩国其实比中国更早进入一种“自信”的状态，更认可东方美学。我2016年在韩国做住院医师时，韩国人已经普遍追求非常自然、接近“妈生脸”的效果。他们做双眼皮、隆鼻，只要求“稍微改善”，甚至很多双眼皮调过后都还是内双、宽度很窄。

我当时跟着韩国教授回中国，以为他会大受欢迎，毕竟是大牌医生。结果，国内很多求美者在那个阶段完全不能接受“自然到仿佛没做”的效果。他们会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怎么像没做一样？隆鼻只高了一点点，这不值。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教授当时也非常不适应。

现在国内的观念也在变化，开始进入“微调即满足”的阶段。韩国社会更早形成这种心态，医美也更早变得常态化。几乎每个女性都是医美消费者，午饭时间顺便做个护理也很普遍。

说回线雕。韩国不热衷做线雕，核心原因是他们觉得线雕拉提效果僵硬、不自然，面部表情受限，有时还能看到线条的影子。韩国人特别讨厌“不自然的面部状态”。同时，韩国政府对整形外科的监管非常宽松，允许整形医生自创手术并直接用于临床，不必经过长时间的审批。所以，韩国整形行业“百花齐放”，各种小切口、微创拉皮、独创技术层出不穷。医生们能用“小手术”替代线雕，所以不看重线雕这种“拉上去就僵”的方式。当然，这也意味着风险：有些技术可能火一阵子，一旦出问题就被淘汰了。但用在患者身上，风险都是自己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