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语：

近日，东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这一法治政府领域的最高荣誉，标志着东莞法治政府建设正式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南方+东莞法治频道推出访谈栏目《法治政府 莞策十论》，邀专家大咖围绕东莞法治政府建设共话实践经验，共探进阶之路。

访谈专家：

滕宏庆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治营商环境研究院院长

记者：东莞现有188万家市场主体（广东地级市首位），通过信用修复累计为企业解决15201宗问题，还推进“一网通办”“一照通行”等政务服务。从企业法律需求角度看，这些措施在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保障经营稳定性上发挥怎样的效能？

滕宏庆：简单来说，“一网通办”“一照通行”这些政务新政，直接削减的是企业运行的“时间成本”和“程序成本”。它将过去企业需要跑多个部门、提交重复材料、耗时漫长的串联审批，优化为线上一次提交、信息共享、并联审批的模式。这极大缩短了企业从设立到运营的周期，减少了人力、物力支出，让企业能将更多资源专注于市场竞争和自身发展。这对企业来说，节省的不仅是时间，更是巨大的市场机会成本。

而更体现法治温度和智慧的是信用修复机制。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一次非主观故意的失信记录，可能就让企业在贷款、投标时处处碰壁，甚至危及生存。东莞累计完成15201宗信用修复，这不仅是解决具体问题，更是建立了一套允许企业“纠错复活”的法治化通道。这体现了法治的包容性和救济功能，给了企业改过自新、重回正轨的机会，保障了市场主体的“再生能力”，维护了经济生态的活力，这更能体现“善治”精神。

总体来看，东莞这些法治创新举措共同构建了一个让企业进退有据的环境。进，有便捷的通道和明确的规则，可以大胆发展；退，有修复的路径和改正的机会，不至于一蹶不振。正是通过法治化途径，为188万家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可预期、有韧性的发展环境，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从一个理念，变成了东莞企业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

记者：去年东莞行政复议新收案件6048件，调解和解结案1217件，实质性化解了大量行政争议。从复议实务角度看，东莞以程序优化、沟通机制建立等实现高调解率，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对涉企、民生类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减少行政诉讼增量。如何看待东莞全国排名前列的外来人口占比的背景下，推动行政复议、调解和解的创新路径？

滕宏庆：东莞的行政复议创新实践，犹如构筑起一座“法治虹桥”。这座桥不仅连接着政府与市民，更链接着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群体对公平正义的共同期盼。在外来人口占比高的独特城市肌理上，东莞的探索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深刻命题：如何在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构建具有温度感和认同感的治理共同体。

从理论层面看，法治的真谛不仅在于规则的刚性运行，更在于主体间通过理性商谈达成共识的过程。东莞将调解深度融入行政复议，正是将冰冷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有温度的对话，让法治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转变为多向度的社会沟通。这种创新使外来人口不再是治理的客体，而成为法治实践的参与主体，在协商中消解隔阂，在对话中建立信任。

当行政复议既能定分止争，又能促进社会融合，法治就不再是空中楼阁般的抽象理念，而成为了每个居住生活、工作创业的东莞人可感、可触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治理智慧的升华，正是东莞为超大城市治理贡献的宝贵经验。

记者：东莞的示范称号是一个高点，更是一个起点。对于东莞这样一个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定位的城市，下一步法治政府建设最应该攻坚的“深水区”是什么？有何具体建议？

滕宏庆：东莞成功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标志着东莞法治政府建设达到了高质量水平。那么，未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东莞，必须要将法治从一种良好的治理基础，转变为核心竞争力的增长引擎。

东莞法治政府建设不能只满足于“规范”和“保障”，更要追求“赋能”与“引领”。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面对新兴产业和技术爆炸式发展，我们的规则供给如何能做到不滞后、不僵化，甚至能提前预见和适应创新带来的新问题。比如在数据产权、算法治理这些前沿领域，现有的法律框架可能就显得模糊或覆盖不足，这直接关系到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安全感。

所以，我建议东莞可以大胆尝试设立“前沿产业法治创新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更应是一个政策实践的“沙盒”。它应该由政府牵头，但必须深度吸纳龙头企业、技术专家、法律学者的参与，针对像人工智能应用、智能网联汽车等具体领域，共同研讨并试点一些临时性的监管规则和行业标准。同时，要极大强化知识产权的全链条保护，打造一个集快速确权、维权、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最后，一定要用好“数字赋能”，在现有的“物事码”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更精准的合规风险画像，对信用好、创新力强的企业实施“无事不扰”的柔性监管。总而言之，目标就是为创新火种营造一个既安全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法治沃土。

文字/摄影/文案：南方+记者 何建文

设计：孙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