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日，长沙，贺小电的妻子正取下林登·约翰逊的传记《权力之路》。（苏有鹏/图）

编者按：

在中国，为贪腐案件辩护过的律师不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的辩护律师钱列阳，曾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披露案件细节，包括刘志军向他推荐讲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纪实作品《南渡北归》。不过，愿意谈论细节的人越来越少了，低调是他们最被客户看重的品质。

为“坏人”辩护曾饱受争议。1980年电视转播“四人帮”审判，沉寂多年的律师以一种极为现代的方式出现在千家万户眼前，并被老百姓指责是为坏人辩护的残渣余孽。但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建设与逐步成熟，刑事辩护律师的角色正变得不可或缺，司法部门不断提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水平，“坏人”也有辩护权日渐成为社会共识。

这篇报道的主角，早年曾任高院法官，后从事刑辩工作，客户包括几十名厅级官员，所办案件有3起作为典型案例入选《刑事审判参考》。从业那些年，他有着模范般的沉默，而后突然销声匿迹。再出现时，他用了652页的篇幅侃侃而谈。

再之后，他与南方周末记者展开了漫长的通信——字面意义上的通信，还原出一个县中数学老师改变命运的故事，也揭开刑辩江湖秘辛的一角。文中涉及隐私和不便公开的细节，已作必要技术处理。小标题下方灰色字体为信中原文。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胡怡

责任编辑｜吴筱羽

62岁的前“厅官辩护人”贺小电，曾计划翻译林登·约翰逊的传记《权力之路》。约翰逊是一位深谙权术的美国前总统，书中谈到，他还是国会议员时，幽默、健谈，但又有一种自控的沉默，他清楚有人会记下他的话，因此不在任何对话中表明立场。这种自控的沉默，“厅官辩护人”也有，有报道称，贺小电至少为40位厅官及他们的家属提供过法律服务。但就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完整的名单。

贺小电的办公室位于长沙一栋大厦的26楼，书、主席像和巨幅的《沁园春·雪》包围着眼神凌厉的他，有人说他“像一头狮子”。

也许官员们看重“狮子”的往日荣光。2003年辞职前，贺小电任湖南省高院审监庭副庭长，常被邀请到各地法院和培训班讲课，“是法官们的老师”。

他也拥有模范般的沉默，哪怕是帮忙到外地跑腿、递送材料的妻子，也要过很久才会反应过来，新闻中出现的被调查官员，正是丈夫的客户。

17年的刑辩经历，让贺小电掌握不少秘辛。

事实上，在中国，游走于体制内外的刑辩律师很多，有名的也不在少数，曾经也有人乐于向媒体讲述。贺小电不一样，2020年，办完最后一个案子，他销声匿迹，朋友们也被拒之门外。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看到贺小电的名字，已是4年后的夏天。媒体人谭君寄来两本书。书中，贺小电用652页的篇幅，谈了不少过去不愿公开谈论的话题：关于他的客户，关于律师的现状，还有他对司法的思考。谭君说，贺小电变了，他希望得到媒体关注。

之后5个月，从夏天到冬天，南方周末记者给贺小电发了7份采访提纲，他也回了7封信，他变得比《权力之路》里的约翰逊更加健谈——答复总计有185124个字。

1

第一封信：我是谁

您辩护的第一个厅官案件是？（好像是湖南省政府原xxx受贿案）他们当时是怎么找上您的？

想要接触贺小电的人，大多都想知道他为涉嫌职务犯罪的官员辩护的经历。

谭君在澎湃新闻上发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据说，在贺小电的强烈要求下，很多信息被模糊处理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太满意，因为文章保留了一段话：他去过秦城监狱，为一位副部级干部辩护。这位干部曾是他在法院时的领导。

第一封采访提纲，想让他讲讲成为律师之前的经历。这位被采访者，用红色横线划掉了与为官员辩护有关的问题。

看得出，贺小电更愿意说自己的事情，信中，他不厌其烦地从1980年代说起。

那时，贺小电还是湘南盆地一个性格暴躁的数学老师，他能直接在学生胸口按出指印，对自己也异常严苛，冬天的清晨，他要跳进冷飕飕的耒水里游泳——弟弟贺小恒日后对南方周末记者判定，哥哥是要折磨自己。

人生最重要的一天，发生在1990年，他领悟到什么是“平等”。

那年，他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笔试。担心复试时专科学历会被歧视，他提前一周到了北京。学院办公室的老师给了他一位教授的地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微笑应门，把他请到书房，问怎么现在就来了。这位不会说普通话的数学老师，说了关于学历歧视的担心。

“我们不会那样，只要分数过线，会让复试者平等面试。”银发老人提到，刑法学科目中的一道案例分析题，贺小电的回答与标准答案相悖，但说理论证充分，还是给判了高分。

老先生成了贺小电的导师。他是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的程荣斌，在1980年代的严打斗争中，老教授身体力行，维护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利，担任多起案件辩护人。他离世前，最后一篇署名第一作者的论文，是《论废除监视居住的理由》，那时他已经80岁。

在人民大学，贺小电还对一件事印象很深：公检法司，律师地位最低。曾任“四人帮”辩护人之一的周亨元教授，特别讲过法庭布置，说最初的安排，是法官坐在中间的审判台上，两边分别为公诉台、辩护台。但检察官不干，认为自己怎么能与律师分坐法官左右。

在第一封信里，他写下了很多，甚至写到，他和北师大的人比赛吃辣椒，把对方吃到胃痉挛，但全然没有提及像《沁园春·雪》一样富有意涵的事——“厅官辩护人”踏雪无痕，避开了最让人感兴趣的那些经历。

2021年12月26日，长沙，年嘉湖雪景，从贺小电的卧室可以看见这片雪景，但妻子认为他从未看过。（视觉中国/图）

2

第二封信：“我已无法转身”

“黑人的一些用语，按一般义难以解释，上下文若连续使用，翻译过来就感觉怪怪的。”

出发往长沙前，又收到贺小电的几次回信。第二封信里说，2020年，他就退隐刑辩江湖，闭门谢客，专心翻译30本英文著作。这30本书，全都是关于辛普森案的。

O·J·辛普森是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6月，辛普森的前妻和她的男性友人被割喉致死。辛普森有重大嫌疑。美国举国关注该案，警方在南加州高速路上追捕辛普森的电视直播，据称，有1亿观众收看。

贺小电在信里畅谈翻译心得，却不解释为什么翻译——在长沙的一部分律师看来，退隐江湖是个幌子，他是被盯上了。

为官员辩护的故事踏雪无痕，又出现一个新的谜题。

到达贺小电的家，是2024年秋天的一个午后。辩护人沉默地坐在卧室的书桌前，深色木地板让房间显得暗沉。屋里透着怪异，卫生间盥洗池下塞了一箱小说全集，卧室角落装了一间桑拿室。屋子中央，两张床排成长条，像一条延伸的河。窗台的银色保险柜，挡住窗外烟雨朦胧的湖面，屋主让室内保持着异常闷热的温度，完全看不出他曾喜欢浸入冬季的河水。

手机震了一下。沉默的背影发来一条微信：“您好！不好意思，我已经无法转身，所以无法打招呼。”

那篇提及秦城监狱的报道，配图里，他坐在巨幅《沁园春·雪》前，穿着松弛的西装，笑容朴素。难以让人忽视的，是那双打量过无数官员的眼睛——给他推拿过的中医说，看眼神就知道，是个厉害角色。

照片是2012年拍的了。现在，卧室里的他像瘪了的气球。厚重的棉服、长时间静坐导致水肿的脚，把狮子拴在轮椅上。他没法吞咽，白色的营养泵把海带排骨汤和鱼油、益生菌的混合物，通过插入腹腔的软管灌进他的胃。他的信里写，蹲马桶最折磨人，“骨头是钻心的痛”。手指是为数不多还受控制的器官，他很害怕连它们的控制权也失去，每天睡觉前，护工会帮他按摩手指20分钟。

天知道他是怎么打出一封封几万字的长信。

“请坐！”他努力想说话，喉咙却发出一阵模糊、急促的音调。妻子段红霞记得，新冠期间，丈夫想拜托她取下古龙小说《名剑风流》，那个瞬间，这位曾把官员家属骂哭的律师，发出的是一阵模糊、急促的音调。

眼前才是让他隐于江湖的原因，一个至今没有诊断的怪病。

2010年左右，贺小电先后失去对大腿、手臂、喉咙的控制。北京、香港、日本的医院跑了一圈，难以确诊。到2020年，勉强站立都很难。为了让妻子能睡觉，他硬生生调转了自己的作息，夜里工作，白天睡眠——短则十几分钟，长则一两个小时，妻子和护工要来帮他翻身一次。要强的他一度想过去瑞士安乐死，直到翻译辛普森案的念头产生。

在法学界，辛普森案被视为程序正义的典型案例——两次裁决结果截然相反。由于警方证据采集、鉴定上的重大失误，导致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被陪审团裁决无罪。但不久后，民事陪审团判定，辛普森对两人的死负有责任。

中文世界里，与辛普森案相关的书籍屈指可数。2012年前，中国大陆和辛普森案有关的书可以找到两本。其中，《正义的诉求》把云南的杜培武冤案拿来作比较。杜培武曾被指控杀害妻子和一位公安局副局长，逮捕后遭遇刑讯逼供。几年后，随着一个特大杀人盗车团伙落网，才发现真凶另有其人。

贺小电用一种解剖样本的思路，挑选出30本书，作者包括辛普森，以及与案件有关的警察、检察官、陪审员、辩护律师、证人、被害人的家属、旁听的记者和私人警探。

那个秋日午后，贺小电在闷热的房间里，正翻译1996年美国时代华纳图书公司出版的《正义的追寻》（the Search for Justice），作者是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A. Shapiro）。他曾带领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团“梦之队”。

“厅官辩护人”翻译的一些句子，需要读者停下来仔细琢磨：

在OJ案预审中有一个特别的戏剧性时刻，我冒险打破了自己从不询问不知道被问人会如何回答问题的规则。

这些黏稠的词句，和他房间里的空气一样让人呼吸不畅。何况还有不合时宜的室温、电流穿过营养泵的声音。疑惑却没有减少，这个远在美国、远在上个世纪的大案，会和他的职业生涯有什么隐秘联系吗？

2024年11月1日，长沙，贺小电家中，他仅剩下的交流方式是打字。（苏有鹏/图）

3

第三封信：为“坏人”辩护

考虑最低层次的公平公正，只要机械执法、司法就可。但这样一来，就可能违背人们的朴素公平公正观念，如网上经常报道一些货运司机，受到高速收费员的刁难。

在弟弟贺小恒心中，属于哥哥的命中大案，和副部级官员、厅长都没关系——那是早在2004年的事了，时兴的是离开体制，投身市场经济，贺小电也从湖南省高院辞职，转行做律师。

案件是关于一栋建筑的质量是否达标。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阳的衡州大厦发生火灾，之后坍塌，20名消防官兵牺牲。背后的舆论汹涌，牺牲的官兵被认定为烈士，群众悼念，事迹被制作成专题片《风中的野菊花》，登上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公安部春晚。鉴定组认为，大厦严重的工程质量隐患是发生坍塌的内因。开发商因此被捕。

贺小电是开发商辩护团队的一员。

曾经的很长时间里，要承受为“坏人”辩护的舆论压力，是人们放弃做刑辩律师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贺小电律所工作过的律师刘志江，则在那次庭审后决定要成为刑辩律师。

当时他在南华大学念大二，印象最深的是，老百姓热衷见证司法过程，容纳200人的审判大厅坐满了人。

衡阳大火案的结局是，相关人员被判处1年到3年不等的刑期。

这成为贺小电律师生涯的重要起点。但还是有朋友为他离开体制而惋惜。在朋友们眼中，这位前数学老师在省高院正平步青云。很多人不知道，当时他的生活一团糟，经济拮据，被安排下乡扶贫，正处青春期的儿子难以管教，与第一任妻子刚刚离婚。家人提到，关于他离婚的举报信，还寄到了单位。

后来的收入可观太多了。他买第一辆车时，是向研究生同学借的钱。等创办第二家律所前，他已经拥有一辆军绿色路虎，顶配旗舰版，司机肖冬想再砍砍价，他不想等。

市场经济的繁荣，让中国律师更深地嵌入到公共生活之中。2001年，全国人大代表伍增荣和另外36位代表联名提出，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中适当增加法律专业人士的比例。此后，法律界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的数量逐渐增加。

他们也日益活跃。在湖南，贺小电的好友、律师、法学教授邱兴隆，在湘潭大学成立了第一个死刑研究中心。

在湖南，两人据称各占了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的1/3。曾被评为“全国青年杰出法学家”的邱兴隆活成了江湖上的一个传奇，直到2017年去世。他曾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在看守所期间，撰写了上百万字的法学著作，宣告无罪后，重新完成博士学位，走上学术道路，并成立律师事务所，积极介入公共事务。贺小电则相反，他牢牢恪守沉默原则，似乎对公共生活不感兴趣。

也有例外的时刻。邱创办的律所首席律师邓祥瑞，提到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6月，4名刑辩律师因涉伪证罪被刑拘。“我在省律协刑委会任副主任，刑委会商量，发了个声明，呼吁保障律师权利。”刑委会主任是贺小电，邓祥瑞记得，湖南省律协是第一家声援的，“事后，小电把责任都揽下来，很有担当”。

4名律师后来宣告无罪。

再次“出头”，是律所一位知名律师出事，贺小电出人意料地为他辩护。那场被媒体围观的庭审，谭君也在现场，她对贺小电的陈词印象很深。当事人后来免予刑事处罚。

故事停在这里，依然踏雪无痕。南方周末记者强烈要求，要见一见他提供过法律服务的官员。

《三人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年1月

4

第四封信：两位平反官员

谭照华第二次承认时，便在笔录的背面上角上写上了“今天供述的不实，为了保命要出去”的一行小字。（记者注：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原话为“17日谈话不实，为了要出去。”）

什么样的官员会接受采访？这让贺小电很为难。他明确表示，大部分客户的名字，都是不能透露的。

他的同事提醒，可以去找两个人，邓启生和谭照华。原因是，两人的案件年代已久。

邓启生曾是湖南省政府驻珠海办事处主任，在他的讲述中，他更像一个商业奇才，而不是官员。1988年，邓启生调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珠海。湖南省政府每年给办事处拨款2.5万元，剩下的开支，靠邓启生倒卖被海关扣押的冰箱，以及把湖南大米卖到广东赚取。

这种创收的冲动害了他。2000年，他挪用156.87万元公款炒股，被长沙市中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二审以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改判3年。

谭照华的故事同样发生在2000年，当时，他刚完成交班，准备退下来。

此前，他主导了一场改革，把物资厅由行政机关改为企业集团，173名机关工作人员减到59人，集团总资产达到一百多亿元。让他惹上麻烦的，是一个5万元的红包。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0年春节前，某人为感谢他的关照，并谋求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关照，到谭家送了5万元。

后来，贺小电在卷宗中发现，谭照华及其家人、送钱人之间的陈述，不仅相互矛盾，而且前后矛盾。一份笔录背面，甚至还有谭照华写的小字：“供述不实”。

谭照华被认定犯受贿罪。另外，他授权的一次借款炒股行为，也被认定为挪用公款罪。2003年，湖南省高院二审认定，二罪成立，执行有期徒刑8年。

出狱后的两人，都找上了贺小电。

重启一个当事人已结束服刑的案件并不容易。此前，邓启生的再审已被省高院、最高院驳回。

贺小电有自己的办法。他起草了一份建议，让邓启生找省人大代表签字，要求重新审查。

普通人找省人大代表签字或许有难度，邓启生不一样，他担任过干部调配方面的职务。

至于谭照华，都轮不到贺小电给他想点子。他的老同学中有不少高级官员，得知案件后都很关切，为他奔走。一位有身份的老者约贺小电到他办公室聊案情。那次谈话，两人聊到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何难以在公民，甚至司法人员心中扎根”。

两位官员的案件都涉及省高院，基于回避原则，贺小电让团队其他律师出面代理。谭照华仍有很多顾虑，到了最后关头，他选择和另一位有政治身份的律师合作。

两人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被改判无罪。

见到谭照华，已是他获得平反13年后的秋日。衡阳的一个小区里，这位85岁、体态臃肿的前厅官正带着妻子，要赶往一位九十多岁老干部的家——他至今仍在申诉，他要让这位文笔好的前办公室主任，在“充分领会上级精神”的前提下，再为他写一份申诉材料。他很感激贺小电对他的帮助。

谭照华的诉求是补发拖欠的退休工资，按照他的说法，这笔钱，不算利息有上百万元了。妻子说，老人一睡醒就要写申诉，材料堆了半个屋子，他不停地写，她不停地扔。

“这笔钱要能申诉到。他想建一个雷锋学校，还要为衡阳冶金机械总厂的老职工改善居住环境。”妻子感慨，谭照华仕途的起点，就是这个工厂。

另一位平反干部邓启生看起来闲适很多，他75岁了，玩乐器、每日炒股——他说这叫死性不改，他从人生跌宕中吸取的教训是：“我奉劝周围的后辈，可以考公务员，但不要做官。”

离开衡阳前，谭照华的妻子提到，刚开始，会有四五个朋友陪他去争取，后来人越来越少。2024年秋天，只有她和丈夫了，北京的老友们也都退休了，有人委婉地提醒他，不要活在过去。

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滞留在过去了。对2000年前后的事情，他俩能轻易说出时间、对话内容，谁在什么场合批了什么条子。临别时，谭照华送来一袋厚厚的申诉材料，一本合集中，最新一份文件来自1996年7月。

2024年11月4日，衡阳，仍在坚持申诉的谭照华。（苏有鹏/图）

5

第五封信：律师还能做什么

他的爱人每次见到我时，从来不关心丈夫可能会判处的刑罚情况，而是能保留多少财产。

刑辩律师很久以前就是这个世界的“刺头”。1730年，法国王室谴责了一份由40名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一位王室顾问建议，要把律师投入巴士底狱。律师随即罢工，让法庭停摆，王室不得不妥协。

多年后的同行们还有其他遭遇，例如“会见难”。贺小电律所的兼职律师陈文曲，在办一个厅官案子时，检察院担心律师串供，十分警惕律师会见当事人。“没有一点人脉资源是很难的”，陈文曲动用了某大学校友的身份，才让一位检察院的校友同意了会见。

到2011年，陈文曲彻底走向学术，他如今是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专心留在实务界的贺小电则感觉到，那个时期，他的业务量开始步入小高峰。

或许，会见难对这位省高院前法官来说，不算大问题。

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思达对此有一种很精妙的解释，他引入一个叫“政治嵌入性”的概念，用来描述那些曾在公检法司任职的律师。他们会利用政治资源解决难题，他把这样的人称为“实用主义经纪人”。刘思达向南方周末记者举过一个例子，关于一位浙江的实用主义经纪人如何化解会见难：直接打当地公安局局长的电话。后来，公安局把与犯罪嫌疑人阻隔的玻璃撤下了。

业务量步入高峰的贺小电，和他的三人小团队奔波于湖南各地的看守所，尤其是春节前的二十天，他要确保每个当事人都能见上。在那辆绿皮车里，贺小电坐副驾，后排通常是律师林小兵或杨章保，车里循环播放着《沁园春·雪》等诗词的朗诵或刀郎的歌。

“会见当事人也是一种服务。”对于律师能做什么，贺小电掌握了一种市场经济的思维。

那时的他有种把这段行程贯彻到职业终点的决心，慰问客户，倾听隐秘且无法公开的心事。但短短几年后，瘫痪在家的他也成了被慰问的对象：2025年春节前，湖南省司法厅领导一行到了贺小电家中。根据湖南省律协的报道，领导对其长期致力法学理论研究，带病坚持学习、工作的精神表示赞赏，感谢他长期以来在帮助青年律师成长、支持律师事业发展、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要是还在体制内，他或许将过上另一种生活。他的一位在省高院的前同事，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自己如何把沉默贯彻到底，他当法官后，立下三个誓言：不写文章，不讲课，不写日记。他一边说，一边做出梳头的动作：“每天睡之前，强迫大脑忘掉工作信息”。

离开的贺小电，和体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样在2011年，一位官员的家人，经人介绍加入贺小电的律所，主做非诉业务。一位省高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曾和贺小电合著过书，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法官得和律师保持距离，他既没有贺小电的微信，也没有他的电话。

奔波在路上的绿皮车，肖冬记忆最深的还有一段固定行程。有8年时间，贺小电和肖冬会一起去茅台镇，每次购置能装满整辆车的茅台。有时，肖冬还得把包装拆掉，塞到座位下。

去茅台镇这事，是一次晚宴后，贺小电在第五封信中主动提及的。

借着采访的名义，他陆续邀请老友们吃饭。老友们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见大家，大部分人也都不知道他在翻译辛普森案。和贺小电编纂过不少教材的一位法学教授倒是记得他提过翻译的事，但“只说想翻译一本小说”。

这些中年男人见到贺小电现在的模样很不是滋味。饭桌上，他没法吃饭和说话，只能用模糊、急促的音调应和着大家，碰上不吐不快的话题，就在手机上按出文字。

那次，旁听过衡阳大火案的刘志江，忽然话锋一转，说“厅官辩护人”要成绝唱了。理由是如今的年轻律师，很少掌握像贺小电们那样的人脉资源。另外，氛围也变了。

像邓启生那样找人大代表的路也走不通了，2010年修订的代表法规定，“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官员变了。刑期可能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了。官员家属关心的问题也变了。他说到某个官员，“他的爱人每次见到我，从来不关心丈夫可能会判处的刑罚情况，而是（关心）能保留多少财产”。

律师能做的事情自然要“变”。邓祥瑞曾为一位副市长辩护，对方担心，请他辩护会让有关部门不高兴。“我和他说，你放心，有些话你不方便讲，你就别讲，我也不会提问题，就让我独立辩护。”开完庭后，那位戴着手铐的副市长，悄悄给邓祥瑞竖了大拇指。邓祥瑞意识到，提供情绪价值变得重要了。

事业也变了，早在2014年，贺小电的律所，老牌子连同破产清算管理人执业资格，转给了三年前新加入的那位律师，这也为之后的麻烦埋下伏笔。在财新网2025年8月的一篇报道中，灰色地带被掀开一角，在衡山县2014年的一桩破产案件中，出现了贺小电的身影。时任县委副书记向法院和下属数次打招呼，要对方关照律所转让后当时失去相关资质的贺小电团队，参与破产管理人选聘。

老友们断定，贺小电翻译辛普森案，是在变幻的世界里，为自己寻找一个桃花源。

6

第六封信：最后一案

“人们不再认为，我们这些刑事辩护律师系人们权利或者宪法权利的保护者，甚至进一步认为系罪犯雇佣的枪手，收钱后便想方设法‘为那些家伙脱罪’，于是不再在乎我们。”——罗伯特·L.夏皮罗、拉金·沃伦著：《正义的追求》

连日来与老友们的见面，让贺小电心情很好，他说自己终于睡了个好觉。第六封信里，他罗列了很多故事，仿佛命运给所有行为都标好了价格，而他是那个记账员。

老友们以为，“厅官辩护人”面对这一切游刃有余，但贺小电说，他也经历过不止一次“会见难”，印象最深的一次，连续八周申请，“直到检察官感动才让见”。

“阅卷难”也遇到过，五十多本卷宗，某地检察机关不允许拍照，只能复印，那是社交媒体刚刚火热的2014年，曝光后，事情才得以解决。

第二年，全国性的《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出台。问题和进步都在继续，律师们仍在和“窗口态度”“纸质复印”“卷宗调取权限”较劲。到2023 年，最高检、司法部、全国律协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要求检察机关通过12309平台集中受理律师阅卷、会见、调取证据等申请，做到“件件有回复”。

在一线，权利的实现仍需依赖具体人的理解与执行。

这些事情让他疲惫不堪了吗？从小到大和父亲聊不上几句的贺律川，在三十多岁的某天，把一条时政新闻转给深谙权力的父亲，希望能开启话题。结果，轮椅上的父亲严肃地回复，这些新闻，不是他该关注的。

到了2020年，也就是他退隐江湖、开始翻译辛普森案的那一年。“记账员”发现，自己也要为记的账付出代价。他在一个处级干部的案子后，结束了职业生涯。

接下这个案子，是因为他缺钱了。

缺钱和更早的一个案子有关。当事人是个包工头，向政府索要工程款，证据清晰，且愿意按工程款的8%-12%支付律师费。被告方政府的法制办主任也是熟人，每次到长沙，贺小电还得宴请他和为他女儿看病的医生。案子的结果是，包工头拿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款。

不久后，当地政府在另一个需要向原告支付超过2亿元的诉讼中，注意到藏在背后的法制办主任。调查结果惊人，其先后在多个案件中炮制了有利于原告的伪证，其中就包括贺小电经手的这一个。律师费很快被认定为“赃款”。贺律川说，那笔钱，贺小电已经用来给家族后辈在长沙全款买了房。

2019年1月，贺小电正愁着退赃，缺口有两百多万元，研究生同学——当初借钱给他买第一辆车的人找来了，说了一位湖南某地原主政者的案件，做得好的话，能收一笔“比较高的律师费”。

案件主人公，初始学历是中专，35岁跻身省管干部，2018年在任上被查，之后，其情妇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涉案金额超过6000万元——是贺小电接触过涉案金额最高的省管干部。

家人很担心其被判无期徒刑——在民间，减刑假释政策的存在，让“无期”和“有期”之间有一个复杂的比较公式。近年来，司法部门对减刑假释不断收紧，但依然有人对此心存想象。对这个案子而言，在他们看来，理想状况下，两者可能相差10年。

同学让贺小电报个价，贺开出百万元律师费。“就像推荐医生，没有人想去小诊所，都想去权威朋友推荐的三甲医院，”贺小电律所的一位律师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时，还眨了眨眼，“何况他们患的还是最难治的病。”

2019年春天到来之前，贺小电见到了该案当事人。比想象的年轻一些，浓眉大眼，眼神有些忧郁迟疑，“不像当过地方主官”。

贺小电隐约听到要判无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或许也让当事人情绪崩溃。接受问话时，当事人支支吾吾，检察官怀疑他和律师串供。贺小电说，自己只能安慰他，两人没做违法的事，不用担心。

每隔二十多天，其家人都会来拜访。对方十分阔气，送了两箱茅台生肖酒，还说可以先“借”200万元去治病，让他放心钻研案子。贺小电婉拒。对方又说要介绍一位老中医，也被婉拒。

2020年，当事人被判有期徒刑。贺小电拟定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采纳了一条，没把一笔300万元的利息计算为受贿犯罪数额。

然而，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律师费又一次没收全——县官也会拖欠律师费。

2020年之后，贺小电的身体已无法支撑长时间工作，精神也一下垮了。一次，贺律川在友人的手机上看到，有人拍了贺小电的照片，评论说，居然还有这样的律师。儿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地时间1995年6月15日，美国洛杉矶，辛普森被检方要求戴上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血手套，但那个手套太小，于是辛普森站起来展示一副同款特大号手套。（视觉中国/图）

7

第七封信：辛普森死了

从辛普森有关书籍的翻译中，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刑事诉讼理念、程序设计、做法，与我国的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琴岛”是一家创办于1993年的歌厅，装修十分老派，舞台上方有一个巨型贝壳，前排观众席是半围合的红色丝绒卡座。这家老牌歌厅离著名的橘子洲不远，但很少出现在社交媒体的打卡推荐上。它更像是中年人的绛红色旧梦，演出长达两个多小时，融合了热舞、小品、歌曲。一位会立骰的魔术师，炫耀着自己在意大利米兰创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遥远的2007年。

早年，外地朋友来了，贺小电会陪着来这里。如今，他又把前来接受采访的老友们约到了这里。为了安置轮椅，工作人员搬开了一整个卡座。在无人注意的时刻，他跟随音乐摇动着头。

卸下沉默的“厅官辩护人”，变得和周围格格不入。

老友大部分是衡阳老家的公务员，佩服老乡在省城混得游刃有余，一位退休的环保局局长称，他受到贺小电的鼓舞，退休后也做了律师。他们不知道贺小电办过的最后一案及其苦闷，也不知道蹑足于钢丝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老友们只知道，这是一次关于翻译辛普森案的采访，可惜，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辛普森案是什么。

在第七封信里，贺小电这样谈到辛普森案：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打击犯罪乃是司法唯一的目标。刑事案件发生后，采取究问式诉讼模式，由各级主要行政长官主动追究、坐堂问案、有罪推定。被告人作为被追究审判的客体，不存在反驳辩护的权利，只有认罪招供的义务，刑讯逼供现象横生。

之后，他赞扬“一些精美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这让他更难被老友们理解。一位退休不久的高级法官批判：美国的司法体制把法官隐于陪审团之后，由陪审团作出的判决，任何人无法推翻，哪怕公众要指责判决不公正，也不会批评法官，“被害人的正义又该谁来维护？”

桃花源变成了某种执念吗？信里，他提到不少西方的优越之处，包括一则关于飞机在美国驻外军用机场迫降的轶事——早已被证伪。后来，当南方周末记者向他指出这点时，他辩称，自己从来没有崇拜“他们”，只是“对一些做法表示赞美”。

至于辛普森本人，2024年4月10日，在南方周末记者听说贺小电名字的一个月前，已经死于癌症，终年76岁。

消息传来时，很多人都以为辛普森早就死了。毕竟，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案子了。

2024年10月21日，长沙，贺小电（左一）在琴岛歌厅。（苏有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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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25年春天，稿件的采访、写作、修改几经反复，贺小电很担心。之后有一天，他忽然罗列了一份名单，名单上是他提供过法律服务的客户们。

几个月后，10月15日，秋天的一个下午，贺小电因病在长沙家中去世。

2012年，长沙，贺小电坐在挂着巨幅《沁园春·雪》的办公室里。（受访者/图）

（感谢南京大学庄永志老师、卢义杰律师、丁伟、钱昊平、谭君对本文的帮助，南方周末实习生杨若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