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家杨振宁因病逝世，中国乃至全球科学界为之扼腕。而在看到清华大学讣告的那一刻，两次采访杨振宁的往事，突然在脑海里清晰起来了。

第一次采访是在2017年4月。他专程从香港乘车到东莞，参加其担任名誉校长的东莞理工学院建校25周年活动。抵达住处后，休息半小时，他开始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走进下榻的房间时，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衣着朴素，浅蓝色条纹衬衫，米色裤子，腰间的黑色皮带尤其显眼。他站起来笑着握手，说：“我们不坐沙发，坐桌子那边，这样离得近些，好聊天。”  

杨振宁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有人认为，其学术成就足以比肩爱因斯坦、牛顿。为了做好这次采访，我们准备了一段时间，既阅读了传记，也查看了过往报道。

刚在桌子边坐下，他马上抛出一个问题：“现在媒体都在讲融合，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做新闻报道的团队，融合就是在呈现形式上融为一体。像今天采访您，新闻报道既有在《南方日报》报纸上呈现，也会在移动端南方+全网推送。”我们思考后回答。

他点了点头，示意开始采访。此后的一个小时里，他不时使用几句合肥方言、美式英语，回答恢复中国籍、科技发展、中美教育模式对比等问题。  

谈及国籍问题，他说，父亲到临终时都没有饶恕我放弃中国国籍。2015年春天，他放弃了美国国籍，直到2017年2月，按照规定从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也是第一个案例。 当然放弃美国国籍也不容易，因为它给了发展研究工作非常好的机会。

说到科学发展，他自信地说，大家公认“杨—巴克斯特方程”和宇称不守恒原理等几项研究成果非常成功。可是，现在还没有应用，相信未来50年不会有，几百年后可能会有。  

当我们问他，一生获得众多荣誉，也有许多身份，最喜欢哪个？他沉思了一会，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却说了让我们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番话——

30年前，有人问我一生所做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说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状态。今天我95岁了，如果非要我总结一下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正确的回答。

第二次见到杨振宁是在2018年5月，地点在清华大学科学馆二楼办公室。这是清华大学的早期建筑之一，建于1918年。

那天，办公室门一打开，他端坐在会客桌前。

一年后回访的东莞理工学院师生，向他展示了由世博中国馆设计师何镜堂院士团队完成的杨振宁教研楼设计模型，并提议筹办国内首个“杨振宁创新班”，以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试验田。

对这两件事，他欣然同意：相信你们一定能办好！

我们留意到，办公室墙上，有两个陈列品——

一个装裱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书法作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

另一个装裱了《石溪通讯》头版报道，标题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记录了他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发表的演讲内容。

两个陈列品恰是杨振宁世纪人生的真实写照，既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有世界级的学术成就，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南方+记者 吴少敏 张梓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