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世界 · 中外论哮喘丨上皮因子靶点——重塑重度哮喘治疗新格局_南方+

　　引言：

　　哮喘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这导致患者对同一治疗的反应存在差异，部分患者难以达到良好控制。随着对哮喘发病机制的理解深化，位于炎症级联反应上游的上皮源性“预警素”，包括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白介素-33（IL-33）与白介素-25（IL-25），正逐步成为重度哮喘精准治疗的新靶点。本期“对话世界·中外论哮喘—专家访谈”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汤葳教授作为采访人，围绕哮喘的现状及治疗痛点、机制进展与干预时机等关键议题，与密歇根大学Njira Lugogo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黄克武教授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赖克方教授三位专家共同探讨。

　　对话一：哮喘治疗现状与未满足需求

　　汤葳教授表示目前临床上哮喘的控制率并不理想，很多患者发作频繁，生活质量受影响。因此她围绕“当前哮喘治疗路径下患者的未满足需求”与黄克武教授、Njira Lugogo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黄克武教授表示，目前我国哮喘总体控制率仍不理想，约有一半的患者哮喘控制不佳，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明显下降。重度患者急性发作频繁、口服糖皮质激素（OCS）依赖显著[1]。主要挑战包括：①疾病异质性高，约50%–70%为2型炎症（T2 high），但表型复杂[2-3]；②非2型炎症（T2 low）患者缺乏有效靶向治疗[4]；③临床缺乏动态炎症分型与精准决策体系。Njira Lugogo教授指出，美国哮喘的疾病负担亦十分沉重[5]。重度哮喘患者中超一半控制不佳，会出现急性发作[6-7]。哮喘为多通路协同作用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单一靶点治疗难以全面覆盖[8]。未来研究正转向炎症早期环节，尤其是上皮预警素等上游驱动因子，以期实现更加全面的干预。

　　对话二：上皮预警素作为新治疗方向的机制优势

　　汤葳教授围绕“TSLP、IL‑33、IL‑25作为上皮源性炎症因子在哮喘中的机制意义”采访了赖克方教授与Njira Lugogo教授。赖克方教授指出，TSLP、IL-33和IL-25是气道上皮在刺激后早期释放的炎症“前哨信号”，可激活树突状细胞与2型固有淋巴细胞等，联动固有与获得性免疫，驱动多条炎症通路并维持慢性炎症[8-10]。靶向这些上游因子的治疗代表了靶向策略从下游细胞因子抑制向源头调控的转变，具有更广泛的表型覆盖与更稳定的疾病控制潜力。Njira Lugogo教授表示，上皮预警素在过敏原、病毒及污染刺激下迅速上调，是炎症反应的“点火器”。由于其位于炎症上游，可同时调控2型与非2型通路，对炎症特征不典型或存在多通路交织的患者，靶向上皮因子有望实现更全面的机制干预[11]。

　　对话三：哮喘治疗中生物制剂的启用时机

　　最后，汤葳教授就“重度哮喘的治疗优化与生物制剂早期应用策略”与黄克武教授和赖克方教授进行了探讨。黄克武教授指出，中剂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控制不佳时，在综合考量药物可及性和经济可负担性的基础上，临床上常选择增加药物剂量，但很大一部分患者对升高ICS的治疗反应并不明显，可能提示部分患者已发生气道重塑与不可逆损伤[12]。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2024年《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建议此类患者应结合表型、内型及共病情况选择生物制剂[13]。研究证实，较早启用生物制剂可降低急性发作、改善肺功能与生活质量，并减少OCS依赖[14]。针对具备多通路调控作用的上游靶点的干预策略有望惠及更多重度哮喘患者。赖克方教授补充，临床中很多患者均存在升级到高剂量或附加LAMA仍然控制不佳的现象，因此在药物可及性与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使用生物制剂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会起到积极作用，可进一步降低患者急性发作和口服激素剂量[15]。

　　总结

　　本次讨论中，三位教授分享了在哮喘机制研究与治疗领域的深刻见解。从疾病机制的深入理解到临床应用策略的前移探索，汤葳教授也表示哮喘治疗正在迈向“更早识别、更精准干预”的新时代。作为“炎症启动者”，上皮预警素位于炎症级联的“源头位置”，具备跨通路调控与广泛人群覆盖的潜力，有望在重度哮喘管理中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