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地处东江上游，作为“三省咽喉、四州门户”，此地自古以来便是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坐落于老隆镇华新路的福建会馆，是清代闽籍坐贾行商投资兴建的同乡会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800余名滞居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急。1941年至1942年，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廖沫沙、胡风等困居港九的文化名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穿过日军封锁线，经由龙川老隆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

坐落于老隆镇华新路的福建会馆，是清代闽籍坐贾行商投资兴建的同乡会址。

茅盾曾称“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老隆福建会馆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之一，是文化名人赴内地的重要中转站。

福建籍商人筹资兴建同乡会馆

位于东江之畔的老隆、佗城两镇，旧时商贸发达，是由闽入粤的交通要道，亦是两地重要的物资交流中转站。位于县境南部的老隆，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处水陆要冲，历代为军事要地。老隆集市贸易历史悠久，1376年设埠以后，便以农历一、四、七日为圩期，市场逐渐繁荣。每逢圩日，周围几十里及河源、五华、和平、兴宁等邻县乡民商贩均来赶集，县内各乡镇的土特产、农副产品多在此集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老隆是东江上游的商业重镇。

在佗城镇佗城村南门，还有一始建于清代的龙川县商会。该商会是当地商人为“联络各方信息，共谋求存之道”而建造。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潇峰介绍，当时佗城是县城，属政治、文化中心。而老隆水路较佗城更为宽阔平缓，装卸货物条件较好，很多福建人在此做生意。

明清时期，水路交通日渐发达，会馆也应运而生。清末，福建籍商人为了加强贸易往来和联络乡谊，于1860年筹资兴建同乡会馆。三进院落式布局的福建会馆，分上中下三个厅，有天井二、房间六。

福建会馆的建筑样式，有可能参照五凤楼的制式。

“福建会馆的建筑样式，有可能参照五凤楼的制式。”吴潇峰解释，福建土楼主要有五凤楼、方楼、圆楼等形态。其中，五凤楼形制的土楼有明确的中轴线，通常具有“三堂两横”的布局结构，带有北方四合院民居的布局特点。五凤楼下堂、中堂、后堂及两侧横屋的屋脊呈舒缓上翘的曲线，像五只振翅欲飞的凤凰。

福建会馆前天井两廊镶有20余块有关会馆兴建捐款等事项的碑刻，包括刻于清同治年间、由王友鹤撰写的《创建隆福堂记》碑刻1通，刻于清光绪年间、由王友鹤儿子王绍经撰写的《重修老隆福建会馆记》碑刻1通，以及自清代至民国时期福建会馆捐建相关碑刻25通。

作为福建会馆的创办人，王友鹤为福建永定县人，被福建商人请到老隆来做老师，兼营烟丝生意。王友鹤中举后，57岁时才获得实缺，被任命为福州永福县训导，两年后以病假请归，逝于1878年，享年60岁。

王绍经于1897年在顺天府应乡试中试，次年录为候选知县，但久不见举，遂绝意仕途，转赴马来西亚经商和从事教育。其间，他积极动员当地侨胞回国兴办实业，并因此与永定爱国侨领胡子春结为知交。1910年底，孙中山为组织准备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来到南洋。王绍经代表胡子春与孙中山见了面，并给予巨额资金支持。晚年，受龙川县福建商界人士力邀，王绍经前往龙川，赓续先父王友鹤创建的福建会馆事业。在担任福建会馆主席期间，王绍经召集同乡出资修缮福建会馆，为龙川福建商界兴旺作出积极贡献。

福建会馆前天井两廊镶有20余块有关会馆兴建捐款等事项的碑刻。

香港文化名人赴内地重要中转站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许多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国民党进一步的迫害，纷纷辗转来到香港。1941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800余名滞居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急。在广东省委组织领导下，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和后东特委精心安排部署，从水陆两路，东中西三线转移滞港的文化名人。

当时，粤汉铁路不通，文化名人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有先走水路到老隆。老隆地处交通要冲，往西可到韶关，经湖南省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西南、苏北。因此，众多自香港退到抗战大后方的难民，都要经过老隆。

“老隆福建会馆旁原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及河唇街的‘侨兴行’，这两处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联络点，连贯常住这里。”福建会馆讲解员张秀群介绍，特别是“侨兴行”，与国民党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起一张很好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龙川党组织在后东特委的直接领导和连贯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黄用舒的内部关系，使抵老隆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入住事先准备好的旅馆“义孚行”；又斥资从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买来数百张的“难民证”，送给文化界精英，让他们顺利入住事先准备好的旅馆；利用“侨兴行”驻老隆办事处的汽车，让文化名人顺利通过国民党中统特务所设的4个运输检查站，安全抵达韶关曲江，再转移到大后方。

据不完全统计，经老隆护送出去的著名文化人士就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300多人。至1942年冬，在广东地方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先后秘密救助滞留香港的文化精英及其家眷共800多人。

作为营救路线上的中转站，老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曾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的老隆福建会馆，于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亦被布置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时期当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陈列室。

“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

“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成熟了。这时候，敌人还封锁着香港和九龙的交通，我们须得偷过这封锁线，然后再从陆路回祖国……”

“我们必须走另外的路线出九龙，这另外的路线上满布着一些‘绿林好汉’统治的区域，如果不先打好招呼，此路一定不通，而当时‘华洋各界’其威望足以说服这些‘绿林好汉’们的，只有东江游击队，这当然须要几天的工夫去布置的……”

茅盾《脱险杂记》一书收录《劫后拾遗》《生活之一页》《回忆之一页》《脱险杂记》《虚惊》《过封锁线》《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八篇文章，详述太平洋战争香港的沦陷，战争发生后作家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当时东江游击队怎样保护文化人脱离日寇控制下的香港，平安地到达桂林的经历。

茅盾《脱险杂记》。

当然，除却惊心动魄，茅盾亦有不少闲笔，展现文化人脱离虎口时的闲情逸致、苦中作乐。

“虽然‘招待员’叮嘱我们不要上街头去，然而门外就是闹市，不去张望一下，如何耐得住……街上全是摊贩，各种各样都有，卖零食的小贩尤其多。人群拥挤，几乎挪不开步子。附近就有几个赌台。我们也去观了光。后来，走到一个临时性的露天大市场，这可真把我们诱惑住了。这里什么都有——自然以食品为最多。但结果我只买了条绳子。”

“卧室内有两张大床，有人劝我睡午觉。可是我们发见了一副很漂亮的马将牌，就打牌消遣。”

“最使我吃惊不小的，是大厅四壁上端的壁画——这是十足的‘国粹’，全部《三国演义》的插图，五彩辉煌，当然出于泥水匠人之手。在我们家乡，墙壁上画着五彩的《三国演义》之类的只有神庙，祠堂也不作兴如此的。”

有趣的是，在《归途杂拾》一文中，茅盾单辟章节描绘老隆其时的兴旺：

“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鲨鱼涌还是‘自由港’的时候，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之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其余全是湫隘的旧式街道。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店铺，全镇只有三四家理发店，其简陋也无以复加；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离惠阳三十里的一家杂货店里朝外贴了一副红纸的对联，上句是‘目下一言为定’，下句是‘早晚时价不同’。当时看了，颇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听到曲江的汽车票价，这才知道这两句话倘以形容老隆的车票行市，实在再确切也没有了……至于掮客向司机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机先生的高兴了。”

【参考文献】

河源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河源江河录》，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陈建华主编，《河源市文化遗产普查汇编龙川县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茅盾著，《脱险杂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方+记者 李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