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英雄：揭秘二战期间粤港版的《虎口脱险》 | 战友 ②

这是一支美国总统向他们致谢、英国王室向其代表授勋的中国部队。他们全称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下简称‘港九大队’）”。

二战期间，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活跃在广东、香港两地，是唯一的、成建制地持续抵抗日军的部队。

他们在日军的层层封堵下，惊险地救出数十位盟军战友。这些战友来自美国、英国、印度、丹麦……

1966年，达妮埃尔·汤普森等主演、讲述二战期间法国人营救英国空军飞行员的电影《虎口脱险》火爆全球。但这发生在广东、香港地区，多次实施的大营救，却鲜为人知。

日前，South记者随着一位获救盟军后人重访其父亲的香港“逃生之路”，一起揭秘这支部队和在广东、香港上演的《虎口脱险》。

大卫·克尔与英国友人重走“营救克尔”之路。

“那个小男孩救了我”

“这个山洞在我父亲早年生活中太重要了，对我们全家也意义重大。若不是当年有人营救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的家人也不会存在。”8月下旬的香港，烈日炙烤，但在观音山的一个山洞旁，浓密的树荫下却沁着一种难得的凉意。这在美国人大卫·克尔眼里，恰如81年前港九大队给予父亲唐纳德·克尔的“安全港湾”。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抵抗18天后投降。香港于12月25日沦陷，从此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极其艰难的岁月。翌年10月，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首次空袭占据香港的日军。

美军空袭香港资料图片

1944年2月11日正午，第十四航空队向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发动突袭。战斗中，中尉飞行员唐纳德·克尔的飞机被日军击中起火，座舱顿时浓烟滚滚，火势瞬间四处蔓延。

情急之下，唐纳德·克尔被迫跳伞。而在他的下方，启德机场的日军正准备活捉他。这时，一阵风吹来，他成功调整了降落伞方向，向启德机场东北方飘去。日军见状，随即派出大批士兵向山上驶去，一场大搜捕拉开了帷幕。

唐纳德·克尔降落在一条山间小路，遇到了那个终生难忘的小男孩李石——港九大队的“小鬼”交通员。

“我回过头，一个小男孩拼命拉着我，仿佛要告诉我什么。这便是那个Small  boy，头戴一顶崭新的西式大毡帽，穿的是寻常的中式外衣，双脚穿着粗糙的胶鞋，膀上斜挎着一支镀镍的长形型信号灯，坚毅的神情中带着一丝惊觉，他将在我接下来的逃生之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克尔日记》

李石

“克尔见到我后，掏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说要找中国游击队。我说，我就是。”李石生前口述的这个细节也在他儿子李瑞零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李瑞零告诉South记者：“我父亲见到克尔时，他刚好降落在狮子亭，而且想找游击队。父亲冲上前，拉着克尔的衣袖告诉他，九龙那边是日军驻地，要向西贡东面逃离。”

李瑞零说，两人随后快速离开。日军很快封锁了山路，四处派出小分队分山头搜寻。“枪声、叫嚣声逼近，克尔察觉危险立刻拔枪，可他一只手严重受伤，没办法操作枪，便叫我父亲一起抓住那支枪，两人合力上膛随时准备自卫，之后我父亲把他藏进一个坑里，用枯枝、山草遮盖后，便去找游击队帮助。”81年后，李瑞零在父亲与克尔当年奔命的山径上，似乎仍然听见枪栓与心跳的撞击。

克尔中尉

“会讲英语的李小姐”

唐纳德·克尔在日记中描述称，李石带他去的第一个藏身地点，是一个弃置已久的散兵坑，位于驻香港英军修筑的醉酒湾防线上。之后，他又被转移至观音山村后山的一处山洞（炭窑）。

“就是这里。”在父亲当年藏身的炭窑洞前，大卫·克尔一边轻抚着冰凉的岩壁，一边探身进入仅容一人侧身低头进出的山洞。看到洞内依旧保持当年模样，大家都感到，时间像被瞬间凝固。

“这里留着一道通风口，是当年烧炭的痕迹。地方很简陋，父亲却第一次觉得自己藏得够深，够安全。”炭窑洞里，大卫·克尔仿佛就和父亲坐在同一个位置，他望着洞口缓缓说道，“当时他就像我这样紧盯着外面，等待入夜后，村民悄悄进来给他送饭，围坐聊天。几天后，李小姐也来了，告诉他游击队正筹划把他转移至更安全的地方，这让父亲倍感安心。”

“我坐下，感觉到很惊讶，这么一个机警的姑娘，肯定不是一个村姑吧？”

——《克尔日记》

李兆华

唐纳德·克尔的直觉很准，他口中的“Miss Li（李小姐）”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人李兆华，此时她正接受港九大队的任务，只身前来接应美国飞行员。

“你在这里很隐蔽，我带的茶果够吃几天的，你不要出来。我交代后就走了。过了两三天，我又送了干粮给他。”李兆华生前曾向媒体回忆过当时的场景。

1939年5月，刚刚15岁的李兆华与六名马来西亚华人同胞一起参加由马来西亚侨领官文森出资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到抗日前线慰问由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慰问结束后，她选择留下参军，这一“留”便是一生。

李兆华的儿子江山回忆说，母亲是马来西亚归侨，英语流利。她替克尔清洗、包扎伤口，并用英语轻声安抚：“安心养伤，别多想。”她特别提醒，日军正搜遍山谷，让他静静等待游击队的下一步行动。

“跟我走，我们带你回家”

在之后的20多天时间里，有不同的游击队员和村民来到克尔藏身的地方，送食物、送被子、送衣服。“当时日军出动了1000多人搜捕克尔，港九大队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吸引日军的注意力，让他能够平安转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蜀永说。

在沙田短枪队副队长刘黑仔率队夜袭启德机场的同时，市区中队的队员们也在闹市区抛撒传单等做策应。接连的“变故”使日占港督矶谷廉介，不得不撤回搜山力量加强市区防务。日军放弃搜山后，克尔开始在港九大队队员护送下经过一个又一个交通站，向安全地区转移。

刘黑仔画像

一天夜里，刘黑仔带着邓贤、詹云飞等七八名队员，悄悄通过敌人的包围圈，掩护克尔中尉转移。刘黑仔走在前面，克尔居中，几位队员作后卫。

“我父亲邓贤当时给克尔带来一张地图，画的是香港西贡半岛的大致轮廓，上面标记着一些指示方向的箭头和一只小船。地图上还写着一行英文小字：Come here，sir，I bring you go home now（先生，来吧，我们带你回家）。”在深圳沙鱼涌港口边，邓贤之子邓力平抬眼便能望见对面西贡的山脊，“当年，游击队员们护送着克尔坐船从西贡来到了沙鱼涌，登岸以后，他们就去了土洋，也就是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

邓贤给克尔带来的地图。地图上还写着一行英文小字：Come here，sir，I bring you go home now（先生，来吧，我们带你回家）。

“港九大队海上中队负责护送克尔从西贡到沙鱼涌（现属深圳市大鹏新区），其中一艘装满了炸药。他们打算，万一日军追上来了，这艘船就跟日军同归于尽，让前面那艘船上的克尔可以成功逃脱。”深圳市大鹏新区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德说。

克尔与曾生合影

据英军服务团（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B.A.A.G.）文件及克尔写给妻子维达的信件等资料显示，克尔在东纵指挥部休整至3月18日，其间接受了由英军服务团文件提供的来自欧洲医生的医疗，并见到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和以翻译身份出现的林展。此后，克尔又被送往深圳坪山，再辗转淡水、惠州、河源、韶关，终于3月29日晚上返回中美航空混合团桂林基地。

克尔手绘漫画。3月29日，英军服务团格林中士用自行车载着他，返回中美航空混合团桂林基地。

共营救89名盟军及国际友人

翻开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1944年6月11日《前进报》，上面刊载了两篇报道：《克尔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一封感谢信》及《克尔中尉的脱险》，详细记述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营救盟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脱险后的克尔在感谢信中写道，“从许多配备森严的日本人极勤密的搜索下，我得到你们战士抢救出来”，“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毅力和勇敢，我愈加惊奇了！”

1944年6月11日《前进报》，上面刊载了两篇报道：《克尔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一封感谢信》及《克尔中尉的脱险》

刘蜀永说，这不仅是对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英勇行为的褒奖，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

自克尔中尉脱险后，东江纵队于同年5月26日，又在大亚湾抢救了五位落难的美军飞行员；后来，还救护了美军第14航空队的依根中尉及美军第3舰队飞行员克利少尉等。

1984年4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时来到复旦大学演讲，也充满深情地提到了这段历史。他说：“当法西斯军人席卷亚洲的时候，我们和你们并肩抗敌。杜利特尔将军率领轰炸机队飞越半个地球前来助战，有些飞行员在中国上空机毁人伤，你们把他们藏起来，照料他们，给他们包扎伤口，你们救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

事实上，东江纵队营救的并不仅是美国盟军。

早在1942年，港九大队便设立国际工作小组，由黄作梅担任组长，林展、谭天等干部参加，其主要任务是营救盟军和情报合作。

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对于被囚或未被囚禁的外籍人士监管都不大严密，有些人能够逃离集中营。最为人熟知的英军军官赖廉士，他和三位战友被囚在深水埗集中营，随后他们逃至西贡附近，在敌人搜捕中幸遇游击队，脱离险境。之后又在港九大队的帮助下，安全抵达中国的大后方。

深水埗战俘营

通过对盟军和国际友人的营救，中国游击队尤其是港九大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盟国的重视。

1942年7月，英国在桂林成立英军服务团，并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服务团由赖廉士任指挥，祁德尊（由港九大队营救）任办事处主任，并与港九大队建立联系，请求调查和拍摄集中营情况和位置，协助营救战俘。

“为配合工作，国际工作小组特地在深水埗砵兰街开始了一间名为‘广恒’的杂货店作为联络站，黄作梅以杂货店老板的身份为掩护。英军服务团将情报或物品送至杂货店，并转交至惠州。”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研究主任严柔媛说，“因为黄作梅出色的工作，他在战后也被英国王室授予了MBE勋章，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共产党人。”

黄作梅受英国皇室表彰

在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中，黄作梅撰写的英文资料《东江纵队与盟军》近日首次曝光，其中包含多份东江纵队及援助盟军解救被俘士兵的历史文件，以及多位被救人员写给游击队的感谢信。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共营救了89名盟军及国际友人，包括克尔在内的8名美国人、20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俄国人及1名菲律宾人，其中大部分都由港九大队救出。

一份挽救数万盟军性命的情报

克尔的获救同样成为东江纵队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的重要契机。他辗转脱险回到桂林飞虎队空军基地后，把自己的脱险经历报告给美军高层。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高度称赞东江纵队的敌后抗日和城市武装斗争，指示将克尔被营救的经历编入飞虎队脱险教材，并同意克尔提出的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的建议。东江纵队经请示中共中央，由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回复同意，与美军正式建立起情报合作联系。

1944年10月，美军事情报组的戴义上校及一位报务员，携带电台到达东江纵队司令部。东江纵队随即设联络处为特别情报机关，袁庚任处长，专责对接美军、互换日军情报。200余名干练情报员星散各处，向盟军源源输送日军设施、部队调动等关键情报，成为粤港反日作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东江纵队

“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的情报大多由港九大队的队员负责收集。”刘蜀永介绍说，大队情报干事蔡仲敏到西贡、沙头角、沙田、大埔测绘地图，每天整理各中队上报的资料，向东纵司令部汇报，转给盟军参考。大队长黄冠芳曾派出两名队员混机场，测定飞机停放点和军火库的位置；市区中队通过渗透敌人各要害部门的队员收集情报。某些重要情报指定专人负责，系统整理，将敌人的军事机关、油库、船坞、军舰进出港口的情况等，绘制成图，上报司令部转交盟军。

“我们查到，东江纵队为美军提供的重要情报至少有20项。”香港抗战研究会会长、东江纵队战士后人吴军捷说，“其中最为重要的情报之一，就是关于‘波雷’部队的踪迹。”

1944年秋，美军第4舰队指挥部开始筹划华南登陆；延安亦通过中共南方局频频发出搜集沿海日情的指令。东江纵队联络处将所获海空防务情报连续送交尼米兹。1945年3月，曾在衡阳重创国军的日军“波雷”部队——第129师团突然消失。美军以三部电台交叉侦测，却无任何信号。

这支擅长洞穴式作战的魔鬼若潜伏于华南沿海，必将是登陆部队的噩梦。东江纵队的情报员们在东莞至汕头的蛛丝马迹中反复筛查，终于锁定了“波雷”部队的踪迹——它果然已在汕头、汕尾秘密布防！袁庚将这份关乎数万盟军性命的情报火速送达。美军如获至宝，直报华盛顿。尼米兹上将据此调整了整个登陆计划，一场潜在的惨剧在无形中被消弭。

1946年3月《华商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们与美国的合作》的文章。从中，清晰可见美军一条关于情报工作的来电，“你们关于一二九师团的报告很优越，总部致以谢意”“因为一二九师团是你们的发现，我们没有其他的来源来调查这样事情的。你们作了极优良的工作”。

1946年3月《华商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们与美国的合作》的文章。从中，清晰可见美军一条关于情报工作的来电，“因为一二九师团是你们的发现，我们没有其他的来源来调查这样事情的。你们作了极优良的工作”。

尽管不久后日军投降，美国未在华南登陆，但陈纳德致袁庚的信中那句评价，在历史深处却刻下了印记：“东江纵队情报站，是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可见，东江纵队联络处所收集的情报无论是‘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刘蜀永说。

硝烟散去，往事未湮

“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战后没能再回到中国，也没能与当年的中国朋友保持联系。”1977年，唐纳德·克尔中尉病逝，妻子整理遗物时发现日记与漫画，嘱托儿子务必寻恩人。大卫·克尔为寻当年游击队员，数十次飞赴中国。他说，父亲遗物中的一面锦旗尤为关键——坪山人民所赠，旗上“坪山”二字引他三十年后抵达深圳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经馆方联络，大卫·克尔见到首位发现父亲的交通员李石，彼时李石已中风失语。军歌一起，老人眼里闪现光芒，仿佛重回当年。

克尔手绘漫画

这段经历使大卫·克尔与中国结下深情，中国人的情谊令他铭刻于心。

如今，大卫·克尔再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South记者随着他循着父亲当年的逃生路线，一步步重走那段充满危险与希望的历程。对他来说，这方炭窑，这段崎岖，不仅是父亲当年躲避战火的生死线，更是人性光辉与跨国情谊的见证。

“营救父亲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需要无数人并肩、无数人冒险，我们全家永远感激每一位参与者。”大卫·克尔感慨，这场救援，不仅改变了我们一个美国家庭的命运，更见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下的深厚情谊。“我希望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记住中国人的善良与勇敢。”

大卫·克尔与东江纵队战士后人合影。

“香港的抗战史，特别是港九大队抗战的历史实际上是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港九大队可以说是连接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纽带。”刘蜀永说，这段历史实际上体现了港人的爱国传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的历史担当。

“香港人在抗日战争期间遭遇了巨大的苦难，在那三年零八个月里，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血泪账。”吴军捷说，“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尤其是要让年轻人听得进这段历史，绝不能让历史上的悲剧再发生。”

观音山上，山峦依旧，碧海如昔，仿佛还能听见历史在风中回响。大卫·克尔触摸着父亲曾藏身的岩壁，动情地说：“四十年代的那场胜利，正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并肩作战的结果；今天，我们仍需铭记——没有任何个人或国家能独自成功，唯有合作，方能赢得和平。”

文字/脚本：South记者 陈晨

编导：South记者 陈晨 许晓鑫

拍摄：South记者 许晓鑫  邓颖恒  郭宏达 秦少龙

剪辑：South记者 许晓鑫

采访：South记者 陈晨 吴采倩 实习生 邓圣诗

设计：赖美雅 蔡珺如

部分档案资料来自广东省档案馆、英国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

鸣谢：东江纵队战士后人邓力平、王玉珍、江山、黄文庄、廖国球、林鸣、张方

香港地方志中心

深圳市大鹏新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