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一线——他的人生，与家国命运的轨迹紧密交织。

平时遇到其他连队的战友，彼此间打招呼的口头语是“你怎么还在这里？”黎洪说，这句话意思为“你还没有死啊”。那时，大家都把生死看得很淡，仿佛就是一件家常小事。

南方周末记者 王瑭琳

发自 东莞

责任编辑 | 姚忆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然漫过东莞一户人家的窗台，轻轻落在地板与茶几之间。

101岁的黎洪穿着素色短袖，安静地坐在浅黄色旧沙发上。偶尔他转过头，与老伴低语说笑。老人面颊泛红，精神矍铄。若不是需人搀扶行走、双耳听力明显衰退，几乎看不出他已逾百岁。

更难以想象的是，这位看似寻常的老人，曾是东江纵队的抗日战士。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一线——他的人生，与家国命运的轨迹紧密交织。

黎洪左侧头颅深处，仍残留一枚子弹碎片，是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痕。这块金属在他颅内停留了大半个世纪，并未造成明显不适。提及此事，他笑说：“脑袋还灵光。”

所住的小区邻里相熟。阳台对面，住着比黎洪小20岁的老兵王海树。因中风行动不便，两位老人常隔几十米挥手问候。那是他们之间无声的致意。近两年，黎洪需依靠“买菜车”缓慢移动，外出大幅减少。“只能在家逛逛。”他说。

曾经酷爱下象棋的黎洪，如今难觅同龄棋友，便常以电视新闻为伴。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晚上十点半入睡。“在家里走两步、看看电视，国家大事，我都关心。”黎洪说。

“香港没有家了”

加入部队时，条件艰苦到极致。衣服、鞋子、牙刷、手巾全靠自带，连吃饭的工具都要自己准备。（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黎洪的战争记忆，从香港的童年开始。那是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又被炮火强行割裂的人生。

1924年10 月，黎洪出生于香港九龙石角尾（今石硖尾）一个普通家庭，祖籍广东惠阳县。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普通劳动者，一家是“再平常不过的平民家庭”。

在他17岁之前，日子虽不富裕，却尚算安稳。父亲打零工维持家用，母亲操持家务，弟弟妹妹绕膝相伴。全家挤在九龙的小屋中，烟火气十足。

战前的香港社会，正处于殖民统治与华南移民文化交织的复杂图景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九龙城寨周边，挤满了像黎洪家这样的普通百姓。

然而战争的阴云早已悄然逼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第23军突破深圳河向新界推进的同时，36架轰炸机空袭启德机场，这标志着香港战役正式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九龙到处是爆炸声，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盘旋，老百姓抱着东西往城外跑，哭声、喊声混在一起。”黎洪说话语速很慢，回忆起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冬天。

据《香港抗战史录》记载，日军在攻占九龙时实施了无差别轰炸，深水埗难民收容所被直接命中造成逾三百人伤亡。混乱中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土匪、汉奸趁火打劫，粮食供应完全中断。

日军攻陷香港后，他的家庭也在战火中分崩离析。妹妹被卖到香港西贡，弟弟被日军抓去新加坡码头做苦力，父亲在逃难途中染病去世。

彼时，黎洪正在九龙一家船厂当学徒，每天能赚几个铜板补贴家用。得知家里变故，他愣住后痛苦到麻木。香港沦陷后，船厂停工，他失去了生计，只能带着母亲，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偏僻的西贡方向走。

“一路上看到日军烧杀抢掠，有人因为没来得及避让，就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黎洪说，那是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国破家亡”四个字的重量。“我当时就想，国家没了，家也没了，与其等着被欺负，不如站起来反抗。”

1941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精干武装力量进入香港抗日，兵分三路直插新界，秘密作战，并立即在西贡、沙头角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这即为港九大队的前身。

那时，西贡当地人已经自发组织了西贡自卫队，且口口相传招募队员。黎洪听到消息后，知道是在山上训练，就主动自发去找自卫队。随后又编入港九大队。

港九大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队员多是本地青年，熟悉新界山地地形，经常神出鬼没地袭击日军巡逻队、破坏交通运输线。

“我把悲伤藏在心里，心想只要能打跑日本人，就算死在战场上也值。”黎洪说，参军那天，他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保家卫国。

游击队的装备给养极其匮乏，但组织纪律十分严明。据《港九独立大队史》记载，队员入伍需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入伍后每天要学习文化课和军事理论。

黎洪说，加入部队时，条件艰苦到极致。衣服、鞋子、牙刷、手巾全靠自带，连吃饭的工具都要自己准备。

“当时没有筷子，就带了个勺子，放在衣服口袋里，打仗也没丢，北上的时候还带着，留到现在成了纪念品。”黎洪拿着这把见证了无数重要时刻的旧勺子，比划着吃饭的姿势。

护送“水客”

家中旧相册里，收藏着很多珍贵的影像。（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黎洪参军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一场后来被载入史册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守护的“水客”，竟是宋庆龄、茅盾、邹韬奋等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

1941年香港沦陷后，一大批在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陷入险境。日军下令限期让他们前往指定地点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危难之际，当年1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组织队伍挺进九龙、新界地区。1942 年2月，港九大队正式成立，专门负责港九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而营救文化人士，便是其核心任务之一。

“上级只说要护送一批‘水客’回内地，让我们在西贡的山头负责警戒，发现日军动静就开枪。”黎洪回忆，他所在的小分队奉命驻守西贡一座无名山头，从每天晚上8点开始站岗，直到次日清晨。

山上没有灯，也没有帐篷。战士们只能靠月光观察四周，耳朵贴在地上听远处的动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有时候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大家都会立马握紧枪。”

黎洪一共护送了两批 “水客”。两批相隔十多天。第一批 “水客”经过时，他注意到人群里有不少穿着长衫的人，还有几个外国人，大家走得很轻，偶尔低声交谈。

有天晚上，远处突然飘来一团黄色的光，黎洪和战友以为是日军的探照灯，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结果光越来越近，才发现是萤火虫。

“我在城里长大，这是第一次见萤火虫。”黎洪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成了紧张警戒中的一点慰藉。

护送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42年2 月，有队员发现几个生面孔，帽子上写着“东亚共荣圈”。确认这些人是被称为“二鬼子”的汉奸。

“他们是日军的走狗，专门给日军通风报信。”黎洪情绪激动，小分队当即决定除掉这几个汉奸。他们埋伏在草丛里，等汉奸靠近后突然出击，当场打死了4个。

但这也惊动了日军。没过多久，一队日军包围了山头。由于小分队人数少、装备差，只能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撤退到附近一座小岛上隐蔽，直到日军撤离后才重新回到岗位。

那时的“睡觉”，与“舒适”无关。“大地是床，山上竹林、果园，农村的荷塘边，都睡过，从不住老百姓的房子。”即便条件艰苦，黎洪和战友们却从无孤独感。“和战士在一起，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就是最大的幸福，不考虑个人感受。”

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300多天，共撤离八百余名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且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

文学作家茅盾评价其为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黎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翻看东江纵队的回忆文章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护送的‘水客’，都是重要的文化名人！”

“能参与这样的任务，我一辈子都觉得光荣。”黎洪说。

“你还没有死啊”

从香港街头的少年，到华南抗日战场，再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一线——他的人生，与家国命运的轨迹紧密交织。（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1943年初，黎洪由港九大队小队长卓觉民、统战干事游扬带上宝安县（即深圳市的前身）。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由于表现优异，黎洪被调至东江纵队司令部当通讯员，负责司令部的保卫工作和传令任务。

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通讯员也被称为 “传令兵”，需要冒着枪林弹雨传递命令，是部队里最危险的岗位之一。“司令部带着电台、技术人员和重要文件，一般不参与战斗，但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也得拿起枪上战场。”黎洪回忆。

1943 年底，黎洪随司令部护送设备前往博罗县，在东江边与日军骑兵狭路相逢。当时日军骑兵分两路行进，朝着司令部方向来的有4人，马蹄声越来越近，情况危急。“司令员下令打伏击战，我们埋伏在江边的芦苇丛里，等日军靠近后突然开火。”

伏击战打得很顺利。两名日军骑兵从马上摔下来，慌不择路地逃进了附近的山洞。“他们躲在山洞里向外开枪，我们的步枪打不进去，只能用手榴弹。”黎洪说，他和一名战友抱着手榴弹冲到洞口，拉开引线后扔进洞里，“嘭”的一声巨响，山洞里没了动静。

清理战场时，战士们发现洞内的两名日军已没了气息。

“那时候日子苦，很少吃肉，我们看到被打死的战马，就想着割点马肉尝尝。”黎洪笑着说，战友们七手八脚地割下马肉，架起篝火煮，但因为没有调料，煮出来的马肉又硬又腥，“咬都咬不动，最后只能扔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

在黎洪的记忆里，东江纵队与日军交手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 1944年5月的梅塘战斗。

当时，东江纵队在东莞梅塘乡龙见田村整训，约500名日军从樟木头出发，打算抄小路偷袭。8日拂晓，日军抵达龙见田村右侧，准备迂回包围，毫无防备的东江纵队迅速迎敌。

黎洪所在的第五大队驻扎在梅塘以东的长山口村，听到枪声后，大队长彭沃未等上级命令，便主动部署迎敌。

“我们拿着土枪、步枪，朝着日军冲过去，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黎洪回忆，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2点，日军被压制在山谷里，进退不得。“日军的装备比我们好，有重机枪和迫击炮，但我们熟悉地形，老百姓也给我们送水送粮食，大家士气很高。”

直到黄昏，日军才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间小路撤走。第五大队和民兵随后展开追击，又击毙、打伤四十多名日军。

“战斗胜利了，但很多战友永远留在了山谷里。”黎洪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神里满是缅怀。

除了与日军作战，黎洪还多次与伪军“二鬼子”交锋。

1944年1月的篁村战役，让他至今难忘。当时，东江纵队第三大队打算夜袭东莞篁村田心坊的伪军张玉章中队，伪军装备了重机枪，而东江纵队只有土枪和步枪，力量悬殊。

“敌人火力很猛，特别是小土堆上的重机枪，让3名战士中弹牺牲，进攻受阻。”黎洪说。

关键时刻，18岁的班长张锦标灵活地避开敌人火力，持枪猫腰从左侧冲到敌重机枪阵地旁，毫不迟疑地跃上小土堆，用身体压住了重机枪，再用力将重机枪推倒。两个敌兵被这突如其来勇猛吓呆了，从土堆上滚了下去。

张锦标的举动为突击队打开了缺口，最终东江纵队缴获了两支机关枪，取得了战斗胜利。

打仗的休息间隙，战友间多聊任务部署。平时遇到其他连队的战友，彼此间打招呼的口头语是“你怎么还在这里？”黎洪说，这句话意思为“你还没有死啊”。那时，大家都把生死看得很淡，仿佛就是一件家常小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中央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东江纵队的命运迎来新的节点。当时中央决定，华南抗日纵队（包括海南岛、粤西、粤东、汕头的部队，以东江纵队为主）要撤到长江以北。

黎洪回忆，2583人乘坐3艘美军大型登陆舰，于1946年6月30日登船，从深圳沙鱼涌出发，开向山东烟台。

“坐美国船的时候很紧张，怕发生第二次皖南事变，怕被送到台湾或上海，我们都准备了，真要是那样就打，大不了牺牲。”黎洪说。

万幸的是，行程顺利，船最终抵达山东烟台。到烟台时，黎洪第一次感受到解放区的热情。

“群众在两旁欢迎，还有乐队，拉来一担担花生给我们，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场面，心里很感动。”这么久以来，他终于再次见到城市模样，再次睡在楼房里。

此后，黎洪随部队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多次负伤。

1948 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黎洪坚守芦村寨的战斗中。在成功阻击了敌人进攻的间隙，他在战壕里做宣传激励工作。突然，一阵猛烈炮火袭来，黎洪被飞溅的弹片击中左侧头顶，当场昏迷。

“醒来的时候，卫生员正在给我包扎，我问身边的战友，他们说几个机枪手都牺牲了。”黎洪摸着头顶的伤疤说，“我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相认”

没有和平，黎洪根本不敢想象能与家人重逢。对于眼前的一切，他说“很满足”，已别无所求。（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1958 年，黎洪转业到广东省水电厅工作，从此告别了战场，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也就是在那几年之后，黎洪才慢慢找回亲人。

那时，母亲偶然间打听到黎洪在广州工作，一路跌跌撞撞，从香港来广州找他。见到母亲的时候，黎洪不善言辞。除了震惊，说不出任何言语，只能紧紧地和母亲相拥。

军衔制实施后，黎洪有了薪金，将母亲接到广州东山区居住，后又转到石榴岗部队家属区。但那时候工作忙，无法经常陪伴，只能每个月给母亲50块钱，直至母亲去世。

1963 年，黎洪从新丰江调到东莞，任东深供水工程沙领站负责人，筹备东深供水工程。

“12月开始筹备，1964年就建成了，给香港供水，一年时间，很不容易。”之后，他留在东莞，1971 年调到国营东莞糖厂，“从此就在东莞扎根了。”

而与兄弟姐妹的相认更晚。1960年代，黎洪与香港的妹妹见过一面。“高兴但不哭，就是好好说话”。只不过，见了一面妹妹就走了，那时不方便联系。妹妹后来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打工，再相见已是改革开放后。

1983年左右，在新加坡定居的弟弟，通过在香港做船长的表弟得知黎洪的联系方式，来广州华侨大厦找黎洪。

“几十年没见，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可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兄弟感情在嘛。”黎洪回忆起当时和弟弟见面的场景，两人没抱在一起，只是握手傻笑，“话不多，但都高兴。”

遗憾的是，弟弟在几年后就去世了。“回来过两次，第三次就没再来。”如今，黎洪的亲人和后代都散居在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一年能见面两三次，他们过得安定，我就放心了。”

黎洪常把“感谢和平”二字挂在嘴边。没有和平，他根本不敢想象能与家人重逢。对于眼前的一切，他说“很满足”，已别无所求。

在家中，一张照片定格了一个特殊时刻。

百岁高龄的黎洪乘坐轮椅，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出生地香港。昔日战火纷飞的故地，已被繁华都市的图景更迭。老人沉默地注视着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个人记忆与时代变迁，在这一刻狭路相逢。

至今黎洪仍保持着读书写字的习惯。他家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南征北战录》《东江纵队史》等书籍，书页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

“我老了，不能上战场，也不能搞建设了，但还能给年轻人讲讲历史。”近年来，黎洪经常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宣讲活动，用自己的经历给学生们讲述抗战故事。

每次宣讲，他都戴上纪念章。“年轻人要知道，今天的和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能忘本。”

黎洪最牵挂的是后代，“希望他们认真工作，继承父辈的精神。”他看着窗外的东莞街景，眼神温和，“现在的生活很好，战争的事不想了，珍惜当下就好。”

“我老了，不能上战场，也不能搞建设了，但还能给年轻人讲讲历史。”近年来，黎洪经常参加学校和社区组织的宣讲活动，用自己的经历给学生们讲述抗战故事。（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摄）

（感谢罗超、叶婷婷、王小平、赵湘君为本次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