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年版）》。此前，广东率先印发全国首部省级安宁疗护服务指南，对症状评估、生存期评估等13项服务项目及内容进行细化和规范。

制度供给正在加速，但在落地过程中，文化认知、人才储备和服务收费的问题依然存在。面对老龄化加深、临终关怀需求持续增长的现实，广东如何探索破解？

“冰火两重天”的安宁疗护

死亡是自然规律，能否让人有尊严地离去，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2024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广东死亡人口达66.3万人。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程瑜估算说，约六成临终患者存在安宁疗护需求，也就是约40万人，而全省安宁疗护床位仅5000余张，即便按每张床位年均服务10人计算，最多覆盖5万人。

他强调说：“这只是理论推算，但足以说明国家必须开展安宁疗护探索的紧迫性。”

广东是主动在全省开展安宁疗护试点的省份。过去几年，从深圳、汕头、东莞等6个城市起步，逐步扩展到21个地市。到2024年底，全省已有574家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安宁疗护服务，开放床位5000余张。

“要真正走向普惠，就要把服务内容说清楚，费用算明白。”程瑜提到，广东率先出台全国首部省级安宁疗护服务指南，把13项安宁疗护服务逐条细化，相当于提供了全面且精准的“说明书”。

但制度提速，并未完全化解一线的尴尬。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安宁疗护科副主任医师郭艳汝直言，安宁疗护常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需求明明很大，可一旦设科，床位却常常空着。”郭艳汝曾遇到患者家属表示，如果科室提供安宁疗护，他们宁愿换科室，“我们不能和要死的人住在一起。”

“我们太习惯把死亡‘藏’起来了。”她说，观念的转变，远比硬件的建设更难。要正视死亡，而不是偷偷回避。

郭艳汝认为，改变观念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比如，在社区开展健康讲座，在学校进行通识教育，同时借助媒体和典型案例的传播，让公众逐渐理解安宁疗护不是放弃，而是尊严的选择。

广州将新增近20家安宁疗护服务中心

谁来陪伴患者走完“最后一程”？这是安宁疗护面临的首要问题。

“不是不愿意做，而是不知道怎么做。”郭艳汝说，目前专业的安宁疗护医生、护士、社工和心理师十分稀缺，多学科团队建设难以满足需求。

为了缓解这一困境，广东通过制度建设寻找突破。2025年1月，省安宁疗护指导中心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成立，承担全省安宁疗护服务的管理与技术指导，推进体系建设、科学研究和标准制订等工作。

“我们起步晚，但有后发优势。”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血液肿瘤科主任朱志刚介绍，广州是第三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城市，在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下，该医院牵头成立了市级安宁疗护质控中心，覆盖全市11个区、24家试点单位，并推动建立区级安宁疗护质控中心，正在对拟新增的安宁疗护服务中心进行评估，预计增加近20家。

此外，广州制定并发布了安宁疗护相关服务和护理规范，配套20余个常用评估量表，旨在推动全市服务同质化。

人才短缺尚能通过培训逐步缓解，但收费标准不足，却成为制约安宁疗护发展的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对开设安宁疗护病区兴趣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入与收益难以平衡。

3个月前，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关于对综合诊查类价格项目及拟定价格公开征求意见》，新增设立“安宁疗护”项目，拟定全省最高价格为260元/日，支持医疗机构补齐安宁服务供给短板。

这一标准在不同层级医院之间效果差异明显。一名三甲医院安宁疗护服务负责人表示，260元/日对基层和二级医院是利好，却远低于三级医院的实际成本，“我们的日均成本在2500元以上，如果收满了床，‘国考’指标很难完成。”

程瑜认为，这个定价仍是关键的一步，意味着政府对安宁疗护的兜底保障已经确立。“只有在医保介入后，社会力量和商业保险才有可能加入，推动形成普惠型安宁疗护体系。”

朱志刚通过调研发现，基层医院开展安宁疗护的积极性更高，而部分三甲医院则尝试设立特需病区，采用“医保+自费”的混合模式，以维持运转，同时满足患者对隐私和尊严的需求。

但要真正破局，上述三甲医院安宁疗护服务负责人呼吁，一方面逐步提高医保支付标准，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对三甲医院的考核指标“松绑”，同时引入社会慈善和保险产品，为安宁疗护拓宽支付渠道。

另外，朱志刚认为，三甲医院应当更多承担示范和教学职责，带动区域内的医院同质化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大规模病区承载安宁疗护需求。“三甲医院床位紧张，不可能像基层一样铺开服务。”他说。

相比之下，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应是安宁疗护普及的主力。郭艳汝称，很多患者更希望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社区或基层医院接受服务。未来需要通过分层次培养人才，把成熟的理念和模式逐步下沉，“让更多人能在社区、基层获得安宁服务，而不是一味涌向三甲医院”。她说。

南方+记者 厉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