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村小组里向来有规定，但凡盖章的文件，都得有人签名。可这份文件只有印章，不见任何签名，实在可疑，怕是假的吧。”8月13日，东莞市凤岗镇塘沥凤凰围村小组办公室里，一位值班的村小组工作人员皱着眉头，向南方+记者道出心中疑虑。如今，围绕着镇里琪丰玩具厂及其厂房、用地的归属权问题，原本亲密的几个亲戚反目成仇，闹得不可开交，而村委会也因一张备受争议的“证明”，意外卷入这场复杂的纷争之中。

涉事厂房。

纸品厂权属起争端，六年官司终落定

2022年12月，随着东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一宗持续长达6年、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的刑事案件终于画上句号。

事情要从多年前说起，袁焕嫦、袁焕珍和袁慧敏是亲姐妹。被告人邓伟强是袁焕嫦的儿子，而被害人何伦仔则是袁焕珍的丈夫，算起来，何伦仔还是邓伟强的姨父。根据东莞中院终审判决书所查明的事实，1992年8月，琪丰纸品厂（投资人为何伦仔等人）、立进玩具厂、快业公司三家企业与东莞市凤岗镇塘沥凤凰围村民小组签订合同，顺利取得一块位于凤凰围村牛角龙土地的使用权，随后，琪丰厂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厂房。1998年，何伦仔将自己的设备和业务搬去了石碣镇，将原琪丰厂房给了妻子袁焕珍使用，袁焕珍与袁焕嫦、袁慧敏一起经营原琪丰厂。于2001年成立了香港公司宏星公司，到了2003年，琪丰厂的旧厂房由宏星公司在东莞设立的“三来一补”企业东莞凤岗塘沥颖升五金塑胶玩具厂（邓伟强为挂名厂长，实际权利人为袁氏三姐妹）接手使用。2013年9月，颖升厂结业，之后上述厂房又被琪丰玩具厂（法定代表人为何伦仔之子）用作生产场地。可就在2013年11月，何伦仔与袁焕嫦、袁慧敏就原琪丰纸品厂的厂房权属问题，爆发了激烈纠纷。

时间来到2016年7月，邓伟强偶然发现何伦仔将机器设备搬进了空置的琪丰玩具厂（原琪丰纸品厂厂房）三楼车间，他当即出面制止，奈何未能成功。11月9日13时左右，邓伟强找来三四名工人，与袁焕嫦等人一同前往琪丰玩具厂三楼。到达之后，邓伟强指使这些工人，手持铁锤等工具，将三楼车间的部分墙体强行拆毁，这一行为导致车间内的机器设备严重损坏。

事发后，琪丰厂迅速报案，警方以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为由，将犯罪嫌疑人邓伟强抓捕归案。随后，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本案提起公诉。2019年10月，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邓伟强构成犯罪，于是判决邓伟强无罪。

然而，判决下达后，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却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有误，果断提出抗诉。东莞中院二审重新审查后认为，邓伟强纠集3人以上公然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不过，考虑到本案双方存在亲属关系，且涉案车间的权属本身存在争议，与一般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有所不同，邓伟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最终，法院判决邓伟强犯故意损坏财物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村委会证明遭质疑，真假成谜引关注

在最近十几年间，袁氏三姐妹及其亲属围绕琪丰厂的归属权问题，多次对簿公堂，甚至还申请过东莞市政府的土地裁决。可由于事情起源于90年代初期建厂之时，当时登记信息不够清晰，相关证据也有所缺失，无论是法院还是有关部门，对于这起权属争议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结论。

在诉讼过程中，邓伟强一方（即颖升厂）拿出了一份看似有力的证据。这份证据上盖着“东莞市凤岗镇塘沥凤凰围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内容为手写：“证明：我塘沥凤凰围村，原琪丰制品厂现改为颖升玩具厂，实用地面积1843.02平方米。特此证明。凤凰围村小组”，落款日期是2008年6月24日。南方+记者注意到，这份“证明”写在一张普通便条纸上，而且手写的字迹明显压在公章之上。按照这份证明的说法，琪丰厂的土地厂房已经改为颖升厂，颖升厂还凭借该证明就琪丰厂的土地权属办理了《东莞市已建房屋申请补办房地产权手续登记备案表》。但实际上，琪丰厂自始至终都存在，并未注销或转让土地权属。

涉事证明。

何伦仔满脸无奈地告诉南方+记者：“这份证明内容完全是假的！琪丰厂是90年代我和其他股东合伙创办的，后来其他股东退出，才变成个人独资企业，和我妻子袁焕珍没有关系。而颖升厂是我妻子袁焕珍参与经营的，袁氏三姐妹是颖升厂的三名股东。当初琪丰厂只是把部分厂房借给颖升厂用，没想到他们竟想鸠占鹊巢，声称琪丰厂转让给了颖升厂，这简直就是抢劫、盗窃企业！”

8月13日，南方+记者前往塘沥村委会进行采访。一位村干部接过这份盖着“塘沥凤凰围股份经济合作社”公章的证明，仔仔细细查看后，笃定地认为该证明极有可能是“伪造”的。村干部解释道，按照村委会的规定，盖章必须得有相关负责人签名，可这份“证明”上却没有任何签名。而且从书写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先盖了空白公章，之后才补上的内容。这位村干部承诺，会尽快找2008年在任的村干部了解详细情况，并向南方+记者反馈。

截至发稿时，南方+记者仍未收到任何回应。目前，这份备受争议的证明究竟是真是假，依旧扑朔迷离，而琪丰厂的权属纷争，也因这一插曲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对此，南方+记者联系了多位法律人士进行了采访。多位律师均表示，如果能够证实该证明确为虚假，那么相关人员将承担法律责任。按照《村委会组织法》以及基层治理的有关规定，村委会出具证明必须遵循“程序合规”的原则，通常要经过集体讨论、经办人签字、负责人审核，最后才能盖章，以此构建完整的权责追溯体系。而涉案证明因缺少签字这一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受到质疑。在法律上，证据通常需要满足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性”要求，若缺乏真实性和合法性，则其证据效力存疑，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若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可能构成虚假诉讼，将受到司法处罚，情节严重者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若该“证明”上的公章是伪造的，可要求公安机关追究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公章的法律责任。

南方+记者 欧阳胜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