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牛津年度词汇“脑腐”（brain rot）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忧虑，折射出碎片化生存时代的认知主权危机。本文以传播学视角为主线，引证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对“脑腐”的形成逻辑展开跨学科分析，一方面澄清“脑腐”的技术恐慌推论，另一方面揭示数字媒介如何通过记忆外包、即时奖赏机制放大人类内在的认知惰性与情绪代偿需求而弱化个体的深度认知积极性。同时指出，液态社会的关系流动与意义真空促使个体投身符号劳动，技术资本逻辑进一步形塑注意力结构，造成公共记忆“失序”。本文还提出从个体认知主权的重建与集体记忆厚度的回归两端并进，以抵御“脑腐”所象征的精神空心化与思维降维危机。

【关键词】脑腐  技术恐慌  奖赏系统  集体记忆

一、引言：“脑腐”的诞生与延异

近年来，社交媒体作为即时通信系统与公共空间逐步向规模化公共设施转型，极大延展了交流时空，随时在线和脱域的灵活性与加速社会的生活方式相契互构。同时，短视频、短动态等流行内容形态以高密度、强刺激和短时效的特征，高度切割了现代社会的消费时空，与之伴生的低头族、视频流成瘾、无意识沉迷等依存症状则成为媒介化社会的典型表征，无法专注阅读长文本，却对短平快信息不知餍足，网络媒介之害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2024年牛津年度词汇竞选中，“brain rot”击败了“demure”和“romantasy”等其他候选词，以230%的使用增长率当选。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定义为“个人精神或智力状态的恶化，尤指因过度沉迷被认为琐碎或缺乏挑战性的资料（特别是网络内容）所导致的认知能力下降”。也即，大脑因长期摄入低质量短平快内容致使复杂思维退行，作为思考器官的功能退化，形同腐坏，故称“脑腐”（brain rot）。

“脑腐”一词最早由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提出，用以批判社会知识水准的下降，复杂思想在价值体系中式微的危机无异于同时代欧洲的“马铃薯腐烂”，梭罗将深度思考的匮乏危机比作“思想作物的歉收”。该词在千禧代后提及率逐渐升高，用以描述意义迁移、泛化为无意识与沉迷性质的网络行为。后逐渐从个体认知失调演变为群体文化症候，其行为表征为不愿或难以处理长难信息，深度阅读与长思考能力大幅削弱，倾向摄入短效刺激的娱乐内容（tittytainment）。有调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435分钟，即7.25小时，而人的日均理想睡眠时间是8小时。屏幕已成为人与世界交互的最主要媒介，在种类繁多的应用程序间跳转，购物、娱乐、社交、游戏，坐方寸之地而享受近乎全能的自我延伸，无所不知、无远弗届，信息量级的指数膨胀走向了必然的溢出，无限信息增殖与有限注意分配之间的内在张力催生速食消费习惯，任务视图迅速切换、注意力迅速游移，周而复始地唤醒注视与操作序列中深度思考的频率在事实上出现了集体性锐减。

当前关于“脑腐”的讨论映射出数字时代碎片化生存趋势下社会对于认知能力退行的普遍焦虑。但似乎仍停留于道德恐慌，而关乎其牵涉的具体问题尚未有相关学科的综合探讨与思考：电子媒介的使用是否确实正招致大脑系统的病变？“脑腐”的本质是科技反噬人体机能，还是人类思维惰性与媒介逐利目的相互成就的结果？……本文以传播学视角为主线，引证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对“脑腐”现象的本质、成因与发展趋势进行审视。首先澄清神经科学研究对“脑腐”主张的生理退化假设的证伪；继而剖析“脑腐”表征形成的心理机制，并尝试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探讨技术资本主义的介入对时代认知惯性的影响；最终回归传播学视角，就数字媒介对人类认知思维模式的效果机制进行讨论，反思在技术加速的碎片化生存时代，深度思考对重建集体记忆厚度的价值。

二、神经科学视角下“脑腐”的生理性证伪

在目前关于“脑腐”的大众论述中，一个直观但值得商榷的假设是，电子设备在迫使我们的大脑退化，这一论断无疑是“科技有害”论。2005年，一则由英国模范-环亚市场研究咨询公司发布的针对电邮、短信使用与智商变化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被媒体广泛转载。媒体称该研究结果显示，在1100名受试员工中，忙于敲打计算机或手机键盘的人IQ得分较未使用状态下降了10分，甚至高于大麻吸食者所损失的4分智商值，这成为“科技有害”论的起点。然而事实上，该研究仅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的Glenn Wilson教授受惠普公司邀请进行的一项一日小型内部实验的结果，样本规模仅限8名惠普员工，从属于TNS Research的大型调查，其结论本身具有偶然性，并不具备泛化能力。所谓的“电子媒体会造成比大麻更严重的智力损伤”实质上是媒体报道中的张冠李戴以及多次复写中出现的意义漂移。“科技有害”论在社交媒体涌现、移动设备普及的深度媒介化时代仍然因社会文化土壤中既有的科技偏见而具备其生命力，当前诸多书籍、博客、文章关乎数字时代的人文讨论不乏如是主张——数字生活正在对我们的大脑进行额叶切除术。

与流行的“科技有害”直觉相反的是，神经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设备使用与大脑结构的生理性退化乃至认知表现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牛津大学人类行为与技术教授普日比尔斯基团队于2023年分析了美国近12000名9—12岁儿童的数据，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受试儿童任务完成期间的脑活动，结果显示屏幕时间对儿童大脑的“功能连接性”并无影响，表明电子设备使用并未导致脑部结构与认知功能的生理性受损。该研究从大样本实证的角度揭示、澄清了一点：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数字恐慌”叙事，并未在神经结构层面获得支持。Brand等人在基于I-PACE模型的成瘾行为研究中指出，执行功能的改变与大脑前额皮层的结构变化有关，在诸如赌博、酗酒和游戏障碍等成瘾行为中，执行功能降低是易感因素，而非成瘾行为的结果；而同时“问题性互联网使用”人群及其所表现的病理性症状的指涉对象并不是普通人群，仅靠相关性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的成立。易于分心的“注意力瓶颈”及“短效慰藉”的追逐本能是人类生来俱有的特征，不是卒生暴长的变异性时代症候。

然而媒介的重度依存、浮躁的社会心理在表征上似乎又确然印证着“科技有害”论。事实上，数码产品同样是人类工具运用的智慧体现，屏幕成为杀手还是助手，本质上取决于使用者的选择，电子设备、快消内容也许是切断绳索的匕首，但决定是否要溺于浅水的是作为主体的人。望闻问切，“脑腐”的病因，实质是高速发展的技术环境中数字素养的脱节，根源在于社会结构挤压下的现实回避和自律失守。

三、心理机制：“脑腐”的认知与情绪动因

（一）认知惰性：碎片生活下的媒介依赖与思维搁浅

本文所指认知惰性意为个体出于“省力”心理而在从事思考行为时主动选择消耗最少认知资源的加工路径，对应的心理学概念为“认知经济”或“认知吝啬”。心理学理论将人类思维喻为“认知吝啬鬼”（cognitive miser），这一理论认为无论智力水平高低，人类在思考、解决问题时相较于深思熟虑，更倾向于使用简化、省力的方式，其对认知资源的节省恰如吝啬鬼不愿轻易花费钱财。Fiske和Taylor在1984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认为牵涉信息加工能力的因素诸如时间、知识、注意力等在个体身上均为有限资源，因而基于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更乐于寻求“能省则省”的捷径。认知惰性并非媒介诱发的全新问题，而是人类思维的原初倾向。

数字媒介语境中，这一心理机制被持续激活并放大。数字媒介生态之于当代，意味着从宏观社会运转机制到个体信息处理方式都在技术逻辑下演进，短视频、短文本等即时内容适应快节奏加速社会下的碎片化时间分布，其速食式、浅表化的内容特征实质迎合了人类思维的内在惰性，即“认知吝啬”。视频创作者追求“零帧起手”的眼球抓取，前三秒决定是否划走，小红书的“起号密码”在于仅凭封面就要摄人心魄，因而“狗血标题党”屡试不爽，平台创作者对于注意力竞争的高度敏感源自观众阅读时长的极度有限。在无限上滑的循环中，人们以空前的效率摄入海量信息，但并未带来理解与记忆速率的等量增长。因此，面对网友“上一个视频在看什么”的随机抽查，大部分人都语塞凝噎，陷入骤发的“脑雾”之中。这是因为用户长期处于快速切换的浅层注意状态，缺乏足够时间建立记忆而导致链条断裂，产生所谓“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多任务幻觉”，思维密度逐渐被琐碎繁杂、短暂易逝的信息片段稀释，深度思考能力趋于弱化。固有的认知惰性进而驱使用户听从本能、主动筛选节省资源的“短平快”信息，从事省时省力的快速阅读。譬如一项对大学生微信阅读的研究揭示：超半数的受访者在信息过载中陷入“被动阅读”状态，易受环境干扰，速度快、专注度低、思路游离。

在认知惰性与内容生态的互构互促下，与思维浅化并发的是人的记忆外包。由于人脑认知资源与信息容量的有限性，注意力的碎片化与信息量级的巨大化催促着云端存储技术的适应性发展，计算机成为人脑的延伸。原本基于长期信息整合的人脑记忆现在可被分离至容量无限的外部工具，告急的认知资源下记忆外包化顺势而来。依赖搜索引擎、在线文档、云盘等数字平台以实现知识存取，人脑的信息整合与长期记忆能力因此闲置，个体与互联网建立起一种交互记忆系统，取代了过去将信息内化的必要性过程，有数字设备作为外置大脑，相较于记住内容本身，人们只需记住存储路径即可。卡巴斯基实验室在2015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报告中将这一路径依赖称为“数码失忆”，用以描述“把重要资料保存在数码设备里结果导致忘掉了资料本身内容”的行为。从技术层面看，数字媒介的确提高了知识存取的效率与精度，然而记忆外包的高度依赖在实质上侵蚀乃至取缔了人类长期记忆的自我训练机制，人类记忆被移植至外部媒介结构，其内在逻辑是个体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动性为信息的即时可达性所罢黜、篡夺。

碎裂的注意力与外置的记忆成为常态，思维难以在个体内化的知识体系中寻找可供纵深挖掘的土壤。快速迭代的算法机制不断向“饭来张口”的用户投其所好，智能推荐所构筑的“信息茧房”在攫取用户注意力的同时固化其认知路径与兴趣边界。用户的浏览行为比起“我喜欢什么就看什么”，更接近“被系统选择去看不讨厌的东西”，实质是被系统的“猜你喜欢”所圈养，在“我不讨厌”的默许中走向顺从。算法与平台所营造的注意力封闭环境，限制了个体认知路径的外延，在认知惰性的膨胀与平台机制的投机下，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思维持续式微。

（二）情绪代偿：即时奖赏与行为强化的协同循环

“认知惰性/吝啬”揭示人类天然的思维“节能”倾向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被激活、被放大的机制，而个体主动选择并持续性消费浅表化信息的原因，还在于情绪失调下的数字媒介所提供的情绪代偿。Kardefelt-Winther提出“补偿性互联网使用”模型（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该理论指出，人们可能会出于压力调节而非成瘾偏好而频繁使用网络媒介，消极状态或情绪可能激发人们使用网络媒介的动机。在高强度竞争与结构性焦虑弥散的现代社会语境中，人口流动性的加剧、个体间联系的弱化使个体通过现实关系获得情绪反馈的难度提高。相较之下，媒介所提供的信息环境具备明确的调节优势：内容选择上的可控、进入门槛上的可及，以及信息交互上的即时，以其“可控—可及—可慰藉”的功能特性，成为个体情绪寄托的重要通道。通过刷短视频、浏览社交平台、随手互动等操作，个体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感官刺激、情绪共鸣或社会性认可，在浅层信息的简单消费中实现对负面情绪的替代性调节。在此过程中，浅层内容并非主要发挥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递职能，而是充当了一种心理慰藉工具，其价值体现在所能激发的主观体验而非客观知识。

这一转变深化了用户对浅层信息结构及其即时反馈机制的行为依赖。心理学上的延迟折扣现象表明，相较于延迟奖赏，个体对即时奖励（immediate reward）具有天然偏好：在奖赏预期阶段，人们倾向于赋予即时奖赏更高的价值；而在结果评估阶段，即时奖赏也因其更强的愉悦反馈而比延迟奖赏具备更高的重复诱发率。B.F. Skinner研究指出，奖励越接近行为发生的时间点，其产生“行为强化”作用越强。这一机制在现代媒介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当代数字技术在传播权力、效率、空间等多重维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媒介结构，全时全域建联的技术支撑赋予信息活动以即时、无界的可能性，从传播效率、接触路径到交互方式全面重塑了用户行为场域。自动化推送系统、实时更新的视频流和信息页、随开随聊的社交媒体，愉悦性内容的获取空前便利而代价低廉，由此将用户注意力持续聚焦于即时触发的感官刺激与情绪满足之上，即想即有的网络泛娱乐成为用户日常使用的情绪调节默认路径，现实生活中的延迟满足耐受性降低。

由此，“脑腐”的心理机制被启动——注意力漂浮于信息表层，对快节奏、低成本的感官刺激表现出依赖倾向，而对需要整合理解、反思判断的深度内容逐渐丧失耐性。媒介使用行为往复于“即时反馈—短期满足”的单一机制循环，个体的认知活动趋于程式化，情感参与被压缩为短效反射，原本支撑意义建构、价值判断与创造性思维的深度认知机制处于长期搁置状态。久而久之，用户日渐疏离于主动寻求复杂问题的答案，而沉浸于不断被喂养的轻量刺激。“脑腐”即数字媒介环境中该心理路径长期内化下认知功能“降活”的表征之一。

四、社会视阈：液态现代性与技术资本逻辑

（一）液态社会的符号劳动与意义缺位

液态社会的时空分离使传统以亲缘/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松动瓦解，个体间关系流动性加剧，长期稳定的强嵌入性关系转向游离随性的弱联系社交，人与人的沟通距离趋小而心理距离趋远，相见相闻不相知的群体性孤独持续深化。与此同时，“快”超越传统秩序的“稳”，时间与速度成为衡量智慧与价值的尺度，传统意义的智慧——依赖于深度思考、审慎判断与情感阅历的成熟——便为可供迅速消费又遗忘的“信息流”所取代。鲍德里亚所预言的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与“意义生产劳动”在时间压缩与速率崇拜之下呈现出极端形态，意义建构出现根本性危机。意义生产被压制为一系列即时性、功能性的碎片，而非连贯性、统一性的价值整体。个体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认知模式剧烈动摇，以效率的即时回报置换了意义的持久体验，而在刺激断连、回报冷却的间隙，便为内在的精神空虚与价值丧失所支配。“使用—不满足—再使用”的匮乏补偿与“使用—满足—再使用”的快感代谢作为数字劳动的两种动力机制，促使用户不断重复投入数字空间从事符号生产与交换。

这一符号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延伸，以主动、无偿的形式展开，玩家以意义寻求和符号认同为核心动机，在数字环境中从事符号的生产、占有、积累。譬如“游戏玩工”以“氪”的符号消费与“肝”的符号生产以寻求作为主体的符号身份和自我认同。然而，虚拟符号的象征能力在脱离数字意义世界后便无法存续，主体为实现社会区分而再次转向虚拟符号劳动。看似高度活跃的符号产消中，个体的真实存在与主体意识被无形消解，持久稳定的意义与价值感被浅表化的刺激源与奶头乐所剥夺，酿致精神世界的整体性贫瘠，即为“脑腐”背后的精神实质。

（二）技术资本驱动下流量导向的信息结构操纵

个体在流动性社会中尝试借由虚拟语境的意义追寻与认同重建以缓冲、平衡内在认知失调，而从个体的符号劳动向上追溯，“脑腐”社会表征无法仅被个体或部分群体的行为机理充分解释。宏观结构上的平台运作机理、流量算法机制及技术资本逻辑共筑的信息环境不可免责，其极大程度影响了个体视野与公共领域内的信息可见性与分布规律。

当前，技术资本深度嵌入媒介化社会的运转机制，绩效主义推动流量导向成为信息评价体系的主要原则，其作为传播起点与轴心，深刻形塑现代信息环境中的媒介内容筛选路径，进而介入至用户注意力分配结构。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平台方与技术寡头成为内容分发与舆论引导的重要推手，以算法为中介调节、干预内容与舆论的生命全周期，催动内容生产重心从“质优”逻辑转向迎合舆论生态的“量大”偏好。内容编排、分发演化为对用户行为的精准追踪与激活强化，以最大化用户点击与停留时间。

在数字内容生态的功利化导向下，信息的可见性取决于其驱动浏览、点击、互动数据增量的盈利能力而非其内在价值密度。满足流量逻辑的“热”信息占据主流，核心群体的注意力流向低门槛、强刺激、浅薄化的舆论场域，强调感性刺激与审美愉悦的泛娱乐景观占据流行，大众认知受障于虚拟类像构建的超真实幻象。进一步，公共舆论空间情绪化、议题焦点高频变动，舆论深度与公共性遭遇危机。从意识形态层面观之，技术资本逻辑下的流量增值深层重组社会文化价值的传递逻辑，泛娱乐主义与短文本、视觉文化的盛行，均为资本控制下的信息组织策略，本质是将娱乐转换为符号性商品，以感性体验的愉悦消解深度思考的必要性。最终，活跃的“用户个体”被资本逻辑收编为服务于流量增值的参与劳工，在资本挟持下沉浸于精准陷阱与流量漩涡，处理、记忆异质信息的认知系统因接触机会的“被代理”而滞于低活跃状态。

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个体认知与集体记忆的重建

（一）个体自救：重掌认知主权

人类作为工具使用的主体，在“脑腐”面前仍然有夺回掌控权的能动性，在日常实践中主动重建认知主权，而非降服于科技恐慌。一部分人正呼吁进行“数字断舍离”/“数字斋戒”，这并非勒德主义式的反科技说教，而是通过主动设定边界与媒介接触限度，将时间合理分配至召唤注意力回归的有益活动。如定期设定“无屏幕时间”或使用屏幕时间管理软件等半强制手段，尝试借助冥想、纸质阅读恢复思考深度，为注意力提供有意识的“庇护所”，逃出“刺激—满足”的简单循环。

主动的信息管理与认知训练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脑腐”所代表的认知惰性。如，有意识地筛选、组织信息矩阵，利用RSS订阅、专业期刊、自定义标签系统替代算法推送，构建个人知识体系而非被动接收信息流。亦可尝试利用完整时间段从事持续性的写作与主题式学习，以巩固逻辑链条与批判性思维。区别于碎片式浏览，此类认知训练模式是以连贯性与深度分析为核心特征的信息整合与逻辑加工过程，可培养应对多元现实问题的复杂思维，以在技术驯化的“脑腐”表征下实现创造者和驾驭者的复权。

（二）集体重忆：再塑文明厚度

集体记忆是行动者之间就特定时间内容进行互动所生成的、具有凝聚性与共享意义之过程与结果。媒介及媒介化过程是连接个体与集体记忆的桥梁，其一方面促使个体经验“外化”为文化记忆元素，另一方面个体也须经由媒介接受信息才能“内化”关乎过去的共享知识。媒介会“调用”或“启动”历史元素并转化为话语资本，也会“生产”“挑战”“遮蔽”“存储”“扩散”公共记忆，而公众对于媒体再现的消费则构成个体与集体记忆之基础。与深度媒介化伴生的不仅有社会系统的效率革命与人体感官的无限延伸，诸如算法偏见、语义重组下的意义漂移等媒介记忆系统缺陷也正使媒介失忆、信息黑洞等问题浮出水面。

加速社会压缩个体的时间感知与叙事空间，知识与意义被高度工具化以服务于效率逻辑，优质内容让位于流量密码，短视频等媒介形态流行，碎片化内容将源自时间沉淀的记忆实践置换为即时消费的视觉奇观，集体记忆的“持久性文明”为“瞬时性文明”所替代。在多任务切换与浅表信息的持续冲刷之下，人们难以在连贯的时空结构中整合经验，“过去”逐渐丧失其可回忆性，记忆的公共性、共享性为之削弱。然而，社会进步并非唯快不破的竞速游戏，转评数据亦无法量度洞见的深浅。为实现大脑“防腐”，除了个体微观层面的认知主权复位，文化环境的集体建设亦不可或缺，“慢文化”理念的调和成为必要——快文化与慢文化的对峙，本质上是技术与人对主体权力的争夺。

“慢文化”的意义亦非对效率与速度的全盘否定，而是技术加速语境中提出的、对主体节奏与深度的主张——重新定义“效率”，允许社会减速。在媒介生产层面，鼓励文化作品脱离数据焦虑的本真创作，对抗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泛滥，强调“给读者切实的机会去消化一切”。在教育与学术层面，倡导“慢做学问”“时间积累型思维”的理念成为应对学术功利化的价值守门。在大众文化消费层面，纸质阅读、剧本围读、深度观影等“减速”实践可视为重新连接意义的通道，在时停中接纳深度思考与“无聊”的价值，在停顿的罅隙恢复自我观照的深度与知觉，于信息爆炸的轰鸣下守住心旌，以期瓦解流量逻辑对精神生态的侵蚀。需要厘清的是，技术本身并非异化力量的源泉，问题在于使用方式与社会期待如何导向其功能选择。“技术之速亦可创造文化之慢”，“慢直播”等新型技术场景恰恰证明人类有能力以更为自觉的方式与技术共处，建立可调节的信息生态与心理节律。回归的意义不在于反技术，而在于“知来路，方能知进路”。

六、结语

归根结底，抵御“脑腐”不仅是认知自律的修复工程，也是文化共同体对于生命意义的共识再定义。之所以要重新校准思维深度，不仅是为适应社会转型与技术升级，长远看来，保有一个可以充分自我叙述、共同想象的世界，方能守住认知的尊严、记忆的温度与文明的厚度。

“脑腐”本质是技术加速主义与人性需求失衡的产物，内部充斥着自由与控制的悖论、效率与深度的冲突。技术本非洪水猛兽，应对之策不仅止于简单的“戒断数字瘾”，个体自救是起点，社会文化反思与记忆复位是必经之路，集体记忆的召回、慢文化的实践及对公共价值的再定义，将为当代媒介环境中思维的重新沉淀提供土壤。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大幕已然拉开，深度思考不仅是人工智能的模式选择，在一切的开始，它本就是人类的宝贵禀赋。（参考文献略）

作者：

张庆园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刘欣桐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南方传媒研究  2025年第3期总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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