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分数为准绳的评价体系中，“学习困难”长期被视作不努力或智力不足的代名词。现实中，许多学龄儿童正因病理层面的识别缺失、治疗路径的缺位，困在无效努力与自我否定的循环中。

近年来，国内部分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试图将这些孩童纳入正规诊疗体系中。在这里，医生会从注意力、感知觉、情绪、大脑功能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评估，找出孩子的问题所在。

学习困难门诊的火爆一度引发社会热议。一号难求的同时，仍有不少家长担忧：学习困难门诊的规范性究竟如何？是否存在过度诊疗、贩卖焦虑？针对相关问题，近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郑毅。

学习困难，学习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学习困难门诊，医院为什么开设这样一个门诊？

郑毅：医院起学习困难门诊这一名字，一方面，是因为学习困难是家长和社会都关注的一件事，能够引起重视；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些精神疾病带来的病耻感，像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都会引发学习困难。在国内，儿童精神疾病的规范就诊率不足20％。如果去看精神疾病，很多家长可能有很大的顾虑，一旦叫学习困难门诊，来就医的人马上就多了起来。

我经常给大家澄清学习困难和学习障碍这两个概念。学习困难是一类症状，学习障碍则属于神经发育性障碍，大体分为阅读障碍、书写障碍、计算障碍和其他技能障碍四种类型。学习障碍才是具体的病，但从现实来看，大部分开设学习困难门诊的医生可能还不知道它准确的定义。

除了学习障碍以外，其他神经发育性障碍也会引起学习困难，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英文缩写为ADHD，即多动症。ADHD儿童会因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引发学习困难，表现为学习成绩落后于同龄人。

还有20％—30％的学习障碍会与其他神经发育性障碍共病，比如患ADHD的孩子也有阅读障碍，看错汉字的偏旁部首。因此，学习困难门诊涵盖很大的诊断范围，除了神经发育性障碍，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教育环境、躯体疾病等也会引发学习困难。这些病人都应在学习困难门诊得到有效的诊疗，或向其他更专精的科室转诊。

2021年2月初，江苏南京市儿童医院“学习困难门诊”首次开诊。左图：南京市儿童医院测试评估室入口。右图：儿童保健科屏幕上显示5诊室是“学习困难门诊”，已有家长为孩子挂号，等待就诊。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家长认为学习困难门诊应是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去看，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提升成绩的门诊。你认为什么样的孩子应去这一门诊就诊？

郑毅：学习障碍、精神障碍、教育环境、躯体疾病这几个因素都会引发学习困难，这是学习困难门诊要聚焦的问题。学习困难门诊是一个正规的医学门诊，并非用于辅导学习。门诊可以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但学习方法的改善不是门诊解决的重点问题。一些孩子可能看了学习困难门诊后成绩会有所提升，这是因为诊疗帮助他们解决了影响学习成绩的病理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家长往往能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的表象，但不太能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涌向学习困难门诊。学习困难门诊的兴起会不会导致过度诊疗、散播焦虑？

郑毅：我们可以将学习困难比作发烧。发烧可能是普通感冒，也可能由脑炎、肺炎引起。患者因发烧来看病，医生会根据病因再进行分类处理。所以，单从就诊来看，家长们能在早期给予足够重视，没有坏处。而且，一个合格的门诊不会随便给孩子“戴帽子”，如果能通过学习困难门诊把孩子的问题诊断评估好，我觉得是很好的。

当下，学习困难门诊虽然一号难求，但我认为，目前的就诊率还是太低。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过度诊疗，关键在于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医生不能决定什么样的家长不该来，因为缓解家庭成员的焦虑也是学习困难门诊的职责之一。学习能力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功能，功能出问题了就应查原因。但不排除一些私立医院在炒概念，本身缺乏资质，只是为了多一个收费渠道。

《中国新闻周刊》：哪些科室可以开设学习困难门诊？需满足怎样的条件？

郑毅：在国内，不少学习困难门诊由儿童精神科开设。以这一科室为例，开设这一门诊需配置足够的专业人员。依据原卫生部2011年印发的相关规范，一个合规的精神心理科门诊至少要有2名精神卫生专业执业医师，此外，还要至少有1名注册护士和1名技师。

基于医院儿童保健科等传统科室拓展学习困难门诊也是可以的，但拓展一定要符合规范标准。具体开在什么科室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家医院首先要符合儿童精神心理门诊的开设要求，不能什么资质也没有，以学习困难门诊作为噱头。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学习困难门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郑毅：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规范化管理。学习困难门诊严格意义上比精神心理科门诊专业性更高，孩子的“病因”可能是网络成瘾，可能是抑郁焦虑，这些情况医生都应会诊断。学习困难门诊的规范化诊疗需要依托更多专业人员。

在我看来，学习困难门诊更应将学习障碍作为研究重点，而不是将其完全办成诊疗多动症或精神障碍的门诊。现实中，我们看似开设了很多学习困难门诊，但整个社会对学习障碍问题却是忽视的。一些人觉得阅读障碍、书写障碍这些都只是小毛病，但其实学习障碍有5％—15％的患病率，其中，阅读障碍就占80％左右，不容小觑。

《中国新闻周刊》：学习困难门诊应建立怎样的规范诊疗流程？

郑毅：以精神障碍方面的诊断为例，与客观的血检、尿检不同，其本质上是一个现象学诊断，很大程度上依靠医师的判断。从流程上来讲，首先医生要做严格的病史采集和精神检查，也就是问诊和查体。查体包括躯体查体，也包括神经系统检查。然后医生判断孩子可能需要做哪些量表，做哪些检查。

量表用以在临床中评估患者病情和辅助诊断，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因为量表中的内容大部分是患儿或家长填的，具有主观性。一些不太专业的医生用多动症量表一筛就说儿童患病了，导致统计得到的多动症患病率偏高。学习困难的诊断应该是非常严肃的。量表也不是越多越好，就像医生开化验单似的，不是把医院所有化验单都开一遍，而是选择适合检查的项目。

左图：一名孩子在做视听整合连续测试。右图：医生在给一个孩子做智力测试。本版图/中新 视觉中国

“家校配合对于孩子康复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用药方面，我们了解到像ADHD有对应的药物和适应证，其他导致学习困难的疾病也有类似的用药规范吗？

郑毅：如果是精神障碍引起的学习困难，可以通过药物去治疗。但如果是阅读障碍、书写障碍这类学习障碍问题，主要通过行为训练和特殊教育来干预，这些疾病没有特效药。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家长反映去医院就诊时，一提到孩子学习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医生就开专注达这类“聪明药”。你对此如何看待？

郑毅：之所以叫“聪明药”，是因为如果孩子真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这类药物能使其注意力集中，进而可能提高学习成绩。但这类药物不太可能随便开，更不可能家长主动要求医生就能开。只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通过精神药物和毒麻药使用权限的考试，才有资质开这些精神类药物。

“聪明药”的滥用在一些诊疗不规范的门诊中可能存在。如果诊断不当，其滥用风险高，还可能导致消化道不适、心慌、焦虑、失眠等副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药物治疗，学习困难的诊疗还需要家庭和学校的配合。你认为目前这算不算一个短板？

郑毅：从现实来看，家校共育的配合程度差别很大，有的家庭和学校配合得很好，有的合作得不太顺利。

我们现在更强调家、校、社、医的结合，但当前，仍缺少多方共同努力的合作精神。具体来看，医院不是给出一个诊断就结束了，还要引导孩子继续上学，监督孩子吃药。学校也面临管理方面的难题，国内学校心理老师的配备不如国外完善，而把所有事情都寄希望于班主任是不合适的。在家庭层面，现在经常会有一些家长给孩子“戴帽子”，认为孩子就是生病了，开点药就行了，自己已经尽力了。

家、校、社、医各方深度配合对孩子的康复非常重要。以ADHD患者为例，如果学校阻止ADHD孩子和其他同学的正常交流，就会对其造成很大的心理创伤。很多ADHD孩子在社交上跟正常孩子没有区别，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学校和老师给予适度关注就好。盲目“戴帽子”只会让孩子感到被孤立，从而引发更多的心理问题。

因此，“摘帽子”的核心在于破除社会对精神障碍的严重病耻感，提升学校的接纳程度和家长的投入程度，为患病孩子提供更友好的康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