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三川

谣言不时有，最近有点多。一会是“东莞中考数学泄题”，一会是“北京取消中级职称”……这些谣言如病毒般迅速传播，一经打假又很快偃旗息鼓。

谣言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梳理官方发布的辟谣榜综述和典型案例，不难发现以下高频词：移花接木、掐头去尾、炒作民生话题、编造公共政策、虚构突发事件等等。再来说谣言的制造者，他们要么以“正义发声”自居，要么假装“消息灵通”，大行宣泄情绪、以谣生利之能事，唯恐天下不乱。事实上，每一次子虚乌有的讹传，除了直接造成一些具体的社会危害，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

有学者提到一种“结构性误读”的倾向。即把系统、复杂的社会矛盾，归咎于某一群体、某一地区的道德或文化缺陷。“这将直接导致社会信任感的削弱，降低公众对陌生人的基本信任，形成‘防御性认知’。”在信息的洪流中，真相和谣言总是交织混杂。稍微“高明”一点的谣言，并不是纯粹的无中生有，而是有意剪裁和强化某些确实存在过的现象，印证某些刻板印象，迎合所谓的“惯性思维”。医患关系、性别对立、职场冲突等话题谣言的高频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大量类似叙事框架的谣言的“铺垫效果”。

造谣“大熊猫被虐待”的两人被判刑。

最近央视报道的“造谣大熊猫受虐案”就十分典型。首先，被告人不仅捏造、散布某科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虐待大熊猫、利用大熊猫谋利等不实信息，还煽动网民对某科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投诉、举报、辱骂；其次，他们打造“敢于发声”的人设，甚至号召粉丝线下聚集滋扰，并趁机“收割”粉丝数量可观的捐助。

从谣言发展到网暴，从线上延伸至线下，究其手法而言，不还是那套熟悉的操作——打着“爱”的名义，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对立冲突。

从这层意义上，谣言治理的紧迫性就更为凸显。面对一则具体谣言时，相关单位应当快速占据信息制高点，避免用户“先入为主”，这是其中一方面；从认知层面出发，找到更有效地与谣言“对垒”的方式，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克服标签化思维，重塑信任体系，或许是更为关键的时代课题。从传播机制上看，辟谣天然滞后于谣言，有时在情绪先行的作用下，还可能遭遇“逆向解读”；再者，AI换脸等技术让事实越来越难以分辨，辟谣信息如何精准抵达用户，也是困扰多年的难题——即便时隔久远，有的人依然会错将谣言当真相。

“狼来了”的经典故事也在告诉我们，破坏信任极其容易，可修复信任的成本实在太高。

守护真相的尊严，功夫既在谣言里，也在谣言外。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细节，强化技术赋能、源头治理。各方有必要密切配合，从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出发，优化算法设计，完善平台规则，探索运用经济手段切断畸形流量的变现路径。另一方面，不妨分类处置、举一反三，跳出谣言看谣言。在某种情境下，部分谣言虽然内容不实，却是一种隐蔽的“释放机制”，真实反映了某些诉求和社会关切，对此不宜急于定性、“一辟了之”，也应重视起来，有针对性地及时回应和纾解。

关于“无根的谣言”，鲁迅先生曾辛辣地嘲讽：“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的。”每个人都是真相的守门人，每一次点击都在影响信息的流向，看到夸张惊悚的标题，“高度巧合”的细节，在“未知全貌”之前，还是“不予转发”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