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东北四平的农家妇女。（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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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使再婚、纳妾、重婚、私奔、同居、卖淫等选择成为可能，这些都是日常生活艰难所带来的特殊选择……通过选择上述任何途径，妇女都有可能把自己从迫在眉睫的贫困危险或无法忍受的关系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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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宇

责任编辑｜李慕琰

2003年，历史学家马钊开始在北京的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重点是“妨害婚姻家庭”类别。三年间，他收集了400多件案卷材料，选取20个案例写成《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

这些案例最早发生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致力于社会建设的“黄金十年”结束，北平一度为日伪政权统治。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作者指出这段时间“停留在一个被忽视的‘黑洞’之中。”

相比清代的刑科题本，民国时期的审判档案内容相对翔实丰富，故事性更强。纸面上是“通奸”“诱骗”“重婚”，有心的话可以发现下层女性的痛苦挣扎。电影《酱园弄·悬案》的质量见仁见智，但它仿佛是影像化的《弃夫潜逃》。詹周氏杀夫分尸后束手就擒，行为方式与弃夫潜逃的女人们截然不同，但处境有太多相似之处。

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是戏中戏，并由此引出鲁迅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这些皆与赵丽颖扮演的作家西林关联，她写文章为詹周氏申辩，原型苏青当时与张爱玲惺惺相惜。苏青、伍尔夫或者写娜拉困境的鲁迅，都写出了经济之重要。

鲁迅在文章里戏谑地讲出了洞见：“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在《弃夫潜逃》里，社会转型与经济自由是绞在一起的两条线索，而这些女人远远没有抵达娜拉反映出的自觉。思想家和政治家呼吁女性摆脱父权与夫权的束缚，彻底成为独立个体。实情更纷乱，底层妇女面对着具体的压迫，她们无所适从，依靠本能争取微不足道的自由。这些女人阴差阳错地因一时的勇敢而青史留名。

社会学家李景汉曾经以生活状态将北平市民区分为四类：任意奢侈、安乐度日、将就度日和穷得要命。所谓“下层”涵盖后面的两种，约占当时全城人口的73%。其他研究也支持了这种估算。这本书关注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下层妇女和她们的生存空间。

案件总是令人难过的，格外惹眼的是大多数女人的名字已然佚失。她们受到压制，但仍然具有能动性。社会以各种管道形塑她们，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和行为回应。北平的这些故事几乎是《漫长的余生》与《王氏之死》的重演，不同阶层的女人在拥挤的庞大空间里度过并不开心的人生。

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剧照。（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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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秩序难以为继

当时女人难以找到全职工作，主要原因是她们要面对无穷无尽的家务，同时工作岗位也着实有限。依照当时的习俗，极度贫困的人家才会让妻女外出做工。

1943年吴吴氏离家出走，她的丈夫吴奎连是一名人力车夫。他不懈地找寻，半年后终于在西直门外遇见了妻子。她不肯回家，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巡警。按照她的叙述，吴奎连收入微薄，所以让她出来“混事”——当时是卖淫的代称。一位客人为她赎了身，接她回家一起搭伙过日子。

作者几次引用《四世同堂》来说明北平的市井风貌，也几次提及车夫妻子潜逃的案例，总让人想起命运悲惨的骆驼祥子。

譬如车夫康瑞的故事。一个男人光天化日之下纠缠他的妻子康刘氏，导致两人双双被巡警拘捕。康瑞直到下工回家才知道这次纠纷，原来那个男人是康刘氏的第一任丈夫，康刘氏因此被控重婚，双重身份背后又是一段悲苦的故事。而康瑞结婚时30岁，比北平男性初婚平均年龄至少大7岁，拉车也只是青春饭，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好不容易组建家庭，如今一切归零。

通货膨胀更是带来了烟消云散式的崩坏感，旧秩序逐渐瓦解给集体心理和日常生活都带来切肤之痛，往日实践又死而不僵，还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在种种力量撕扯之下，家庭关系日趋紧张。衰退动荡时，弃夫潜逃极可能蔚然成风。涉案妇女对生活状况的诉苦，也易于获得司法官员的同情。事实上，法官自己的生活负担也相当沉重。

类似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经济波动使保守的风俗难以为继。潜逃的女人绝大多数不是理想中的革命女性，最大的动力乃是在生活崩溃之际找一条活路，绝望时会把孩子送给他人。她们只能依靠最基本的素质，如作者反复提及，战时北平刑事审判中涉及的妇女生计来源有三个方面：生产劳动能力、生育能力和性能力。对三种能力的需求甚至形成了市场，并培植出相应的人际关系网络。

书中有一段颇为惊悚的文字，摘录如下：“市场使再婚、纳妾、重婚、私奔、同居、卖淫等选择成为可能，这些都是日常生活艰难所带来的特殊选择……通过选择上述任何途径，妇女都有可能把自己从迫在眉睫的贫困危险或无法忍受的关系中拯救出来。”

做零工的女性在司法程序里被登记为“无业”，这时涉及对“职业”一词的不同理解，零工往往受到了无视。随着北平的营商环境改变，女性大规模进入服务业亦成为噱头。饭馆的女招待一周七天无休，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吃女招待”这类意指性骚扰的词汇也随之出现。

《酱园弄》原型詹周氏杀夫后束手就擒，行为方式与弃夫潜逃的女人们截然不同，但处境有太多相似之处。（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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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希望

弃夫潜逃在清代可能诱发死刑判罚，民国夫妻之间由支配关系转为平等个体，相似案件的刑罚已经大为减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观念受到学者、媒体的大力抨击，通过社会舆论渗入底层社会。

相形之下，经济恶化的冲击非常直接。男人按惯例外出谋生，以此维护古已有之的等级制度，女人未必意在挑战家庭结构，但丈夫可能丧失了履行义务的能力。根据王跃生对清代中期刑科题本的研究，在执行死刑的刑事案件中，法官最常引用的妻子挑起家庭冲突的原因是经济困窘。其余还有丈夫道德败坏如赌博、偷窃和嫖娼，以及对妻子回娘家的限制。

女人想活下去就要用脚投票。她们居住的大杂院三教九流混杂，提供了女性朋友在内的社会资源，“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城市里营造了一个女性社会空间”。见多识广的中老年女性为生活艰难的年轻妻子保媒拉纤，帮她们建立非法的新家庭，并从中牟利。

书中案例提及，孟玉珍在北平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丈夫段兰田去张家口谋生，一个多月杳无音信。迫不得已，她找到前邻居武城氏求助，后者利用人脉寻得涿鹿男子石长仲为“下家”。离家五个月后，段兰田回到北京控告武城氏，最终以“共同意图盈利和诱有配偶之人脱离家庭”提起诉讼。

社会变革为弃夫潜逃带来了便利。婚姻证明变得简略使婚姻成为夫妻之间的事务，不用父母同意就可以合法结婚。铁路网逐步扩张也给长途旅行创造了条件，黑龙江女孩张少亭因包办婚姻嫁给一名商人，不到3年跨越4省逃到700公里外的北平。这不禁令人想起同在1930年代逃婚的作家萧红，不过她走上了呼喊与倡导的道路。

现代性同时提升了人口贩卖、走私和贩毒等犯罪的可能性。如作者表达的，“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展现了技术进步、战争和占领等因素，是如何把地方和人民编织于同一张合法或非法的区域经济交易的网络之中。”

清末民初的社会改革破坏了明清时期严格控制的内外之别，妇女也可以参与到“外”所代表的社会生活，司法档案中由此出现少数积极事件。如律师的女儿杨占英跟张克贤自由恋爱，与家人矛盾激化后离家出走。母亲指控张克贤诱拐女儿，“淫荡成性”，并强调自己家重视礼教。她希望法官严惩张克贤，“以挽颓风”。

那已经是1945年，日伪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诉讼中提到孝道与贞节等传统道德规范。“他们还重申了许多传统说法，将女性道德沦丧归咎于男性的欲望。”杨占英则明确告诉警察：“后来我二人因说话感情很好；我愿嫁他为妻。”她几乎全盘否定了母亲的指控。

法院的起诉书则写道：“至七月间，二人同至宋立本家中隐匿，以冀各遂所愿。”由此可见，司法官员认可了杨占英的独立身份，她在这段受到诅咒的恋爱里是积极的参与者。

马钊在后记中写了一件动人的往事。2014年末的某个清晨，他带5岁的儿子马愷洋参观密苏里州立博物馆。参观了一个小时左右，他感觉儿子大概失去兴趣，就把他放去礼品店自由活动。他不经意地随着孩子的手指看到一摞车位贴纸，上面印着一句话：“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

这句话是美国著名妇女史学者劳拉·撒切尔·乌尔里奇的名言，彼时马钊正好花费十年写完了《弃夫潜逃》。即便这本书呈现的是中国女性的经历，但意义无疑是一致的，所以他把这句话视为“一个巧妙而诙谐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