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维辰

备受关注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5月14日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个案，而是折射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冲突的一面镜子。鲜有案件能引起长达数年的社会舆论：男方席某某与被害人订婚后，于2023年5月2日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2025年4月16日，二审维持原判。也鲜少有案件在二审落锤、审判长解疑释法后，还能引发巨大争议，甚至是撕裂、对立。

不妨将质疑者分为两类：有的人认为证据链不完整，担心婚恋中的诬告风险；有的人认为，“订婚即默示性同意”“给了彩礼就有资格发生关系”，双方订了婚、女方收了钱的情况下，男方都不能行使“权利”，男方权利如何保障？钱不是“白花”了吗？

关于证据问题，首先要强调的是，因涉及被害人隐私，案件并未公开审理，公众无法看到完整的司法材料，也就不能断言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刑事诉讼法学者指出，从目前媒体披露以及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二审审判长答记者问信息来看，到底是强奸既遂还是未遂，似乎没有解释清楚。但即便是强奸未遂，在刑法上同样构成犯罪，这一点无可辩驳。

更该警惕的是观念问题。如果承认人拥有对自身包括性在内的身体具有支配权，就该认识到“订婚即默示性同意”是对性自主权的侵犯。“给了彩礼就有资格发生关系”背后是买卖逻辑，本质上是将人作为交易对象，同样与现代法治观念相背离。无论一些人如何臆想，个别地方传统风俗如何，都不是践踏他人权利的理由。不当的婚恋观要改，落后腐朽的风俗要抵制，这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自己。

越有争议的案件，越要进行价值指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在《建好用好人民法院案例库 为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持和规则参考》文章中就表示，案例库建设过程中，“没有为了追求稳妥而刻意选编那些没有争议、四平八稳的案例，注重围绕疑难、复杂、争议问题选编案例，强调入库案例不仅要满足‘没有错’这个底线要求，还要切实达到‘有价值’的入库标准。”

“订婚强奸案”入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案例文本标题为《席某某强奸案——订婚不影响强奸罪的认定》，裁判要旨相当明确。按照《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这意味着，法院在遇到类似案例时，将参照“订婚强奸案”判决，有助于扭转错误认知，深化性自主权保护，引导健康婚恋观念形成。这也警示公众，订婚、彩礼绝非侵犯性自主权的挡箭牌，通过“活的法律”，不断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增强法律意识、明悉行为边界，才能更好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同时强化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