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景的由来

“八景”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大量地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方志中，此外也会以艺文、诗文或者图的形式出现在家谱中。在中国除了“八景”外，还有“十景”“十六景”“二十四景”甚至“七十二景”等说法。

尽管如此，“八景”还是成为此类文化中使用最广、最有代表性的名词，这与古人对“八”的理解密不可分。

古人为什么喜欢用“八”来概括景点呢？这可能和古人的数字崇拜有关系。

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八”的解释为:“别也。像分别相背之形。”八与方位区分有关。《周易》中八卦之象就是八个方位之象，代表了古人对物质和世界的认识。从八卦衍生开来，古代天子所用乐舞有“八佾”，祭祀用“八簋”，用车需“八鸾”，治理国家用“八政”等。

韩文公祠是为纪念唐代文学家韩愈而建。祠内古木参天，其中尤以橡木最为著名。林文强 摄

“八景”一词最初是道教概念，源自晋·青童君撰集《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飞经》，指道家八个受仙时间里的自然气色景象和八方之景，以后才逐渐借用到现实世界中，代表一个地方的各个方位，涵盖了整体风貌。

但究竟何时成为世俗的胜景代称却有着不同说法。有认为南朝时沈约所作的《八咏诗》是“八景”的雏形；有认为苏东坡所作《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才是“八景”的鼻祖。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起源于北宋宋迪的“潇湘八景”图，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之记载。因为有了“潇湘八景”图，“这个历千年而不衰的‘八景’现象便产生了”。（谢柳青《闲话“八景”》，《文史杂志》1989年第2期。）

我国大规模编修志书从明代开始。明代建立之初，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高度重视。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两次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16则、21则，规定志书内容等24项，以及各类目编写原则。永乐十六年，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并“遣使编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明实录·太宗实录》）。

于是，天下州县纷纷修志。弘治十一年（1498）、正德十五年（1520），又两次下诏“遍征天下郡邑志书”（光绪《江阴县志》旧序），许多州县志书在明代竟编修五六次之多，当时人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张邦政：万历《满城县志序》）。明万历年间，朝廷诏令全国各地呈报“八景”，并要求将“八景”编入志中。至此，地方志中收录“八景”就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过去，“八景”只是文人墨客钟情山水的一种精神寄托，多为当时文人情趣的表现和乡土意识的反映，万历间诏令后，“八景”就开始打下官方烙印。明清时期，在官府的推波助澜下，“八景”之风炽热，而无数文人雅士也围绕各地“八景”留下了许多诗作。清·于中敏等《日下旧闻考·形胜》就言：“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诗矣。”

列入县志中的“八景”，有的作为“舆图”中的一部分呈现，有的在“形胜”“地理”“古迹”中具体阐述；在介绍山川、桥梁、古迹、寺庙和楼阁时，也往往指明此为“八景”之一；在“艺文”中则收录文人唱和“八景”的题诗或文章。“八景”的主体大多有两类：一是客观的自然景观，二是人文遗迹。

二、八景的变迁

潮州同样也有八景，犹如历史文化名城皇冠上的八颗明珠，以璀璨光华勾勒出古城的灵秀风骨，令千年潮州更显绰约风姿。八景中的广济桥，更使历来的旅游者有“到潮不到桥，白白走一场”之赞叹。正如潮州第一个哲学博士张竞生在《浮生漫谈·游湖》说：“人类需要玩耍，需要休息，求得身心的愉快。所以每一个地方，都由人类就其自然的材料，创造出许多的胜景。例如我国最著名的是西湖八景，而我潮州与惠州也一样有八景的所在。”

那么，“潮州八景”是怎么形成的呢？其结构又有怎样的变化呢？这个课题颇值得人们深入地回顾与探讨。

按《潮州市志·名胜古迹》（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记载：

“潮州八景”有明代“潮州八景”、清代“潮州八景”，还有“潮州内八景”。

明代“潮州八景”是：龙潭落照（在花园村外）、凤山秋菊（在凤凰山下）、笔峰晚凉（在笔架山）、金山朝旭（在金山顶）、凤栖木棉（在意溪凤栖山别峰庵）、韩亭秋月（在韩祠前）、西湖梅风（在西湖处女泉边）、文峰飞翠（指桑浦山玉简峰）。

清代“潮州八景”是：湘桥春涨、龙湫宝塔、韩祠橡木、西湖渔筏、金山古松、凤台时雨（也称“凤凰时雨”）、鳄渡秋风、北阁佛灯。

“潮州内八景”是：东楼观潮、古刹梵唱、七星步月、奎阁腾辉、莲花午照、府楼钟声、渔庄晚眺、西园赏菊。但是，现存较完整的只剩古刹梵唱和东楼观潮。

稍作分析，就会发现明代“潮州八景”中，除“龙潭落照”“金山朝旭”“西湖梅风”是在府城边缘，余下五景都在府城外，集中在东、西北、西南部，其中文峰距府城40多里。这个景圈的范围很广阔。从审美视角来看，以山景为主，旁及落照、朝阳、晚凉、秋月、秋菊、木棉、梅风等自然景物。从取景时间来看，一年着眼于春秋，一日着眼于早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据清·林大川《西湖记》记载：“五龙潭，在湖山之阴。”“龙潭落照，凤城八景之一。”“凤山，距竹林寺二三里。山下居人喜种菊，故潮八景有‘凤山秋菊’。”“竹林寺，距栖凤泉二里而近。康熙间，总镇马三奇建。林木蔚云，松篁飞雨，为西湖极清幽处。”由此可见，龙潭即五龙潭，在西湖山之北侧，不是在湘桥区凤新街道花园村外；凤山是指位于今凤新街道的凤山，而非潮安凤凰山。

湘子桥（广济桥）横跨韩江，十八梭船连成一线，形成“长龙卧波”的奇观。林文强 摄

清代“潮州八景”的特点，一是景圈范围缩小了，集中在城东韩江一线及两岸，且以广济桥为中心。二是山景幅度减少，山水相融合幅度提高，建筑物景点明显增多。三是充实历史名城的文化内涵，注重人文景观。

“潮州内八景”由于景圈位于城内，随着城市的变迁，渐渐地被淡化了。

从历史的沿革上考察，潮州八景是潮人长期反复观赏、思考、充实、筛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是经过长期的嬗变而来的。

明万历十一年（1583），杨彩延在《南澳赋》中云：“眺古瀛（即潮州）八景之胜概”；饶宗颐《潮州志·艺文志·史部》录有万历二十五年举人、潮阳吴仕训撰有《潮州八景图咏》。可见“潮州八景”是在明万历年间形成，与全国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清康熙年间，潮州诗人陈衍虞有《步仇漆（漪）园观察八景诗》，序云：“鄙州风景，命名不一。曩时八景，先贤吏斯土者，多有佳篇。至吴茧雪郡侯，增为十景，与先名异矣。”据康熙《潮州府志》载：“吴颖，字见末，号茧雪，江南溧阳人。顺治年间（十五年，1658）以刑部郎出守潮州。”吴诗今已佚。陈衍虞有《刺史吴公见末有凤城十咏，刻之长笺。去今十年，近偶检得，戏叠其韵。潮人咏潮事，言或非诬，村讴巷谣，殊愧诗史》五言律诗10首，叠韵次序是：韩麓橡花、金山松树、凤台时雨、鳄渡秋风、湖岭晴峦、浮桥春涨、校场观射、塔院维舟、北阁佛灯、西濠渔筏。

剔去“湖岭”“校场”二景，显然就是现在的“潮州八景”，地点不变只是用字略有不同。可知此“八景”在清初已初具雏形。

又《步仇漆（漪）园观察八景诗》及仇昌祚《八景诗》（见康熙《潮州府志·艺文》）所咏八景则是上之明代“潮州八景”名称。按：仇昌祚，号漪园，山西曲沃人。清康熙九年（1670）任潮州海防同知，擢惠州知府，二十二年（1683）任惠潮兵备道。可见此时八景名称还是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清嘉庆十六年（1811）岁贡、凤塘人郑兰枝写有“潮州八景”诗：湘桥春涨、鳄渡秋风、韩祠橡木、金山古松、凤台时雨、龙湫宝塔、北阁佛灯、西湖渔筏。“八景”之名已与流传至今相同。

北阁佛灯。温亿中 摄

其后，郑兰枝的侄孙郑昌时，其《韩江闻见录》（成书于1821年）有七律《潮州八景》诗：凤台观水（自注：旧云“凤台时雨”）、鳄渡乘风（自注：旧云“鳄渡秋风”）、韩庙棉红（自注：旧云“韩祠橡木”。作者按：此时橡木已枯死。）、马丘松翠（自注：旧云“金山古松”）、龙湫听涛（自注：旧云“塔院维舟”。作者按：北阁对面韩江江心小岛上。清嘉庆初塔倒塌。后以凤凰塔代替。）、洞湖垂钓（自注：旧云“西湖渔筏”）、长桥榕荫（自注：旧云“湘桥春涨”）、峻阁星枢（自注：旧云“北阁佛灯”）。可知到清代中期，“八景”的命名已有所变动。

“西湖渔筏”场景已不复见，不过如今游船在西湖上摇曳，别有风情。林文强 摄

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修的《海阳县志》，在“古迹略二”将“八景”之名首次载入志书中：“潮州八景，旧云：凤台时雨、龙湫宝塔、湘桥春涨、鳄渡秋风、韩祠橡木、金山古松、北阁佛灯、西湖渔筏。据《韩江闻见录》，‘龙湫宝塔’旧又云‘塔院维舟’”。

直到纂修《海阳县志》之前，潮州地方景观的文化建构始终由官师阶层与士大夫群体主导。他们通过游览实践与文学书写，共同塑造了这一地域的风景体系。而景观营造与游览活动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相互促动的过程中，士大夫们的题咏作品得以生成并传世。如郑兰枝的“潮州八景”诗就靠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至1960年潮安县文教局编的《潮州八景简介》方形诸文字。

因此，作为地方风光标识，分布在三山一水间，一直沿承到今天的“潮州八景”，终于在18世纪末最后定型。除“西湖渔筏”外，这些景点都分布在韩江边上，且以广济桥为中心的景观固定下来，有力地强化了韩江风景给人们的印象。这与18世纪开始的潮州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韩江航运的发达有密切关系。因而，清光绪年间绘制的潮州古城图直接题署为“韩江八景图”。西湖的湖水也是由韩江汇入。

“潮州八景”作为地标性景观集群的历史生成过程，本质上体现了人文要素对自然景观的审美重构。这一景观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从单纯的地理单元向具有文化认同价值的“地域符号”转变的关键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国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该景观系统逐渐演化为海内外潮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载体——诸多海外潮州会馆的纪念刊物，皆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潮州八景”照片放在显眼位置，直观彰显了这一景观在族群认同中的象征地位。

三、八景的组合

八景中各个景观的命名，通常是由四个字组成，且两字一个意义，前两字一般表明地点，后两字为时间、季节性自然现象，两两并列而组成一个合景，并组成四组对子。以潮州八景而论，也离不开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凤台时雨、龙湫宝塔”“湘桥春涨、鳄渡秋风”“韩祠橡木、金山古松”“西湖渔筏、北阁佛灯”。后三组对仗工整，惟独第一组却对得不好。

“龙湫宝塔”原为潮州八景之一，已经倒塌。图为凤凰塔，是代替龙湫宝塔的景观。林文强 摄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八景形成的经过进行探索。现在通称的“龙湫宝塔”，原不是这样称呼，以前叫“塔院维舟”。郑昌时《龙湫听涛》诗序说：“界城东北，金山崖坳，韩江水曲。其地交流浃渫，激石匉訇，浪叠波旋，月中疑见塔影，入画宜夜。旧云‘塔院维舟’，今圮（倒塌），上流障也。”又《凤台观水》诗序：“峙城东南，下流障也。古属鸦洲，今俱名凤。肇自前明太守侯公必登。其地襟江几桥，山明水秀，入画宜春。旧云‘凤台时雨’。”也作“凤凰峙雨”，见20世纪初老照片的文字说明。（参见丁铨《旧影潮州》，2020年南方日报出版社。书中介绍这一景点标题作“凤凰时雨”则是沿袭讹误。）

若就景色着眼，作“凤台时雨”或“凤凰峙雨”均可。峙雨者，即指凤凰台峙立于雨景之中，适时玩赏，另有一番景象。“时雨”是指每当春夏时，骤雨将至，山风骤起，韩江之上烟波浩渺。长桥在氤氲水汽中若隐若现，韩山群峰尽数隐没于雨雾之中，天地仿佛骤然收束。待得急雨初歇，云开雾散，碧空如洗，群峰苍翠欲滴，令人顿觉胸臆开阔，神清气爽。

从文字对仗来说，若“龙湫宝塔”沿用旧称“塔院维舟”，那得以“凤凰峙雨”为宜。因为塔、院是二种建筑物名称，凤、凰是雌雄两鸟，属本句自对；“峙雨”对“维舟”是铢两悉称，平仄相谐。若用“龙湫宝塔”，就得对“凤台时雨”。以“龙之湫（潭）”对“凤之台”，“时雨”对“宝塔”；以“宝”作“塔”的定语，“时”作“雨”的定语。

据1922年《华南汕头商埠》（日·安重龟三郎著，2019年暨南大学出版社）记载：“凤凰台……阁内祭祀龙王，据说旱灾时官民即在此处祈雨。”因而“时雨”在这里不仅是自然景观，更蕴含着“逆时雨，宁风旱”（《周礼·春官·小祝》。意为祈望风力适中，降雨及时，避免干旱）之义，所以“凤台”是不能作“凤凰”；塔“位于北门外韩江中流，以镇下游之水”（《华南汕头商埠》），使之不能兴风作浪。惟以“塔”对“雨”，以仄对仄，与后三组的以平对仄者不同，未算工整。而“塔院维舟”“凤凰峙雨”对仗是比较妥帖，惜龙湫塔已灭失，替代的凤凰塔无此景致，也算是遗憾吧！

陈贤武（作者系潮州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