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计划”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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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与年轻人的互相凝望、彼此塑造中，新的社会肌理逐渐显影。

乡村里的青春力量，撑得起城市发展的未来吗？

“先行者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在乡村形成一种新的职业选择和标准，让后来者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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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研究员 柯玉圆

责任编辑 | 戴春晨

整整一天，程铄钦只卖出“一杯半”咖啡。手持“第二杯半价”的两名游客，在服务团队二十多双眼睛的注视下，胡乱逛了一圈就仓皇离开了。

店面装修的连续八个月里，闵艺萍没遇到一个年轻人，老人们纷纷议论：“咖啡又贵又苦，比中药还苦，村里没人喝这个。”

这一幕幕，是两位创业青年在浙江湖州的乡村遭遇的黑暗时刻。过去四五年，一些年轻人抱着各种志向跑进乡村，期待着梦幻般的故事。然而，故事的开始充斥着焦虑、被质疑和惴惴不安。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在乡村找到想象中的诗意和解脱。

身处大都市的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的双重挤压下，嚷着要回到山里去，要到远方追求理想。他们要拯救自己的精神内耗。五四青年节将近，关于青年的相关话题又一次引发热议。何为青年？青年何为？“山腰青年”“45°青年”“三味青年”等新标签浓缩了当代青年的新模样。

更有一批年轻人先于所有人迈出了尝试的步伐。那些回到乡村的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在浙江湖州，那些回到乡村的年轻人，最终是否过上都市青年想过上的生活？

在浙江湖州山水田园间的村落里，一批年轻人展开一场“青春遇见乡村”的社会实验。他们还听到一段关于未来的论断。4月29日，在一场市委书记与青年代表的下午茶交谈上，“让未来决定未来”又一次被提起。

面对着一群蓬勃向上的年轻面孔，市委书记强调，湖州的未来在于持续地投资青年。青年是创新变革的源泉，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城市竞争的王牌。

1

疯狂

得知程铄钦辞了教师编制，要跑去村里开咖啡馆，岳父勒令女儿跟他离婚，母亲说他中了邪并跑去庙里拜神。

同样不被理解的，还有闵艺萍。辞职后不久，公司就上市了，按她原有股份折算足足有上千万元。家人痛惜她一辈子可能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哪怕家人理解，朋友也表示看不懂。

从体制内出来的蒋斌，在稻田旁开起了咖啡馆，每晚关店后得从湖州赶回杭州。他的耳际充斥着怀疑：

“到那么偏的地方开店，能有生意？”

“每天赶来赶去，不觉得累吗？”

更有甚者，得到几乎所有人的统一评价：“疯了！”

为了改造好空心村，陈谷将老建筑基本上保留下来，还收集了一大堆老木头、老砖、老瓦等。别人骂他：“脑子有病吧！把老房子拆了，建新的不好吗？”

陈谷虽不年轻，却有着青春期的癫狂。他把所有找上门的业务都推掉了，只专注于旧村改造这一件事。他慢慢设计，细细打磨，要做民宿、私厨等多种业态。别人又骂他：“神经病呀！弄好了没人来，怎么办？”

当一群有志向的人，进入乡村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困难和偏见。他们表面上风轻云淡，实则压力比山大。

陈谷（右一）现场与人沟通规划细节。（受访者供图）

进村前的陈谷，在深圳和杭州都工作过。

身为建筑设计师，他原本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办公盒子”里工作，工位旁边是玻璃幕墙，有一扇窗能打开约15厘米的间隙，让人稍微透透气。窗外是两栋高层住宅，偶尔能看到鱼罐头式房间里的闪动人影，若遇到阴霾天，则是灰蒙蒙的一片。

“我想要一扇窗。”心里有个声音在呼唤陈谷，要有一扇能看到竹林的窗。

为了拥有这扇窗，陈谷回到湖州市安吉县，找了一个在山上的老房子改造成工作室。被“爆改”后的房子经媒体传播意外成了“网红”，来自天南地北的“乡村发烧友”纷纷找到陈谷“取经”。

其实，陈谷的老家就在安吉县灵峰山景区。“一不隐居，二不出家”的他想在山脚下也找个老房子改造，机缘巧合之下，2013年，他盘下一个占地面积161亩的空心村，开启被质疑“疯了”的改造之旅。

虽千万人，吾往矣。

对抗偏见，唯有硬抗。

2021年，即使长辈频频施压，程铄钦还是与六位朋友合伙创业。看过瀑布咖啡、瓢虫咖啡等网红村咖后，他们选中了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的一个废弃矿坑，为了抢在2022年“五一”前开业，仅用18天就完成布置，尽量保留原有生态风貌，加设咖啡屋、桌椅等，取名为“深蓝计划”。

梦幻般的开局启幕了。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突破80万元。那是他当教师十几年的收入。幸福来得太快，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将他推向高涨的顶点。

但紧跟着却是地狱般的磨难。第二个月的营业额跌到30万元，第三个月才2万元，最差的时候一天仅卖出“一杯半”咖啡——有半杯是程铄钦半卖半送的。

合伙人纷纷离去，作为“始作俑者”的程铄钦四处借钱、寻找转机。

最大的压力来自社交平台。小红书的差评也像龙卷风向他袭来：

“分明可以直接诈骗68元，但他还给我一杯咖啡。”

“避坑！景好看，但咖啡巨难喝！”

……

痛定思痛。某一天，程铄钦终于想明白，顾客要的是风景而不是咖啡。于是他和团队决定将运营重点从对咖啡品质转移到景观上。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改造，只为了让游客拍照更出片。营业额逐渐向好，在国庆七天长假达到58万元，但距离跟村民承诺的100万元还远着呢。

当初，村里为了支持他，免了他的租金。现在，村里决议关停。刚好有一对上海夫妇来游玩，表示想接手，并开出一个让大家都很满意的价格。

除去债务和成本，程铄钦还能净赚80万元。他按约定时间到上海签转让协议，却忘了带公章；回湖州拿时，发现居然“阳”了，只能在家休养几天。

2

起风

程铄钦准备再去上海签约时，店员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卖了吧”。原来，在他养病的那几天，每天营业额都高于10万元。他赶紧给那对上海夫妇打电话：“我们不卖了，生意变好啦！”对方说：“这是好事，你要加油，好好努力！”

从2022年11月1日至今，“深蓝计划”的营业额没有哪天是低于3万元的。在2024年的清明节假期达到高峰，单日咖啡出杯量8818杯，刷新全国最高纪录。

“深蓝计划”在节假日的人流量较大。（受访者供图）

随着人流量越来越大，游客需求也越来越多，“深蓝计划”一直在“小步快跑”地进行扩张，增设打卡点位、草坪天幕等，让物理空间的利用率达到最大，但程铄钦仍坚持只卖咖啡，餐饮等业态则由村民或其他创业团队去经营。

坐在矿坑形成的心形蓝色湖泊前，随手一拍就是一部大片，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叫人心旷神怡。曾经债务缠身的程铄钦，用短短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当老师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财富。

起风时，顺风前行者，往往更容易脱颖而出。

同样受风助力的，还有陈谷。

盘下空心村后，2014年，陈谷提出了打造民宿集群村落的设想。当时，民宿还是一个新概念。大众熟知的有从云南大理盛传的“客栈”，也有从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兴起的“洋家乐”，而更常见的还是“农家乐”。

梳理并保留村子的脉络与根基，陈谷将老房子和老树尽量保留下来，曾因施工队的挖机“扭错屁股”碰倒一棵树，跟他们大吵一架。同时，他将院墙全部拆掉并重新分割，平衡好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

2017年，“帘青”民宿孕育而生，成为众多游客心目中理想的家。陈谷又陆续打造了不同设计风格和运营定位的民宿，曾经的空心村一晃成为“小瘾·半日村”。

年过半百的陈谷，变成了村里一呼百应的青年导师。一批接着一批的年轻人跟着陈谷的步伐进入乡村，成为各类业态的主理人。陈谷给乡村带来了青年的力量。

陈谷设计并运营的“小瘾·半日村”局部。（受访者供图）

作为“村长”，陈谷对村里的16个特色小店、19家民宿、245间客房如数家珍。近三年来，“小瘾·半日村”接待游客量超过114万，实现营业收入2.79亿元。

看到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杭州开美术班的王兴打算回“小瘾·半日村”二次创业。

这是青年导师陈谷的众多青年“学生”之一。

“回家也要努力工作的，只是心态会相对平稳一些，哪怕三五年才能做出点成绩来也不要紧。”王兴说。

返乡创业的，还有卢瀛峰。上世纪90年代，祖母杨桂珍就在太湖边养蟹，到他已是第三代。原本觉得养蟹“很土”的他，想从父亲手中接棒试试看。

2015年，他以“杨桂珍”之名创建品牌并开店，当年营业额就超过100万元，实现逆风翻盘。优选蟹苗、生态养殖，他一手抓产品质量，一手塑造高端品牌形象。

在浙江湖州吴兴区高新区杨溇村，卢瀛峰建起1600亩“杨桂珍”螃蟹庄园。“养蟹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销售额逐年见涨，并于2024年首次迈入亿元俱乐部。

在“杨桂珍”螃蟹的养殖基地里，蟹农正在工作。（受访者供图）

立志要做中国“最珍贵”的螃蟹，“杨桂珍”大闸蟹瞄准商务礼品市场，通过全蟹宴等企业团建消费场景拓客，从路旁到小区电梯的广告全覆盖抢占用户心智。卢瀛峰想做行业第一的螃蟹品牌，“我们现在只完成了从0到0.7的布局。”

但他相信“到1”的那天不远了，因为广袤的乡村会给人无限的发展可能。

3

对视

这一点，闵艺萍也深信。

从企业高管到村咖“不饮咖啡”主理人，虽“少赚了上千万元”，她却不后悔。但在吴兴区织里镇伍浦村将一个双层茅草亭子改造成咖啡馆，连续八个月的装修中没遇到一个年轻人，她就有点心慌了。

2023年，“不饮咖啡”正式营业，结果不到一周，就成为年轻人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连曾嚷着“只喝熏豆茶，不喝又贵又苦咖啡”的村里老人也被“同化”了。村民手捧咖啡、展露笑颜的照片，被一张张悬挂在环状的咖啡馆屋檐前。

村里老人参加闵艺萍组织的活动。（受访者供图）

乡村的生活跟闵艺萍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村里老人主动融入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模样让她动容。在咖啡馆前的葫芦状草坪上，老人们分散着坐在年轻人中间，看着台上的表演，听着欢快的旋律，跟着挥舞手臂、摇头晃脑。草坪边缘的烧烤架上，玉米、豆干、火腿、鸡柳、羊肉等一串串的，在热油的烘烤下滋滋冒烟。年轻人将烤好的串分发给老人们。他们也不客气，吃得津津有味。

这场从落日余晖持续到夜幕深沉的音乐会，让老人们流连忘返。原本怕扰民的闵艺萍在晚上8点半时打算结束，但老人们纷纷劝阻：

“还早着嘞！”

“我们难得晚睡，没关系的。”

“多好玩呢！”

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歌单上的曲子都唱完了，老人们还帮忙收拾烤架、打扫卫生。

年轻人的加入，让村里不再暮气沉沉。在离咖啡馆不远的菜园子旁，老人们珍藏的旧物譬如竹凳、木柜、布鞋、收纳包等，被以照片的形式定格，并悬挂起来展示。游客们还可以通过扫码查看，村里多才多艺的宋奶奶演奏古筝、口琴和电子琴等视频。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年轻人看见，彼此的心灵都得到了慰藉。

闵艺萍（右一）向参观者介绍村里情况。（受访者供图）

与闵艺萍有同感的，还有在南浔区善琏镇窑里村创业的黄彬彬。2023年，本硕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黄彬彬带着一群90后扎根于此。在池塘旁的长亭里，高悬着一首首拼贴诗，这是入乡的年轻人赠予村民的“纪念品”。他们先教村民诗歌创作方法，再让村民从被裁剪成一个个方块的汉字中挑选后自由组合。

村民王爱玲写道：“理想，叩在我心头。”

罗荣剑写道：“踏进杂草丛生的游乐园，如蒲公英般自由。”

邱小毛写道：“远去的童年，小伙伴的影子，可再也回不去了。”

从六岁孩童到八旬老人，三十多位村民历时两个多月，“拼”出一部“诗集”。

在读书阶段就多次跟随导师做乡村运营相关课题研究的黄彬彬，特别注意与原住民们的互动。刚进村时，她和团队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入户调研，顺理村子的发展历程，形成村民口述史，找到文化定位。

黄彬彬（右一）在村里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受访者供图）

在日常运营中，她和团队注重村民的参与。他们曾在村里发起一项共创行动，让家家户户找出一些旧衣服，再请村里裁缝邱奶奶按设计图纸缝制成艺术品，挂在村里最显眼的展示墙上，成了村民和游客拍照的新点位。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村民们已经很配合我们做类似的尝试。他们觉得这样对村子的发展有益处，也有参与的荣誉感。”黄彬彬说道。

4

解疑

要让村民真正理解并参与入乡青年的想法落地，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在善琏镇频频接触入乡创业青年的钱明华，有时也看不懂，尤其是当她看到一群下班后就从杭州开着机车“轰轰轰”赶到村里的年轻人时。“他们的玩法，我也讲不清楚，反正不下雨的话，几乎每晚都来，很炫酷地出场。”

但这对蒋斌来说，则是每天正式工作的开始。在体制内待了十余年的他，辞职后先是做了一年多的机车俱乐部，后在杭州开了一家稻田咖啡馆。2024年，他在善琏镇皇坟村的一片稻田旁，新开了一家大树咖啡馆。

夜幕降临，稻田里蛙声一片。机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公路驶入田间小路，再整整齐齐地停放在咖啡馆前。他们是蒋斌在杭州开店时的熟客，大多数为上班族，有的是上市公司高管，有的是流水线工人，在夜色的掩护下，驱车数十公里，纷纷脱去白天扮演的角色面具，回归本真的自我。“在这里，没人在乎你的工作，也没人关心你的收入。”蒋斌说道。

蒋斌的咖啡店门口。（受访者供图）

附近的村民喜欢晚饭后到咖啡馆前的石板小径上散步，钱明华也不例外。她起初不明白，是什么让这群年轻人愿意开一个多小时的机车，只为了赶来聚一聚、聊聊天、喝杯咖啡。

她试着跟他们一样，坐在露天吧台上，吹着晚风、看着星空、听着音乐。三番五次后，她捕获到一股闲适的惬意，还有了额外的发现——“每个喜欢到乡村来的年轻人，都是有故事的。”

特别是当她下午经过咖啡馆，看到年纪比自己小一轮的蒋斌，独自一人开着音响、坐在大树下、面对稻田发呆时，她更坚信他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特别喜欢这种放空的感觉。”蒋斌表示，他就随机听着系统推荐的音乐，喝点自己调配的饮品，偶尔抽上一根烟，看着天上的云时而聚拢，时而发散。

据不完全统计，像蒋斌所开的村咖在浙江省内就超过了2600家，相关从业人员近万人，其中40岁以下青年占比近七成。2025年，浙江将建设1000个村咖类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

若打开浙江的村咖地图，湖州的数量是最多的。此前，湖州市农业农村局携手全国首设咖啡本科专业的云南农业大学，共同创立乡村咖啡产学研合作基地，将为村咖标准的制定、青年与村咖的双向奔赴等方方面面出谋划策。

嘟米花园成了网红打卡点。（图源：小红书 @徐鸣）

年轻的主理人们对村咖的定位往往“不仅是卖咖啡的地方”。在2025年4月试营业的嘟米花园位于德清县金鹅山村，其主理人是“90后”的嵇宇婷和蔡吉。返乡的嵇宇婷将旧屋“改装”成兼具传统法式浪漫气质与田园生活气息的网红打卡点。在她的设想中，村咖更是一个有乡野趣味的会客空间。“希望金鹅山村也能从嘟米开始，让更多的旧屋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另一位让钱明华觉得有故事但还没被挖掘出来的，是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闵冠。设计师出身的他，原在美国做了五年的城市更新工作。看到职场发展的天花板和对重复性工作失去新鲜感后，他决定回国工作。

早在读研阶段，他就经常回国做乡村调研。2016年，他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浙江省内的近20个村庄，其中大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7年，他开始深度参与一个泛建筑类自媒体的运营，其间与上千个年轻人产生思想的碰撞与连接。这些经历让他在回国后，选择了聚集年轻人在乡村共创的赛道。

闵冠（右二）与共创伙伴组织“此山”拼贴诗活动。（受访者供图）

2024年，他在善琏镇含山村参与青年社区的运营。在清明节期间的“轧蚕花”活动中，他和团队为传统民俗增添了很多创意玩法，诸如裸眼3D灯光秀、实景互动NPC游园等。他们还在含山景区组织青年造节共创活动，通过展览、沙龙和集市等方式，吸引来自中国、美国、瑞士、意大利等地超过100位年轻人参与。

“青年来乡村不应该只有创业这一条路。有大量的年轻人关心乡村、愿意到乡村做事情，他们只是缺少机会和方式。”闵冠说道。

为愿意入乡的青年提供机会和方式，正是湖州长兴推行“青村合伙人”招募计划的初衷。该计划旨在吸引拥有技术、资源和管理运营、商业思维的青年，成为乡村的好产品、好风景等的“推介官”和“运营商”，已于2024年引进青创项目四百余个，引进入乡青年逾九千人。其中，“青村合伙人”首发地的小浦镇画溪村就通过流转整合村里零散用地，引进了1200万元的稻蛙项目和300万元的稻虾项目。

湖州长兴推行“青村合伙人”招募计划吸引众多青年入乡。（受访者供图）

而年轻人与乡村之间，往往隔着父母。即便是常与入乡青年打交道的钱明华谈到自己已参加工作的儿子时，也表示，“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他又回到农村，我的脸挂不住的。”

稍微停顿后，她又把自己代入返乡青年的父母角色，说：“如果现在我儿子说要回农村，我肯定说，好，但你要在农村干出一番比城市更好的事业。”

而这绝不是个例。2023年，“深蓝计划”招募了三百多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大学生，但流失率非常高。很多父母无法接受自己辛辛苦苦供养到大学毕业的孩子，居然跑去村里卖咖啡。

为了打消这些父母的疑虑，2024年元旦期间，程铄钦花费了七八十万元，邀请在职的127名大学毕业生的父母，前来安吉游玩，机票、酒店等费用全包。

“原来湖州的乡村是这样的！”这是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优美的生态环境、便利的交通网络、到位的就业服务等都让他们放心。

5

重生

在乡村与年轻人的互相凝望、彼此塑造中，新的社会肌理逐渐显影。从云南大理“游牧”过来的许崧和阿德正在安吉开展一场“社会试验”。在许崧看来，通过数字游民公社的孵化，试图打造一个开放且无边界的社区，不同于靠宗法或亲缘维系的传统乡村社区，也不同于靠企业发展带动形成的职工聚集社区，而是平权且多元化的“新移民社区”。

但他也清醒地知道，“这不是乌托邦。”

选择生活和工作在乡村的年轻人同样会有烦恼，需要面对质疑和不解、克服失望与孤单。这一不完美的进程，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宝贵的成长经历。黄彬彬认为，社会不妨对入乡的年轻人多一些包容，鼓励他们用多样化的方式融入乡村，而非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超高期待。

在乡村，闵冠不仅是创业者，也是实验者。青年社区的组织，给了价值同频的年轻人在乡村一起行动的平台，有的人做设计、艺术创作，有的人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有的人在探索社会创新、可持续议题。青年和乡村，并肩走上一条共同生长的道路。“我们需要这样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才能以人为本，重塑日常，创造乡村于新时代的公共和商业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闵艺萍在村里经营“不饮咖啡馆”之余，还积极参与组织青年乡创工作营。她希望能帮忙招募青年作家、艺术家和设计师等到村里组建工作室。黄彬彬也在做同样的事，她甚至跑到城里的集市上向手工艺人“推销”，还顺利让一位油画老师拖家带口入驻村里。

黄彬彬（中间抱狗者）及其团队。（受访者供图）

“乡村运营的本质是在培育一个新的乡村。”黄彬彬说，“要有风景、有人文、有生计，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与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

在她看来，一方面，浙江很多乡村的风貌，已经颠覆了大众对传统乡村的刻板印象，契合年轻人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另一方面，在物质丰盈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敢于去探索和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新实现方式，不再一窝蜂地往城市涌。

“先行者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在乡村形成一种新的职业选择和标准，让后来者看到更多的可能性。”